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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嘟囔着并试图挤出点笑容。“别开玩笑，我没紧张。”
“你多大了？”
“二十六。”
“你像二十二。什么时候从法学院毕业的？”
“去年。”
“太棒了。犹太混蛋送了个新手来拯救我。我早就知道他们背地里盼着我死，现在证实了。我杀了些犹太人，现在他们想杀我。我从来都是对的。”
“你承认你杀死了克雷默家的孩子？”
“这他妈的是什么问题？陪审团说是我干的。过去九年来，各上诉法庭都说陪审团的决定是正确的。就是这么回事。你他妈的是谁？问我这种问题？”
“你需要个律师，凯霍尔先生，我是来帮助你的。”
“我需要的可多了，孩子，但我他妈的肯定不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热情的小童子军给我忠告。你是危险的，孩子，而且你太笨了，没有自知之明。”这些话同样是从容不迫地说出来的，不带一点感情色彩。他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烟卷，漫不经心地把烟灰弹进一个嵌在台子里的烟灰缸里。他的眼睛偶尔眨一下，脸上却不动声色。
亚当还是在记着一点意义也没有的笔记，并试图透过隔板上的窗口与萨姆的目光相遇。“听着，凯霍尔先生，我是个律师，我在道德信念上是坚决反对死刑的。我受过良好的教育，良好的训练，研读了第八修正案的文件，我能给你帮助。这就是我为什么到这里来。免费服务。”
“免费服务，”萨姆重复着，“多大方。你知道吗？孩子，现在每个星期起码会有三个律师提出要免费代理我，都是大律师，有名的律师，有钱的律师，一些真正狡猾的蛇。他们全都巴不得坐在你现在坐的地方，推敲所有那些最后关头的请求和申诉，接受采访，抢镜头，在最后的时刻拉着我的手，接着观看他们用毒气处死我，然后再开记者招待会，和书商签约，和电影制作人签约，或许会签约拍个反映正宗三K党谋杀犯萨姆·凯霍尔的生活与时代的电视系列剧。你看，孩子，我有名气，我现在的所作所为就是传奇。当他们临近杀死我的时刻，我会变得更有名气。因此，律师需要我。我值大把的钱。一个病态的国家，对吗？”
亚当摇摇头。“你所说的那些我都不想要，我保证。我要写个书面保证。我要签一个完全保密协议。”
萨姆笑了笑。“是啊，等我死了谁会去执行它？”
“你的家人，”亚当说。
“别提我的家人，”萨姆断然地说。
“我的动机非常单纯，凯霍尔先生。我的事务所代理了你七年，所以我几乎知道你档案中的一切。我也对你的背景做过深入研究。”
“你们都一样。有上百个蠢驴记者鉴定过我的裤衩。有不少人都似乎对我所知甚多，可是眼下所有这些知识加起来对我都毫无用处了。我只剩下四个星期了。你知道吗？”
“我有一份裁决书复印件。”
“再过四个星期，然后他们就会毒死我。”
“所以咱们还是着手工作。我向你保证除非你授权给我，否则我不会向新闻界说一句话。我不会重复你告诉我的任何事，我也不会和任何书商或制片人签约。我发誓。”
萨姆又点燃一支烟，盯住了台子的某一个地方。他用右手的拇指挠右边的鬓角，烟头离他的头发只有一英寸。很长的时间只听见窗户上的空调器在轰轰作响。萨姆抽着烟，沉思着。亚当在纸上胡乱地涂抹着，他的腿不再抖了，胃也不再疼痛，为此他颇感得意。尴尬的沉默使他想到萨姆可能就是这样坐着边吸烟边想事，在可怕的沉默中度过了多少天。他想得不错。
“你对巴罗尼熟悉吗？”萨姆很快地问。
“巴罗尼？”
“是的，巴罗尼，上个星期第九巡回法院判下来的，加利福尼亚的案子。”
亚当从他的记忆里搜寻巴罗尼的线索。“我也许看到过。”
“你也许看到过？你受过良好的训练，阅读广泛，等等，现在你说你也许看到过巴罗尼的案子。你是什么样的二把刀律师？”
“我不是二把刀律师。”
“对的，对的。那么关于得克萨斯州控艾克斯案呢？你当然看过这一个？”
“是什么时候判下来的？”
“六个星期之内。”
“什么法院？”
“第五巡回法院。”
“与第八修正案有关？”
“别犯傻，”萨姆满脸不屑地嘟囔着，“你认为我会花时间去读有关言论自由的案子？到时候是我自己的屁股坐在那边，老天，是我自己的手腕子脚脖子给捆得紧紧的，是我自己的鼻子给毒气熏着。”
“不，我不记得艾克斯。”
“你都看过什么？”
“所有重要的案子。”
“你看过贝尔富特的案子？”
“当然？”
“说说贝尔富特。”
“这是什么，小测验？”
“这是我想知道的。贝尔富特是哪儿人？”萨姆问。
“我记不得了。但是案名是贝尔富特控埃斯特尔，是一件划时代的案子，一九八三年最高法院裁定死刑犯在申诉时不得将有确凿根据的要求留在日后提出。大概的意思是这样。”
