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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没有意义，但对所有中下游学生都有意义。所以他的老师后来常以此来鼓励那些模拟考试成绩落后的学生。
如今对照学校正在普遍开展的“探究性学习”，我想，孩子那次以异乎寻常的方式进行的拼搏，实际上正是一次“探究性学习”，是通过探究每一门课的来龙去脉，在复习中有效地把书读活了。那些课在他心中虽然还不能说达到“叶茂”的程度，但已经长成了一棵棵活生生的大树。是“探究性学习”以及相当程度的“自主方式”，帮助了我的孩子。
初三的压力比高三更大我们头上有“三座大山”
我在采访中，听到一群又一群的孩子对我说着一个共同的声音：“我们的头上有三座大山：家庭的压力，学校的压力，社会的压力。”我问哪一座压力最大？
他们异口同声：家长！
最大的压力，总是出现在他们的成绩不理想，而且产生厌学的时候。家长觉得孩子都这样了，还不好好学，怎么行？于是训斥、挖苦，以种种办法继续加压。
有的说：“我看你没戏了，将来就当个民工算了！”
有的家长说得更难听。一个学生告诉我：“父母说我，你连狗都不如！，狗还能看家，还能杀了吃，你既不能杀了吃，又不能看家……”
我一边听着他们叙述，一边想起学生写给张郁茜老师的信中对自己父母的描述。一封信写道：“我爸让我好好学习，他自己下了班却在外面，饭局、歌厅、舞厅、卡拉OK，喝醉了回家，吐得满地都是……”
另一封信写道：“我妈一天到晚就是化妆，过五分钟就擦一次粉……”这显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可以感觉到，什么叫“彼此都不给对方留一点面子”。
我问学生：“你们有恨父母的吗？”
他们同声答道：“没有。”
“为什么？”
“快中考了，我妈总问我想吃什么，我说什么都不想吃。我妈就一样一样地给我报，让我挑。我听烦了，说一声好吧。我妈就上街去买，如果当天买不到，第二天准会出现在饭桌上。”
“每天早晨，我妈连牙膏都给我挤好了，洗脸水也不让我倒……我想这一辈子再不会有人这样照顾我，我一辈子都不会忘的。”说这话的是个女孩，说着说着就哭了出来。
“我爱打篮球，曾经说过，我梦想有一双最好的耐克鞋。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爸我妈都下岗了。可是前两天，我爸把一双800多块钱的耐克鞋放到我床上，对我说，儿子，这一段你也打不了篮球了，你就穿着它上学吧！而我爸，每天穿一双破解放鞋去做工。”
这就是中国的父母呀！
我再次想起了张逸民院长说的，我们的老师、学生和家长都超常付出很多很多，我们的孩子应该特棒才对，可是不是。张院长随即一口气说出三个依然：学生的负担依然很重，厌学情绪依然很大，自信心和能力依然很差。为什么？
“因为学生学了太多不必要那样学的东西。”
这个声音已经从很多地方冒出来了。
可是谁能阻止，谁能改变？
老师们还告诉我这样一个情况：“到中考结束那一天，你来看吧，学生们考完最后一科，教室里立刻就沸腾了。”
“欢呼？庆祝终于考完了？”我问。
“不。学生们撕书，撕笔记本，撕平常让他们做的卷子。撕了还用脚踩，用脚在地上碾，或者撕成碎片，抛在空中，看着纸屑满教室纷飞，大家呐喊、欢呼……”
“这是真的？”
“真的。”
“普遍吗？”
“不是每个学校都有，可有不少学校，每年这一天都有几个捡破烂的候在考场外。他们知道这一天会有很多破书废纸捡，学校也不会拦阻他们，那些教室是他们收拾干净的。”
老师们还告诉我：
“这一天，没有老师会去批评学生。”
“有的同学边撕边哭。有的老师看到这场面心里受不了，跑到办公室里掉眼泪。”
“初三，就这样结束了。”
“许多父母并不知道，他们的孩子是这样告别初三的。”
“他们说：痛恨初三！”
初三的压力比高三更大相关思索——永远不要对自己的孩子失望
建立在工业生产力之上的教育，检验方式亦如检验产品那样通过考试来选拔。选拔的另一面即淘汰，为了不被淘汰，就要拼搏。此种拼搏主要是陷入“应试”的拼搏。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青年的上大学率到20世纪末也只有10％。经十多年拼搏后，许多家长说：我那孩子是我们的一个失败。许多孩子说：我是我爸我妈的一个失败。由于考试制度的庄严神圣，加之人们普遍认同考试在当今相对还是公平的，这就使许多落选的孩子在艰苦拼搏后自我感觉到——我笨。我们的教育，大家辛辛苦苦，难道是要使这么多学生最后认识到“我笨”？
