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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躺下后一直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好像有一会儿还坐在床沿上郑重其事地对自己说应该让萨姆另找个律师，好像还说过死刑对某些人来讲可能还是适用的，尤其是对他的祖父。他还奉劝自己应该立刻动身回芝加哥去并且再一次改名换姓。不过，那只是做了个梦而已，当他最后一次醒来时，太阳已经透过百叶窗把一道道光影撒在了他的床上。他凝视着天花板和环绕墙壁顶部的装饰线条，足足用了半个钟头的时间回味着克兰顿之行。今天恐怕又会是个工作到很晚的周末，还有大量的报纸和浓浓的咖啡。下午晚些时候他会去办公室，他的当事人只剩下十七天了。
他们那天回到公寓时莉已经喝下三瓶啤酒，到家后她便去睡了。亚当一直很仔细地留心着她，多少有些担心她会耍酒疯或醉得不省人事。但她一直睡得很安稳，很平和，整个晚上也没有听到她屋里有什么响动。
他早晨冲完淋浴后没有刮脸便走进厨房，他看到早晨煮的第一壶咖啡还剩了些底子。莉已经起来一会儿了。他叫着她的名字走进她的卧室，又很快地查看了阳台，接着又在公寓的各处转了一圈，她不在家里。星期日的报纸整整齐齐码放在书房的咖啡桌上。
他重又煮了一壶咖啡并烤了些面包片，然后拿着他的早餐来到阳台上。时间差不多已经是九点半，幸好天上有云，空气还不是那么令人窒息。这将会是个非常适合加班的星期天。他拿起报纸，先从第一版开始看起。
也许她去了商店或是办别的什么事去了。也许是去了教堂。他们之间还没有到互相留条的程度。但莉也并没有说过今天早晨会去什么地方。
他吃了一片抹着草莓酱的烤面包，突然间觉得一点胃口也没有了。报纸上都市版的第一页又登载了一篇有关萨姆·凯霍尔的文章，用的还是十年前的那张旧照片。文章对过去一周的进展作了一番很饶舌的总结，结尾是一张年表，记载着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所发生过的重要事件的日期，在一九九○年八月八日那天还装腔作势地打了个问号，意思是在问死刑会不会在那一天执行。很明显，该报社的版面可供托德·马克斯敞开使用，因为这篇文章完全是老生常谈。令人不安的是文章中引用了密西西比大学一位法学教授所说的话。那名教授是个宪法事务方面的专家，曾经参与过多起死刑案的审理。教授夸夸其谈地发表了一大通意见，他在最后说道萨姆这只鸭子已经到了揭锅的时候了。他仔细研究过有关档案，实际上多年来他一直都留心此案的发展，他认为萨姆基本上已经用不着再瞎忙活了。他解释说对许多死刑案例而言有时也会在最后关头出现奇迹，那是因为当事人在上诉和定案的过程中请了很蹩脚的律师。在这种情况下，像他这样的行家往往能使事情有所转机，因为他们这一类人是如此的英明伟大，能够发现一些被平庸的律师们所忽略的争点。但遗憾的是萨姆的案子完全属于另外一种情况，因为他的那些来自芝加哥的优秀律师已经为他作了天衣无缝的辩护。
有关萨姆上诉的事宜一直处理得非常得体，而且直到目前还在有条不紊地进行。那位教授很明显是个狂热的赌徒，他提出以五比一的赌注打赌这次死刑会在八月八日如期执行。为了佐证他说的这些话和提出的打赌条件，他把自己的照片也同时登在了报纸上。
亚当突然感到有点紧张。在他看过的死刑案例中，有不下十几个都是当事律师在最后一刻才抓住了以前从未发现过的救生索，并且说服了法官听取他们新的陈述。在那些出色的案例中不乏这一类的事情，而那些未经发现或者说未经发掘出的潜在的法律争点往往是在另外的一些律师介入以后从全新的角度着眼才被找出来的。但有一点让那位法学教授说中了，萨姆是个幸运儿，尽管他很瞧不上库贝法律事务所的律师，但他们却为他提供了堪称一流的辩护。现如今无疑是大势已去，可供亚当自己提出的只是一些毫无希望的请求，人们把这一类请求称作临刑前的逃生上诉。
他把报纸丢在木地板上，起身进屋去斟些咖啡。进屋时拉门响起一声蜂鸣，这是新的保安系统发出的声音。上次保安系统失灵并神秘地丢失了一些钥匙后，于上周五重新安装了保安系统。当时并没有发现丝毫破坏的痕迹，由于这个公寓小区的保安措施很严密，再加上威利斯自己也搞不清楚他到底为每个公寓单元各保留了几套钥匙，所以孟菲斯警方认定是拉门没有锁好而且由于不明原因被打开了。亚当和莉对这件事也没往心里去。
他无意中碰到了洗涤槽旁的一个玻璃酒杯，杯子掉落在地上碎裂开来，玻璃碎片散落在他的光脚周围。他小心翼翼地踮着脚到餐室去取扫帚和簸箕，然后仔细地把玻璃碴扫到一起倒进洗涤槽下面的垃圾桶里，总算没有把脚划伤。这时有什么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慢慢把手探进黑色的塑料垃圾袋中，在玻璃碎片和尚有些温热的咖啡渣中摸出一只玻璃瓶。原来是只一品脱装的伏特加酒瓶。
