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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算牌实战时，发牌员就是个亚裔，胸牌上写着“汤姆”，生得白白胖胖，笑容可掬，声若洪钟，口若悬河，和每个赌客有一句没一句地闲扯。我初次上阵，技艺生疏，也无心和他讲话。这盒牌开始时平淡无奇，点数始终没有大变化，到快结束时，却忽然猛出了一阵小牌，点数长到6点。我估计了一下剩下的牌，大概还有两副不到，那就是略大于3的平均点数，该压40块。我手头没有25块的绿色筹码，只好压上去8个红色筹码，心中暗想：“他不会因为这把我忽然提高赌注，就开始怀疑我是算牌手吧？”
汤姆却只是继续一面发牌，一面轻松地问我：“那老摇，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此前我已经告诉他我是学生了，这时脑中正忙着转换点数和赌注，也来不及多想，便说：“计算机。”
“哇，”汤姆有些夸张地说，“那你一定很聪明！”
我这才反应过来，计算机专业是盛产算牌手的重灾区，名震江湖的MIT算牌团里就有好几个是学计算机的。“完了，这下他肯定要开始怀疑我了，”我后悔地想，“我该说中文系的！”口中却得应付他说：“呵呵，谢谢！”
更糟糕的是，桌面经理不知何时也已踱到我们这张桌子，插话说：“你们学校的计算机系不错呢，我有个堂兄就是那里毕业的，现在已经做到他们公司的CTO了！”
算牌手都知道，桌面经理的一个职责就是监督作弊，包括虽然不是作弊但也被赌场深恶痛绝的算牌。我还没想出来该怎么回答他，牌又已经发下来了，有大牌也有小牌，我拿了个下下牌：10和6，汤姆的亮牌却是10。
“这时按照基本策略应该要牌，按照算牌点数的修正应该……靠！现在点数是多少来着？”我这才发现刚才一紧张，已经把点数忘了，“算了，反正肯定是正数，那就应该停牌。”我把手一摆，表示不再要牌了，然后摇摇头，装作很沮丧的样子对桌面经理说：“你看，只要你一下大赌注，就必然来坏牌。”
好在我这时确实应该沮丧，所以桌面经理一点也没有怀疑，同情地说：“没关系，说不定庄家会爆掉的。”
结果庄家的底牌亮出来，是一张4。汤姆再抽出一张牌来，10点，庄家爆掉。全桌一阵欢呼。汤姆给我付完钱后，我点了点头，说：“谢谢。”扔出去一个白色的一块钱筹码。汤姆拿住它，在身边的小费筐上响亮地敲了一声，塞了进去，同时对我说：“非常感谢，先生。”
这其实是违反算牌守则的。所有的算牌书上都说，算牌的利润非常微薄，因此不能浪费辛苦挣来的钱在小费上，不但不能给发牌员小费，为了不给女侍小费，连酒水都不能点。这个原则本身当然有理，但精明到这个地步，我觉得算牌手们大概有些本末倒置了。算牌是为了挣钱，挣钱是为了享受，而在我看来，一边喝饮料一边算牌，就是种享受。给顺眼的发牌员点小费，这种尊重别人的感觉，在我看来也是种享受。为了这种享受，少挣点钱又有什么关系？
随后的几盒牌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波折，我也算是在实战中学习成长，越来越老练沉着。不过由于没有出现大点数，所以输赢也不大，一个下午大概输了五十块钱的样子。
吃完晚饭后，再回到赌区，我没找到汤姆，大概他已经下班了。我新找到的切牌最好的发牌员，是个三十多岁的亚裔妇女，叫丽萨。我在她桌上一开始是小打小闹，点数小，赌注也基本上不超过20块，但运气不太好，加起来输了一百多块。第三盒时，终于出现了机会，牌发到中间就出现了大的点数，我连下好几把一百块，还有几把点数实在是高，我便开了两手，各放一百。一番猛打猛追，不但把此前输的钱都赢了回来，还盈余了近一百块钱。
我松了口气，在她洗牌时和她闲聊起来：“这里好像很多亚裔发牌员啊？”
“我们亚裔刻苦能干啊，”丽萨自豪地说，反正桌上的另外两个客人也是亚裔，“而且我们亚裔一般来说，数学比美国人好，所以做发牌员正合适。再说了，现在赌场里的亚裔顾客也越来越多，所以赌场也喜欢多雇些亚裔发牌员，吸引顾客啊。”
“对啊，”这是我长久以来的一个大疑问，“哎，你在赌场工作，大概也看见了吧，这里的亚裔为什么那么多呢？丽萨你是干这行的，你说说看为什么亚裔这么喜欢赌博呢？”
丽萨却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我们亚裔就喜欢赌钱啊！什么骰子、牌九，不都是亚洲人发明的吗！而且我们亚洲人过年，一过就是一个月，这时候又不干活，还能干什么，不就是赌呗！”
这种解释法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倒比那些专家学者诚实多了。他们一谈亚裔沉溺赌博这个问题，都是说什么亚裔移民不能融入社会，所以选择赌场来逃避发泄。敢情都是客观环境的错，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推翻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建立亚裔移民民主专政，亚裔就不再赌博了。
下一盒牌发到中间又出现了大点数，我再次故技重演，很快就将赌注加到了一百块，可是这次再也没有上次的运气了，几乎是一路连输。这时桌上又加入了另一个人，我没有办法再分两手玩，因此临时决定，打破原来制定的赌注计划，把最高赌注提到200块。
桌面上的钱已经输光了，我打开钱包，取出两张“本杰明（一百美元钞票的外号，因为上面印着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头像）”，买了一个一百、三个五十、五个五块的筹码。现在平均点数达到8点，我压了160块下去。丽萨在我桌前拍了拍，我知道这是她们发牌员表示“祝你好运”的意思。但她发出的牌可一点也没有给我带来好运，是10和5，还好她的亮牌是4，我摆手停牌，在大家都玩过之后，她翻开底牌，是张6，再抽一张牌来，是个5。
