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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是违背宪法的行为。这种行为在诉讼中不止一次被作为死监对犯人进行虐待的例证提出。
萨姆与那只小虫英雄所见略同，也不再理会剩下的早餐。他边喝咖啡边盯着地面。
九点半，巡视警官帕克来监舍找萨姆。他放风的时间到了。雨早已停歇，太阳灼烤着密西西比三角洲。帕克带了两名警卫和一副脚镣。萨拇指指那锁链，问道：“它们是干嘛用的？”
“为了安全，萨姆。”
“我只是出去玩玩，不是吗？”
“不，萨姆。我们准备带你去法律图书馆。你的律师希望在那儿见你，那样你们谈话时身边好有法律书籍可查。好了，转过身。”
萨姆双手伸出门上的开口。帕克松松地给他铐上，然后开了门，萨姆迈进走廊。警卫蹲下给他上脚镣时萨姆问帕克：“我的放风怎么着了？”
“什么怎么着了？”
“什么时候让我放风？”
“过后放。”
“你昨天就这么说，结果就没给我放风。你昨天骗了我，你今天又在骗我，我要起诉你。”
“诉讼需要花好长时间，萨姆。要几年工夫呢。”
“我要求和狱长谈话。”
“我肯定他也想和你谈谈，萨姆。你现在到底想不想见你的律师？”
“我有见律师的权利，也有放风的权利。”
“别使坏，帕克！”汉克·亨肖从不到六英尺处大声嚷起来。
“你骗人，帕克！你骗人！”J．B．古利特从另一边帮腔。
“别激动，孩子们，”帕克冷静地说，“我们会照顾好老萨姆的。”
“是呀，要是有办法，你今天就会送他进毒气室，”亨肖吼叫着。
脚镣上好了，萨姆脚步蹒跚地回囚室取了一个卷宗。他把卷宗夹在胸前，在身边的帕克和身后两名警卫的陪同下，趔趔趄趄地朝监舍外走去。
“别轻饶他们，萨姆，”亨肖在他们离开时喊叫着。
在离开监舍的路上，声援萨姆的吼声和反对帕克的嘘声此起彼伏。他们通过了几道栅门，终于把A排监舍抛在了身后。
“狱长指示让你今天下午放风两小时，而且今后每天都是两小时，直到办完它为止，”在他们慢慢走过一条不长的过道时帕克说。
“直到办完什么为止？”
“那个事呗。”
“哪个事？”
帕克和多数警卫都把行刑称之为“事”。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帕克说。
“告诉狱长，他可真是招人疼。并且问问他如果那事办不成了我还是一天放风两小时，如何？你去问他时，还要告诉他我认为他是个狗娘养的骗子。”
“他已经知道了。”
他们在一道栅墙前停下等待开门。他们过了这道门，又被两个警卫拦在门口。帕克迅速地在登记夹上注明了情况，随即出门朝等在那儿的一辆白色面包车走去。警卫抓住萨姆的胳臂把他连同脚上的链子一起从侧门拽上车。帕克坐在司机旁的前座上。
“这东西有空调吗？”萨姆朝把车窗拉下的司机厉声问。
“有，”司机一边从严管区门前往后倒车，一边说。
“那就把那该死的东西打开，成吧？”
“住嘴吧，萨姆，”帕克口气不太坚定。
“关在一个没有空调的洞穴里整日流汗就够糟糕的，不过坐在这儿给闷死更是愚蠢之极。把那该死的东西打开。我有我的权利。”
“深吸一口气，萨姆，”帕克故意拖长腔调并向司机挤挤眼。
“你将为此付出代价，帕克。你会后悔你说了这话。”
司机打开一个开关，冷气开始吹起来。面包车又通过一道双重门，然后离开死监顺着一条土路缓缓前行。
尽管铐着手脚，这段短程外出旅行还是使他心神为之一爽。萨姆停止了抱怨，当即不再理会车上的其他乘客。雨水积十九
波浪滚滚的麦田绵延数里，地势至山脚开始逐渐升高。田野尽头巍巍的远山连成一线。一个占地一百多英亩的纳粹据点坐落在田野上方蜿蜒延伸的山谷里，背靠着犹如屏障的层层山峦，俯视着面前方圆数里的景色风光。营地周围的铁丝网都被树篱和灌木丛所遮掩。其射击场和格斗训练场也同样加以伪装，以防范空中侦察。地面上只有两座不惹眼的小木屋，从外面看上去样子就像供钓鱼人用的屋子。但是在木屋下面，深藏在山底下，有两个升降机井通向一座由自然洞穴和人工洞穴组成的迷宫。宽得足够让高尔夫车过去的通道将四面八方十二个不同的房间连起来。其中一间用作印刷厂。两间储藏武器弹药。较大的三个房间用作居室。还有一间小图书室。中央大厅是最大的一间，那是一座高四十英尺的洞穴，专供成员们集会讲演和看电影。
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据点，有可以通过卫星接收世界各地电视新闻的碟形天线，有与其他据点连接以迅速交流情报的电脑，有传真机、蜂窝式电话，以及各种眼下最时髦的电子设备。
据点每日收到的报纸不下十种，报纸都被送到图书室隔壁房间里的一张桌子上，由一个叫罗兰的人先过目。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据点里，和他一起住的还有其他几个负责维修这个地方的人。报纸从城里送来时通常是上午九点左右，罗兰给自己冲上一大杯咖啡然后便开始阅读。这并不是打杂的活计。他曾经多次周游世界，会讲四种语言，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如果有哪则报道引起他的注意，他就做个记号，过后把它复制一份并送去输入电脑。