“噢，噢，你读过它。不使你吃惊吗，同一个法院竟可以随时改变想法。想想吧，两个世纪来美国最高法院允许合法的死刑。他们说死刑是合乎宪法的，在第八修正案中有明确的规定。而到了一九七二年，美国最高法院却对同样的、没经过修改的宪法有了新的解释并把死刑列为非法。接着，在一九七六年美国最高法院又说死刑其实最终是符合宪法的。这全都是穿着同样黑袍的一群蠢货在华盛顿同一座楼房里干的事。现在美国最高法院在同一部宪法下又一次改变了规则。里根手下的小子们没有耐心阅读太多的申诉，所以他们宣布要关闭某些通道。我觉得不可理解。”
“好多人都不理解。”
“那么杜拉尼呢？”萨姆问，狠狠地吸了口烟。屋子里几乎没有空气流通，烟雾在他们的头顶上聚积着。
“哪里的？”
“路易斯安那。你肯定读过。”
“我是肯定读过。事实上，我读过的案子可能比你多，但我不想费心去记住它们，除非我用得着。”
“在什么地方用？”
“请求或申诉。”
“那么说你经手过死刑案。有多少？”
“这是第一个。”
“为什么我对他们派你来这事感到不放心？那些库贝事务所的犹太佬律师们送你来是为了在我身上积累经验，对吗？让你获得实践经验，以后可以写在你的履历上。”
“我告诉过你——不是他们派我来这儿的。”
“加纳·古德曼怎么样？他还活着吗？”
“是的，他和你的岁数差不多。”
“那么他活不了多久了，是不是？泰纳呢？”
“泰纳先生很好。我会转达你的问候。”
“噢，请你务必转达。告诉他我实在想他，事实上是想他们两个。他妈的，几乎用了我两年的时间去解雇他们。”
“为了你他们俩干得几乎脱了一层皮。”
“叫他们给我寄帐单来。”萨姆自己咯咯地笑出声来，这是他进来后第一次笑。他不时地把烟头捻灭在烟灰缸里然后点着另一根。“事实是，霍尔先生，我讨厌律师。”
“那是美国人的习惯。”
“律师追逐我，起诉我，控告我，迫害我，强迫我，最后把我送到这个地方来。等我到了这里，他们追逼我，更加强迫我，欺骗我，现在他们又用你这个盲目的、根本不知道该死的法院门朝哪面开的新手来替他们对付我。”
“没准我会让你惊奇的。”
“你要是能把你的屁眼和地上的洞分清，那将是一个绝妙的惊奇，孩子，你将会是库贝事务所里第一个拥有这种知识的小丑。”
“是他们使你能有七年时间不进那个毒气室。”
“那我就该感激涕零了？这个死监里有十五个居民比我的资历更长。为什么我就该是下一个？我来这里九年半。特里蒙特来了十四年。当然，他是非洲裔美国人，这对他有用。你该知道，他们有更多的权力。要想处死他们更难，因为无论他们干了什么都是别人的错。”
“那不是事实。”
“你他妈的知道什么是事实？一年前你还在学校，还整天穿着条褪色牛仔裤和你那些充满幻想的伙伴们在高兴的时候喝啤酒。你还没有生活过，孩子，别对我说什么是事实。”
“所以你希望尽快把非洲裔美国人处死？”
“不是个坏主意。实际上那伙流氓多数都想进毒气室。”
“我相信在死监里这是少数的意见。”
“你可以这么说。”
“而你，当然，是不同的，并且不属于这里。”
“对，我不属于这里。我是个政治犯，我是被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目的送进来的。”
“我们能否讨论一下你是否有罪？”
“不。但是我没干过陪审团加给我的罪名。”
“那么说你有一个同案犯，是另一个人放的炸弹？”
萨姆用他的中指搓着他前额深深的皱纹，像是在冥思苦想什么。不，他是突然深陷到一种拖延时间的沉思中。会议室比他的牢房要凉快得多。谈话漫无目的，但总是在和一个人谈话，而不是和警卫或隔壁看不见的难友说话。他要尽量地拖延，使这次谈话越长越好。
亚当研究着他的笔记，准备着下边该说什么。他们随便地聊了二十分钟，东拉西扯，没什么明确的方向。他决定在临走前一定要把他们的家族史挑明。但他不知从何开始。
又过了几分钟，谁也不看谁。萨姆又点燃了一支蒙特克莱。
“你为什么烟抽得这么凶？”亚当终于开口了。
“我情愿死于肺癌。这是死监里所有人的共同愿望。”
“一天多少盒？”
“三到四盒。”
又过了一分钟。萨姆不紧不慢地抽完他的烟，和蔼地问：“你在哪儿上的学？”
“法学院在密执安。大学在佩珀代因。”
“那是在什么地方？”
“加利福尼亚。”
“你是在那儿长大的吗？”
“是。”
“多少个州有死刑？”
“三十八个州。虽说多数并不实行。似乎只在南方比较流行，得克萨斯、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
“你知道我们尊敬的州议会修改了法律。现在我们可以死于致命的一针。这样就更人道了。不是很好吗？但是这不会用在我的身上，因为我的判决是在几年前。我得去吸毒气。”
“也许不会。”
“你是二十六岁？”
“是。”
“一九六四年生的。”
“对的。”
萨姆从烟盒里又拿出一支烟，在台子上磕了几下。“在什么地方出生？”
“孟菲斯，”亚当没有看他。
“你不懂，孩子。这个州需要来一次死刑，而我恰好是最近的一个牺牲品。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处死人就像杀个苍蝇一样，而我们这个州的良民百姓们弄不懂为什么我们的小小毒气室至今没有被使用。暴力罪行越多，就有越多的人企盼死刑。那会让他们感觉好些，好像司法系统正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