15点，全桌都大喊：“10，10，爆掉，爆掉！”丽萨又抽出一张牌来，翻开来是6。
21点！大家一片哀叹。点数更进一步飙升到18点，牌仅剩下两副不到，平均点数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10点。我又拿出了两张钞票，换成两只黑色筹码，直接压了下去。
这把终于出大牌了，10和A象下雨一样，随风潜上桌，润物细无声，每个人的第一张牌都象雨后百花开一样，全是10JQKA。可当第二张牌又如一阵风般吹过后，大家的表情可就大相径庭了。有两个人桃花依旧笑春风，拿到了“天成”。而我只摊了张4，正是风刀霜剑严相逼，14点，对庄家的亮牌10。我要牌要来张8，顺利爆掉。
接下来的几把也都是遵循了同样的剧情。我的脑海已经一片空白，只顾着从钱包里拿出一张又一张的钞票来买筹码。桌面经理专门站在我们这桌旁边，忙着给计算机不停地输入我的赌注。至于点数，我早就不知道了，只知道它仍然很高。可是再高的点数也帮不了我，我自己都不记得连输了多少把，直到那张黄色的切牌卡片被发了出来，这轮牌结束，重新洗牌，我才失魂落魄地离开。
我随便找了个老虎机前的凳子坐下，拿出钱包来重新点名，发现只剩24张。“1200！”我只觉得骨椎一阵酸痛，心脏猛往下沉，“我输了1200！”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再去把它赢回来，可想站起来时，才发觉两脚软绵绵的，站都站不起来。
我在凳子上呆呆地坐了一会儿，看着赌场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不时从某处传来一阵欢呼声，不知道谁又赢了多少钱。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想什么，直等到心脏又恢复了正常，才勉力站了起来，又绕二十一点赌区一周，寻找合适的赌桌。
切牌最少的仍然是丽萨，可我不愿意再去她那里了。我清楚地知道这是“萝卜”心理，但我没法控制自己的感受。我最后找了个还不错的桌子，坐上去买了两百块本钱，从一把十块钱开始压起。
可是才玩了几把，我就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算牌。我的脑中只有一个念头：“1200！”，不要说无法跟踪计算点数，就连基本策略都不太能记起来。我知道再玩下去，也是白白输钱，只好就此罢手，离开了赌场。
大西洋城的晚上，霓虹闪烁，灯火通明，广场的超大电子屏幕上，放着赌场的广告：一个漂亮姑娘赢了钱后，和身旁的英俊男友开怀相拥，所有的人都在大笑。路边的大广告牌上，赌场景象如同梦幻般地五彩缤纷。
开出大西洋城后，世界便沉入黑暗，除了车灯的一点亮光外，什么也看不见。“1200！”这个念头仍然在我脑中反复盘旋。虽然我告诉自己，我的3600块本钱本来就全都是从网络赌场揩来的，输掉多少都不伤及我自己一根毫毛，可我仍然无法摆脱全身心的失败情绪。倒不是惋惜当初揩钱时的辛苦，而是不能面对现实和期望之间过于悬殊的反差。
路中间的水泥挡墙在微弱的灯光反射下，象一条巨大的蟒蛇，蜿蜒盘踞着左半边世界，待人而噬。我好几次都产生了将车一头撞上去的冲动。
第七章
回家后，我总结了一下，发现自己犯了很多错误：忘记点数、临时改变下注策略、计算赌注错误，等等。这下我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算牌书都反复强调自我控制。光有小聪明是不够的，算牌更需要的是钢铁般的神经、钢铁般的意志、钢铁般的纪律。
然而要我就此放弃，也是不可能的。复仇的欲望在我心中熊熊燃烧。一般人沉溺于赌博，大多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初赌大胜，日后总想重复；一是初赌惨败，日后总想扳回。我好像是属于后一类，不过如果上次大胜的话，我大概又会属于前一类。
我又苦练了两周后，在星期天下午来到唐人街，登上一班“发财巴士”，再度向大西洋城进军。
“发财巴士”就是由赌场赞助、直接开到赌场的巴士。在美国东部，以大西洋城为中心，北、西、南三面，几乎是“凡有自来水饮处，皆有发财巴士”。只可惜东面是大海，来自大西洋底的人又住得太远，不然赌场经理们恐怕也会开辟个“发财潜艇”的航线。他们那敏锐的触爪，简直是无孔不入，就算中世纪穿着贞节裤的贞洁妇人到了赌城，他们也一定会有办法诱奸了她们。
“发财巴士”到了赌场后，赌场便会给乘客各种优惠，一般是提供一顿饭及“泥码（Coupon）”一张，价值高于车票，但不能换成现金，而是必须再配（match）上同样多的现金，象网络赌场的“粘利”一样，投到赌桌上，直到把它输掉为止。
坐“发财巴士”的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偶尔去大西洋城玩玩的，第二种是赌场的常客，还有一种则是去赌场“跑车”的，到了赌场去放开肚皮吃顿饭，将“泥码”卖给其他人，自己找个角落睡觉。不但省了一两顿的饭钱，碰上比较好的政策，比如一些去康州的巴士，车票十块，返回二十块的泥码，还能小赚一笔呢。很多老人家，包括从国内到美国来探亲的一些老人，反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干脆就出来专门“跑车”，挣点零花钱。
我这次坐的“发财巴士”，每天在费城和大西洋城之间往返两趟，周末还增开一班。坐巴士当然没有自己开车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