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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在这场比赛中他似乎是要失败了。
那个通过一项犯人权利诉讼而取得帕契曼监狱管辖权的联邦法官曾经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对基本的惩治办法进行了全盘修正。他仔细界定了犯人的权利，对区区细节也作了规定，诸如死监的每间囚室的面积和每个犯人可以拥有的钱数。最高数额是二十美元。规定中将其称之为“现金”，并且只能来自于外援。死刑犯不许干活挣钱。幸运的人每个月从亲友那里得到一些钱。他们可以到设置在严管区中央的小卖部把钱花掉。在这里，饮料、糖果、小吃和香烟都有各自的外号。
大多数犯人得不到外界的接济。他们只好搞实物交换，攒够钱就去买烟叶，回来用薄纸卷起来慢慢抽。相比之下萨姆的确是个幸运的人。
他坐下来，又点起一支烟。
“你为什么在审判时不出来作证？”他的律师隔着玻璃问他。
“哪次审判？”
“问得好。前两次审判。”
“没有必要。布雷泽顿挑的陪审员都不错，一律是白种人，明事理、富于同情心。我知道这些人不会给我定罪，所以没有上去作证的必要。”
“最后一次审判呢？”
“那一次情况有点复杂。凯斯和我商量了许多次。他起初认为那样或许会有帮助，因为我可以向陪审团解释我的意图。我本不打算伤害任何人，等等，以及那枚炸弹本来是计划在早晨五点爆炸的。不过我们知道法庭上的盘问是很讨厌的。法官已经裁定，为证明某些事可以讨论其他几起爆炸案。我会被迫承认实际是我安置的炸弹，整整十五根炸药，用来杀人自然是绰绰有余的。”
“那你为什么不去作证？”
“因为道根。这个撒谎的浑蛋告诉陪审团我们的计划就是杀死那犹太人。他是个非常有力的证人。我是说，想想看，由密西西比州三K党的前任魁首出来控告他自己手下的一个人。那可是十分有说服力的证据。陪审团欣然信之。”
“道根为什么说谎？”
“道根发疯了，亚当。我是说他真疯了。联邦调查局跟踪他十五年——窃听电话，监视他老婆的活动，骚扰他的亲戚，恐吓他的孩子，夜间不分早晚随时可能去敲门。他日子过得真惨，老是有人在监视窃听。后来，由于他的草率，国内税务局乘虚而入。他们，还有联邦调查局，告诉他他会被看管三十年。道根在这种压力下崩溃了。我听说在我受审后他被送走一段时间。你知道的，是送到了精神病院。经过治疗，他回了家，不久就死了。”
“道根死了？”
一口烟吐了半截，萨姆愣在了那里。从他嘴里冒出来的烟经过他的鼻子袅袅从他眼前上升。此刻那双眼睛正透过窗口不相信地望着自己的孙子。“你不知道道根的事？”他问。
亚当闪电般回忆着他所收集并编目的无数文章和报道。他摇摇头。“不知道。道根发生了什么事？”
“我以为你了解一切呢，”萨姆说，“我当你把有关我的一切事情全记下来了。”
“我知道不少有关你的事情，萨姆。我实际上对道根并没在意。”
“他是在房子失火时烧死的。他跟他老婆。一天夜里，他们正睡着觉，煤气管里的丙烷气开始泄漏。邻居们说就像炸弹爆炸一样。”
“什么时候出的事？”
“恰恰在他指证我一年之后的同一天。”
亚当想把这情况记录下来，但是手里的笔没动。他端详着萨姆的脸，想从中找到一点线索。“恰恰一年？”
“不错。”
“真是个奇妙的巧合。”
“当然我是在这里面，不过我还是零零星星听到关于此事的一些情况。警方认定这是偶然事件。事实上，煤气公司似乎还因此被控告。”
“那么你不认为他是被谋杀的？”
“我当然认为他是被谋杀的。”
“好。是谁干的？”
“联邦调查局事实上来这里问了我一些问题。你能相信吗？联邦调查局居然把手伸到这里来了。从北方下来两个小伙子。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到死监来，亮出他们的身份，与一位活生生的三K党恐怖分子见面。他们害怕得要命，连自己的影子都怕。他们问了我一个小时的傻问题之后就离开了。从此音讯全无。”
“谁会去谋杀道根呢？”
萨姆咬着过滤嘴，用力吸进最后一口烟，边在烟灰缸里把烟头掐灭，边把这口烟吐过隔板。亚当动作夸张地把烟挥开，但萨姆没睬他。“好多人，”他咕哝着说。
亚当在记录的空白处注明以后再谈道根的事。他得先行研究一下，而后再在将来哪次谈话时乘其不备提出来。
“即便只是为了辩解，”他边写边说，“你似乎也该上台去作证反驳道根。”
“我差点就上台了，”萨姆有些后悔地说，“审判最后一天的前一晚，凯斯、我及他的助手——我记不起她的名字了——对我是否应当上台作证的问题一直讨论到半夜。但你想想看，亚当。那样一来，我将被迫承认是我安置的炸弹，而且炸弹上还装了延迟爆炸的定时装置，我还得承认参与了其他的爆炸活动，承认事务所爆炸时我正在马路对面。再者，检方已经清楚地证明马文·克雷默是打击的目标。见鬼，我是指他们把联邦调查局的电话录音放给陪审团听了。你应该听过的。他们在法庭上安装了扩音器，把录音机放在陪审团前的一张桌子上，好像那是一颗未爆炸的炸弹。然后就听到道根在电话上对韦恩·格雷夫斯的讲话，他的声音有些刺耳，但很清晰。他讲了炸掉马文·克雷默办公室的种种理由，并且夸大其辞地说他将派遣他的小组——指的是我——到格林维尔去照管有关事宜。录音带上的声音听上去就像地狱里的鬼叫，陪审团仔细地听着每个字，显然留下了深刻印象。接下来自然还有道根的亲口证词。假如我在这种时候上去作证，试图让陪审团相信我并不是坏人，肯定显得十分滑稽。麦卡利斯特能把我活吃了。所以，我们决定我还是不应上台。回想起来，那一决定是错误的。我应该出来讲话的。”