他的兴趣则有点特别。他很少看体育版，从不看征聘广告。对时装、风尚、生活、吹捧文章，以及有关的版面他只是大致浏览一下，并无好奇心。他收集的报道都和那些与他的组织相类似的团体——雅利安、其他纳粹组织及三K党之类有关。近来他在许多来自德国和东欧的报道上作了标记，颇为法西斯主义在那些地方的兴起而激动。他讲得一口流利的德语，每年至少在这个伟大的国家住上一个月。他留心那些政治家的动向，注意他们对仇恨罪行的深切关注及他们对像他的组织这样的团体的权利加以限制的意图。他监视最高法院，跟踪他们对在美国的光头党的审判及他们对三K党徒的迫害折磨。
他平常每天上午花两个小时获取最新消息，决定哪些报道应当留作将来参考。这是例行公事，但他却觉得其乐无穷。
这天早上的情形有所不同。当头一眼看到一家旧金山日报在头版上刊登了萨姆·凯霍尔的一张年代久远的照片时他就知道事情不妙。这篇报道只有三段，但已经把这条全美最老的死监犯人将由其孙子担任代理律师的热门新闻交代得一清二楚。罗兰读了三遍才相信自己的眼睛，然后便在上面作了标记准备保留。一小时过去后，他已经看到五六篇同样的报道。有两张报纸都登了年轻的亚当·霍尔那张昨天出现在《孟菲斯报》头版上的快照。
罗兰跟踪萨姆·凯霍尔的案子已经多年，跟踪原因也不止一个。其一，像这种有关一名年老的六十年代三K党恐怖分子在死监等待赦免的案子平常就是他们的电脑所感兴趣的那种类型。关于萨姆的打印材料已经有一英尺之厚。尽管罗兰并不是律师，他却与司法界普遍的意见一致，认为萨姆的上诉已到穷途末路，他这回难逃一死。这样的结果倒正中罗兰下怀，不过他把自己的看法藏在心里。萨姆在白人至上主义者看来是个英雄，而且罗兰自己的那一小伙纳粹分子也已受邀参加临刑前的示威活动。他们与萨姆没有直接联系，因为他从不给他们回信，但他是一种象征，他们要利用他的死大做文章。
罗兰姓福钦，有蒂博多一带卡琼家族的血统。他没有社会安全号码，从不报税，在政府看来他根本就不存在。他有三本伪造精美的护照，其中一本是德国的，另一本据说是由爱尔兰共和国签发的。罗兰出入国境，通过验证检查毫无困难。
罗兰的众多化名中另有一个名字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从未向别人透露过，那便是罗利·韦奇。一九六七年，在克雷默爆炸事件之后他逃离美国，曾在北爱尔兰居住，后来还在利比亚、慕尼黑、贝尔法斯特和黎巴嫩住过。为了观察对萨姆和道根的审判，他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曾两次短期返美。那时他已经有完备的证件可以自由旅行了。
这以后他还有数度短期返美，每回都是为了处理凯霍尔一案的混乱局面。不过随着时光流逝，他对这事已不再那么担心。为了传播纳粹主义的信息，他搬进这个地堡已有三年。他不再把自己视为三K党徒。如今他已是个自豪的法西斯分子。
在结束上午的阅读时，他在十份报纸中发现有七份登了有关萨姆的报道。他把这些报纸放进一只金属筐，然后决定上去看太阳。他给他的泡沫塑料杯里加了咖啡，乘电梯上升八十英尺来到一座木屋的门厅。今天是个好天，天气凉爽，阳光灿烂，万里无云。他顺着一条羊肠小道朝山上走去，不到十分钟就可以俯瞰到下面的山谷。远处是无边的麦田。
对萨姆的死，罗兰已经梦想了二十三年。他俩共有一个秘密，只有萨姆被处死才能把这个沉重的负担卸去。他非常敬佩这个人。萨姆不像道根，他坚守了自己的誓言，始终没有说出来。历经三次审判，几度更换律师，无数次的上诉及提审，萨姆从未屈服过。他是个可敬的人，可罗兰却要他死。啊，是的，在头两次审判期间他迫于无奈曾递话威胁萨姆和道根，不过那已过去好久了。道根在压力下崩溃了，他招了供并作证指控萨姆。于是道根便死了。
这个小伙子让他不安。和所有别的人一样，罗兰也失去了萨姆的儿子及其家人的线索。他知道那个在孟菲斯的女儿，但那个儿子却失踪了。可是现在这个——这个来自一家财力雄厚的大犹太律师事务所的相貌英俊、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律师无端杀出来，准备搭救他的祖父。罗兰对行刑的情况有充分了解，所以他理解律师们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都会尝试各种办法解救自己的当事人。萨姆要是会吐口，就是现在这种时候，而且会在他孙子在场的时候说出。
他把一个石子扔下山坡，看着它跳出了自己的视野。他必须走一趟孟菲斯。
星期六对芝加哥的库贝法律事务所来说所代表的只不过是又一个辛苦的日子，但在孟菲斯分部情形却轻松一些。亚当九点到办公室时发现另外只有两名律师和一名助理在工作。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拉下了百叶窗。
他和萨姆昨天一起工作了两小时，到帕克带着脚镣手铐回到法律图书室时他们已经在桌上摆满了几十部法律书和律师的记事簿。帕克不耐烦地等着萨姆慢条斯理地把书放回书架。
亚当重新看了一遍他们的笔记。他进入电脑着手自己的研究分析，又对诉状作了第三次修改。他已经给加纳·古德曼传真了一份诉状，后者修改后又传了回来。
古德曼对此项申诉是否能在听证时得到公正对待并不乐观，不过案子进行到这一步上已没什么可损失。万一联邦法院果真举行紧急听证会，古德曼已准备好就梅纳德·托尔的受刑情况出庭作证。他和彼得·韦森伯格目睹了这次行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