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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在吗？”亚当明知结果，还是盼着那老浑蛋或许一觉没醒来死了。
“当然在。不过我想他在着急呢。昨晚十点了埃米特还在打电话。我们已经拉到了票，罗森明白这一点。”古德曼步履轻松地走出门不见了。
八点十五分，主席宣布开会，声称出席人符合法定有效人数。解聘亚当是唯一的议题，也是开这次特别会议的唯一原因。埃米特·威科夫首先作了十分钟精彩发言，讲述亚当是个多么出色的人才。他站在桌子一端面对一排书架侃侃而谈，就像在试图说服一个陪审团。十一名委员起码有半数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他们不是在浏览文件就是在日历上勾改着自己的日程。
加纳·古德曼第二个发言。他把萨姆·凯霍尔的案子迅速扼要介绍了一遍，并把萨姆很可能会在三周后被处决的评估意见如实提交委员会考虑。接着他把亚当吹嘘了一通，说他或许在没有透露他与萨姆的祖孙关系上有错，但那有什么了不起。那是当初，这是现在，眼看你的当事人就剩三个星期可活的时候，现在可就重要得多了。
没有一个人对威科夫和古德曼提问。问题显然都留着给罗森了。
律师有长久持续的记忆力。你今天妨碍了他，他可以耐心地等上许多年之后再伺机报复你当日的关照。丹尼尔·罗森在库贝法律事务所积怨颇多，作为主管合伙人，他正在收获当初撒下的怨果。多年来他把人们，他自己手下的人，踩在脚下。他是暴徒、骗子和恶棍。在他事业辉煌之时他是事务所的核心与灵魂，对此他十分清楚。没人能与他抗衡。他欺辱年轻的助手，虐待其他的合伙律师。他践踏委员会的决定，漠视事务所的政策，偷偷夺去库贝法律事务所其他律师的客户。而现在，他的律师生涯已是江河日下，该是他结账的日子了。
他发言不到两分钟就首先被一个年轻的合伙律师打断，这人常和埃米特·威科夫一起骑摩托车。发言被打断时罗森正踱着方步，像在他春风得意的日子里那样面对听众满堂的法庭进行表演。没等他反唇相讥，另一个问题便向他袭来。他才想起对前两个问题如何作答，第三个问题却又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辩论进行着。
三位提问者通力合作，颇见成效，看来是经过练习的。他们轮番针对罗森的要害毫不留情地提问。不到一分钟罗森就诅咒并肆意辱骂起来。他们一致保持冷静。每人面前都摆着拍纸簿，上面看样子是一长串要提的问题。
“利益冲突在哪里，罗森先生？”
“律师当然可以代理自己的家人打官司，是吧，罗森先生。”
“难道求职申请表上特别问过霍尔先生是否本事务所代理了他的家人吗？”
“你是否有什么理由反对事务所出名，罗森先生？”
“为什么你认为出名不好，罗森先生？”
“你家里要有人关在死监你会努力去帮助他吗？”
“你对死刑有什么看法，罗森先生？”
“你是否因为萨姆·凯霍尔杀了犹太人就暗自盼着看到他被处死？”
“你不认为你这是在背后袭击霍尔先生吗？”
这不是个令人愉快的场面。在芝加哥近年的历史上，有一些在法庭中取得的大胜利是非罗森莫属的。可是现在他却由于一场毫无意义的争斗当着一个委员会受此奇耻大辱。没有陪审团。没有法官。只有一个委员会。
他脑子里从没想过退却。他继续逼进，嗓门越来越大，言辞越来越刻薄。他的驳斥和尖酸的回答渐渐变成了针对个人，他对亚当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
他这样做是个错误。其他人也加入了论战。不久，罗森就像一头离狼群只有数步之遥的猎物，身负重伤依然在左冲右杀。当形势已经明朗，他已不可能在委员会获得多数支持时，他才放平调门，恢复了镇静。
他重整精神平静地对双方的辩论进行总结，关照大家注意道德上的问题，避免给外界一个不好的印象，律师们在法学院所学的那一套只用于论战中彼此攻击而平常并不随便使用。
罗森结束了讲话，一阵狂风般出了房间，脑海里记下了那些胆敢质问他的人。一回到他办公桌前他就会把他们的名字记录在案，有朝一日，哼，有朝一日他一定要对此有所表示。
除了咖啡壶和空的杯子，桌上的文件、拍纸簿以及电子设备统统不见了。主席宣布投票。罗森得到五票，亚当六票。于是，人事审议委员会立即自行散会，大家纷纷离去。
“六比五？”亚当重复着，望望古德曼和威科夫如释重负但无笑容的脸。
“标准的压倒优势，”威科夫挖苦说。
“可能更糟糕呢，”古德曼说，“你可能丢了饭碗呢。”
“为什么我不乐得发狂？我是说，差那么一票我就成了隔年黄历。”
“实际上不见得，”威科夫解释道，“开会前我们就算过票数。罗森也许有两个坚定的支持者，但其他人投他的票是因为知道你保准赢。你不知道昨晚的拉票有多激烈。这回罗森可完了。他再过三个月就得走人。”
“也许还要快，”古德曼添了一句，“他是一门乱开火的大炮。人人都烦他。”
“包括我，”亚当说。
威科夫瞟一眼他的表。已经八点四十五分，他九点得到庭。“瞧，亚当，我得走了，”他边说边把外衣扣好，“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孟菲斯？”