他把瓶子上的咖啡渣擦去，仔细看着上面的商标。这只垃圾桶不是很大，通常隔一天就要清倒一次，有时每天都要倒。此时桶里已装了有一半的样子，所以这只瓶子放进去的时间不会很长。他打开冰箱寻找昨天剩下的三瓶啤酒，本来一共买了六瓶，她在路上喝了两瓶，回到家后又喝了一瓶。他记不得啤酒瓶放在了什么地方，但冰箱里没有，厨房、书房、浴室和卧室的废弃物中也没有发现。他越找越坚定了把它们找出来的决心。他又看了餐室、杂物室、衣橱、碗柜。他一边翻着她的衣橱和抽屉一面有一种做贼的感觉，但他仍不顾一切地找着，因为他吓坏了。
最后总算在她的床下面找着了，当然已经喝得一滴不剩，而且是很小心地藏在一个耐克鞋盒子中。三只空的海尼根啤酒瓶整整齐齐地码在盒子里，像是要作为礼物寄送给什么人似的。他坐在地板上仔细打量着那些瓶子，是刚刚喝完不久的，瓶底还滚动着几滴残液。
他估计她的体重大概有一百三十磅左右，身高有五英尺六七的样子，身材很苗条但还算不上太瘦。她的身体绝对经不起这样的喝法。她昨晚睡得很早，大约在九点左右，她在夜间一定悄悄到卧室外面去拿过啤酒和伏特加。亚当靠在墙上，心潮剧烈起伏着。她一定费了不少心思把这几只绿色的瓶子隐藏起来，但她也知道早晚会给逮着，她一定知道亚当以后会找寻这些瓶子。为什么她不太在乎那只伏特加小酒瓶呢？为什么她把它藏在垃圾里，而把这些啤酒瓶藏在床底下呢？
他马上意识到自己是在分析一个正常人而不是一个喝醉的人。他闭上眼睛，后脑勺在墙壁上轻轻点着。他刚刚拉她去了福特县，去了墓地，去重温了一次昔日的恶梦，一路上她一直把面部藏在太阳镜后面。两个星期以来，他一直缠着她讲述家里的秘密，昨天听到的那些事对他打击很大。不知为什么，他觉得自己需要了解这些事，也许他是想弄明白他的家族为什么会是如此的奇怪、凶暴和充满仇视心理吧。
眼下他第一次意识到也许事情还要复杂得多，决不会仅仅限于他听到过的那些支离破碎的家事。也许那对每一个相关的人都是件很痛苦的事。为了使莉的情绪能够保持稳定，他那有些自私的好奇心似乎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了。
他把鞋盒子重新放回原处，又把伏特加酒瓶扔回垃圾桶，然后他很快地穿好衣服离开了公寓。他向门卫问了莉的去向，根据记事簿上的记载，她是在八点十分出去的，差不多已经有两个小时了。
芝加哥库贝法律事务所的律师们在周日到办公室工作已养成习惯，但孟菲斯分部的人们却对这种做法颇有微词。办公室里只有亚当一个人，但他还是把门锁上。他拿出联邦政府制定的人身保护法，很快便沉浸在扑朔迷离的法律大地之中了。
不过，他很难使自己精力集中，一直是时断时续。他心里挂念着莉，也忘不掉对萨姆的痛恨。下一次在死牢隔着金属隔板与他见面将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可能就在明天吧。他是那样的虚弱、苍白、皱纹密布，无论怎样讲都应该得到他人的一点同情。他们的最后一次谈话说的是埃迪，谈话结束后萨姆要他以后别再谈家里的事，他目前的心事已经够多，让一个死囚去面对自己过去所犯的罪孽毕竟不是件很公平的事。
亚当不是个传记作家，也不是研究家族史的学者。他不曾受到过社会学和精神分析学方面的训练，而且，可以坦白地讲，他眼下很不情愿深究凯霍尔家族那神秘的过去。他只是名律师，而且是个新手，但他毕竟是一名辩护律师，他的当事人需要他。
现在是履行法律职责的时候，还是把家族史放一放吧。
十一点半时，他给莉拨了电话，只听到振铃声却没有人接。他在录音电话上留了言，告诉她自己所在的位置并请她回电话。在一点钟和两点钟时，他又拨了两次，仍然没人接。当他正在准备一份诉状时电话铃响了起来。
话筒里传来的并非莉的悦耳声音，而是F．弗林·斯莱特里法官大人那急促的语调。“是的，霍尔先生，我是斯莱特里法官。我认真考虑了这件案子，我将驳回所有减刑的请求，包括你提出的缓期执行死刑的请求，”他显得有点洋洋自得地说，“原因很多，不过，我们现在不细谈，我的秘书会马上通过传真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你很快就会收到。”
“好的，先生，”亚当说。
“你需要尽快提出上诉，最好明天一早就办。”
“我正在起草诉状，大人，实际上已经差不多要写完了。”
“很好，这么说，你已经估计到了。”
“是的，先生。星期二从你办公室出来我就开始准备上诉了。”亚当真想给他几句厉害的，他毕竟是远在二百英里以外。但他终归是联邦法官，亚当很清楚，没准哪一天，他还会需要这位大人。
“祝你好运，霍尔先生，”斯莱特里说完挂上了电话。
亚当围着桌子绕了不下十来圈，然后，他注视着屋外淅淅沥沥的小雨落在下面市场的顶棚上。他默默地诅咒着那些联邦法官们，尤其是斯莱特里。接下来他重新回到电脑前凝视着屏幕继续找他的灵感。
他不停地敲着、读着、斟酌着，一会儿打印，一会儿又望着窗外，幻想着能有奇迹出现，一直到天色黑了下来。他就在这半梦半醒之中打发掉了好几个小时，而他之所以要工作到八点的缘由之一却是希望莉有足够的时间回到公寓去。
家里还是不见她的影子，门卫说她根本就不曾回来过。录音电话里没有留言，当然他自己的除外。他用微波炉爆了些玉米花权充晚饭，又看了两部电影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