“不过，你是在你的律师的劝告下才没去讲的。”
“听着，亚当，你如想以协理不力为由攻击凯斯，还是赶紧算了吧。我抵押了我所有的财产，支付凯斯很高的报酬，而他也是尽职的。古德曼和泰纳很早就曾考虑过追究凯斯的过失，但他们发现他作为代理律师没有任何失误。你就别再动这个脑筋了。”
库贝法律事务所的凯霍尔档案中起码有两英寸厚是对凯斯的代理所做的研究和记录。审判时法律顾问的协理不力是死刑上诉常用的论据，然而在凯霍尔一案却未能派上用场。古德曼和泰纳对此案进行了充分的讨论，长篇的备忘录在芝加哥他们的第六十一和第六十六层的办公室之间传来递去。最后一份备忘录宣称凯斯在审判中表现上乘，无懈可击。
档案中还包括萨姆写的一封长达三页的信，明确表示不容许任何人向凯斯发难。他保证决不在这样的诉状上签字。
然而，这都是七年前写的，当时死刑还是一个遥远的可能。如今情况不同了。事实需要重新挖掘或者甚至加以杜撰。到了现在这种时候有根稻草就得抓住。
“凯斯如今在哪儿？”亚当问。
“我最后一次听到的消息说他在华盛顿找了一份工作。大约在五年前他曾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已不再开业。我们输了官司对他是个相当沉重的打击。我想，我俩谁也没料到结果竟然这样。”
“你没料到你会被定罪？”
“没好好想。你知道，我已经打赢两次了。而且第三次审判时我的陪审团中有八个白人，或者我该把他们称为盎格鲁裔美国人。虽然审判进展不妙，我想我还是不信他们会真的给我定罪。”
“凯斯呢？”
“哦，他是很担忧的。我们绝对没有小看这次审判。我们花费了好几个月的工夫进行准备。在我们准备的那段日子里，他顾不上其他的客户，甚至也忽视了他的家人。麦卡利斯特几乎每天都在报纸上信口雌黄，而他谈得越多，我们就越努力地作准备。他们公布了候选陪审员名单，总共四百人，我们用了好几天对这些人进行调查。他的审前准备是无可指责的。我们并不天真幼稚。”
“莉告诉我你考虑过潜逃。”
“哦，她告诉你了。”
“是的，她昨晚说的。”
他把下一根烟在台子上磕了磕，然后欣赏了一会儿，好像这会是他最后的一支烟。“是啊，我是考虑过。在麦卡利斯特盯上我之前，我几乎过了十三年的自由人生活。第二次审判结束我回家时是四十七岁。四十七岁，我已经两次被陪审团无罪开释，所有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我很快乐。生活走上了正轨。我务农之余还经营一个锯木厂，依然进城喝我的咖啡，每年选举都去投票。联邦调查局监视了我几个月，不过我看他们也渐渐相信我已经不会再去搞爆炸了。时不时有个别讨厌的记者来克兰顿问些问题，但没人理会他们。他们全是来自北方，笨得要命，粗鲁无知，而且他们从来呆不长。一天有一个记者来到家里，赖着不走。我没去取猎枪，只是把狗放出来咬他的屁股。他从此再没回来过。”他忍俊不禁，暗自轻笑，把烟点起来。“在我最不着边际的梦里也想不到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如果我稍有预感，看到一点点儿蛛丝马迹显示出会有这样的事临到我头上，我也在多年前就跑掉了。那时我是完全自由的，懂吗，不受任何限制。我可以逃到南美，改名换姓，销声匿迹，潜逃上两三次，最后在圣保罗或里约热内卢定居下来。”
“就像孟其尔那样。”
“差不多。你知道，他们始终没抓到过他。他们从来就没抓到过几个潜逃的纳粹。我此刻本应住在一栋可爱的小房子里，说着葡萄牙语并且嘲笑着像大卫·麦卡利斯特那样的傻瓜。”萨姆摇着头，闭上眼睛，想象着可能会有的情景。
“当麦卡利斯特开始制造舆论时你为什么还不离开？”
“因为我傻。事情发展缓慢，就像一场噩梦一小片一小片地成为现实。起初是麦卡利斯特靠他所有那些承诺得以当选。接着数月后道根被国内税务局捉住。我开始听到流言蜚语并在报上看到些微迹象。但我就是对出事的可能性拒不相信。没等我觉悟过来，联邦调查局已在跟踪我，我已经逃不出去了。”
亚当看看表，突然感到疲倦起来。他们谈了已有两个多小时之久，他需要新鲜空气和阳光。烟雾使他头痛，而且这房间此时也热了起来。他拧上笔帽，把拍纸簿放进公文包。“我还是走吧，”他对着隔板方向说，“我可能明天回来再接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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