“可能今天。”
“我们一起进午餐吧？我想同你谈谈。”
“成。”
他打开门，又说：“好极了。我的秘书会打电话给你。我得快走。再见。”随后他就走了。
古德曼也突然瞟了一眼表。他的表比起事务所里真正的律师来要慢得多，不过他确实也有个约会要赴。“我得去办公室跟人见面。我会与你们一块儿进午餐。”
“差一票，”亚当重复着，对着墙壁直发呆。
“得啦，亚当。并没有那么险。”
“感觉上可真险。”
“听着，你离开前我们需要花几个钟头一起谈谈。我想听听萨姆的情况，明白吗？咱们就从午餐时开始谈。”他打开门走了。
亚当坐在桌上，摇着头。
二十五
孟菲斯办事处的贝克·库利和其他律师对亚当的突然离职和很快又复职一事似乎一无所知。他们对他的态度一如既往，也就是说那些人仍然谨守着自己的小圈子，从不光顾亚当的办公室。他们对亚当并非很无礼，他毕竟也来自芝加哥。不得已时，他们也会笑脸相迎，如果亚当乐意的话，他们甚至还会在走廊里同他聊上片刻。不过，他们都是些大公司的法律顾问，穿着浆得笔挺的衬衣，软绵绵的双手从不习惯于那些刑事案件的肮脏污秽。他们从不到监狱和囚室一类的地方去拜会当事人，也从不和警察、起诉人和那些古怪易怒的法官们打交道。他们的办公地点通常是在办公桌的后面抑或是桃花芯木会议桌的周围。他们的时间都花在同当事人的谈话上，这些来向他们咨询的当事人每小时要向他们支付数百美元。除了谈话以外，他们就去打电话，或者是同其他的律师、银行家和保险商们共进午餐。
报纸上的消息已足以使整个事务所变得愤懑不已。大部分律师都因为看到自己事务所的大名同萨姆·凯霍尔这类人搅在一起而感到很难堪。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还不知道芝加哥总部担任他的代理已达七年之久。眼下朋友们都开始向他们打听，别的律师也都拿他们打趣，妻子们在园艺俱乐部茶会上受到羞辱，姻亲们突然间都对他们经办的法律事务产生了兴趣。
很快，萨姆·凯霍尔和他的孙子就成了孟菲斯办事处的一件令人头痛、但谁也奈何不了的事。
亚当对此亦有所感触但并不很在意。他的办公室只是暂时的，至多用三个多星期的时间，一天也不会再多。星期五早晨他从电梯出来时没理会那个突然忙于整理杂志的接待员。他同自己的秘书打了声招呼，这位名叫达琳的年轻女子递给他一张电话留言条，电话是《孟菲斯报》的托德·马克斯打来的。
他拿着那张粉红色的留言条走进办公室后便随手丢进了废纸篓里。他把外衣挂到衣架上，然后开始把文件一一取出，摆满了桌子，其中有他在往返芝加哥的路上所做的笔记和他从古德曼的档案中借阅的一些同类的诉状以及联邦法院最近作出的十几份裁决。
他很快便沉浸在法律条文与策略之中，芝加哥的事渐渐地抛在了脑后。
罗利·韦奇从通向市场的前门进了布林克利广场大厦。他方才一直很耐心地在路边小咖啡店的桌旁等候着，直到那辆黑色的绅宝轿车出现并拐进了附近的一个车库。罗利·韦奇穿一件白色衬衫，打着领带，下身是一条泡泡纱的便裤，足登休闲平底便鞋。他口中啜饮着冰茶，眼见着亚当顺着便道走进了大厦。
韦奇在空荡荡的大厅里查找着公司名录。库贝法律事务所位于三楼和四楼。大厅里有四个模样相同的电梯，他进了其中一个去往八楼。出了电梯到了一个很狭窄的门厅，门厅的右手是一家挂着黄铜制名牌的信托公司，左手是一条过道，两侧是一扇扇通向各类公司的门，饮水池的旁边有一扇门通往楼梯。他又漫不经心地从八楼上一路走下来，边走边检查着所经过的各扇门，途中一个人也没有碰到。他重新走进大厅，随即上了另一个去往三楼的电梯，里面只有他一个人。他走出电梯，对那个仍在忙着整理杂志的接待员笑了笑，准备上前向她询问方才那家信托公司的办公地点，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女接待员于是忙着去接电话。一道双开玻璃门将接待区与通往电梯的门道分隔开来。他又乘电梯上了四楼，迎面是一道同样的玻璃门，只是没有接待员。门是锁上的，在门右侧的墙壁上有一块带有九个数码键的编码门锁面板。
他听到有人声传来，便闪身进了楼梯井，楼梯井两侧的门都不带锁。他等了片刻，然后又悄悄进了门并到饮水池边喝了好一阵的水。这时电梯门开了，一个穿卡其裤蓝色运动衣的年轻人一阵风似地从里面出来径直走向库贝法律事务所的大门，他一侧的腋下夹着个纸盒，右手拿着一本厚厚的书，边走边大声哼着歌，根本没有留意跟在身后的韦奇。他来到门前站定，小心翼翼地把手里拿的法律书搁到纸盒上，腾出右手去按门键。7、7、3，他每按一个键，面板锁便发出一声蜂鸣。他身后不远处的韦奇从他的肩头望去，将编码一一记在心里。
年轻人又一把将书抓在手里，正待转身时，韦奇不失时机地抢前一步和他轻轻撞到一起，嘴里还随口说道：“见鬼！对不起！我不是——”他边说边后退一步，一面看了看门上的牌号。“这不是河湾信托公司，”他嘴里说着，脸上露出迷惑不解的神情。
“不是，这里是库贝法律事务所。”
“这儿是几层？”韦奇问道。正在这时听到一声响动，门锁打开了。
“四层，河湾信托公司在八层。”
“对不起，”韦奇又一次道歉，显出一副很窘的可怜相，“一定是坐错了电梯。”
年轻人皱皱眉，又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