不是不要考试，而是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现行教育中的“选拔功能”为“造就功能”。不改变，就很难改变“差生”们很早就“自我定位”。而“差生”与“差生”扎堆则是孩子们的“群体自我定位”，导致许多孩子很早就自我放弃。教育不能以损失“大多数”为代价，教育要找到更有效的“为所有学生服务”的道路。
今天，科技产业化、农业产业化、文化产业化、体育产业化，乃至教育产业化，都在呼唤多种知识的激荡交融，许多领域都有许多不需要科技天才去完成的工作，需要多种多样兴趣各异、才能各异的人们在我们“犁下有深土”的国度里找到谋生的位置，缔造新时代的五彩缤纷。
究竟有没有笨的孩子？究竟谁家的孩子该被淘汰？我认为，一个能把小学读下来的孩子就已经不笨。没有笨的孩子，只有兴趣不同，需要朝着富有个性特征的方向去发展的孩子。
前面说到的那个初三孩子，他即使不想学了，也不是没有优点。他想当警察，考职高，是因为他怕考高中、考大学失败，他不想失败。这不想失败，便是还渴望成功，渴望在别的道路上成功，这就是“上进心仍在”。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可以做到最好。这最好的标准并不是成为牛顿或上哈佛，而是找到一条最适合这个人发展的路，亦即“对自己来说，争取成功的把握性最大的路”。在这条路上发挥得淋漓尽致，那就是最好！
这样说，也不是说这个初三孩子就不适合考高中考大学了。他才十四五岁，他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我们的教育用一遍遍重复操作的超负荷知识量挫伤甚至扼杀了他的信心。必要的信心尚未建立，阻碍了他学习能力的发挥，怎么知道他不会学习呢？
事实上，多数考试受挫的学生并非不聪明。爱因斯坦在学生时代就不是一个能考出高分的孩子，甚至有几门功课不及格。他成名后，记者在采访中向他请教：“声音的速度是多少？”他说：“我不知道。”记者疑惑。倘若爱因斯坦说：“我不会在脑子里记一些从书本中能查到的知识。”我想，爱因斯坦在我们的考试制度下，恐怕也是个落榜生。
没有笨的学生，只有笨的教法。这话也许永远是对的。
一些不循规蹈矩的学生，往往可能潜伏着更大的创造力。这些学生可能特别不适应现在这种教育方式，而显得成绩不好，以至被淘汰。
那个初三孩子自信心缺乏，但自尊心并不缺乏。
母亲会说：“我那孩子满不在乎，一点都不懂得想。”其实，孩子那满不在乎的样子大多是装出来的。是他对自尊的自我保护。因为他受的刺激已经太多，自尊心几乎是他最后的一道防线。这自尊心很强，又很脆弱，已经非常需要家长精心保护了。
几乎所有家长都爱拿别人孩子的优点跟自己孩子的缺点比。其实，这是很忌讳的。许多孩子都说：我的父母并不喜欢我，更喜欢别人的孩子。
“连我的父母都不喜欢我，我自己也讨厌我自己。”当孩子说这话时，自信心已经很受打击。许多孩子也说，父母夸他一句，“会美上几天。”而损他一句，也会对他损伤很久。
我看到一则这样的故事：1975年母亲节，比尔·盖茨给母亲寄了一张问候卡，这年他在哈佛大学读二年级，他在卡上写道：“我爱您！妈妈，您从来不说我比别的孩子差，您总在我干的事情里寻找值得赞扬的地方，我怀念和您在一起的所有时光。”比尔·盖茨从母亲那儿得到了什么？得到了一份可能被许多母亲忽视的东西——赏识。
应该赏识自己的孩子，赏识不是一般地对孩子的鼓励或赞扬，而是要真正认识到自己孩子的才能和所做的事情的价值，并予以充分重视和赞扬，由此支持孩子按他所喜爱所擅长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按父母的愿望去发展。不论孩子眼下处于什么状态，永远不要对自己的孩子失望。
保护天赋爱新觉罗家族后裔
我开始接触王能智。
现在我可以说，他是我国在青少年中开展“探究性学习”的先行者。即使他的名字在今天还不及一个中学生熟悉的歌星那样有名气，我相信他的价值会被越来越多人认识。
今天，“探究性学习”一词正被越来越多的师生重视，我们也不妨以“探究性学习”的方式去了解王能智。就是说，也需要探讨、质疑，需要了解他本人的成长，他的困惑……那就让我们先忘掉他是个特级教师，把他还原为一个学生，考察一下这个学生的成长对今天这个王能智究竟有怎样的影响。
王能智生于1942年12月2日。他有个近乎传奇的家世。他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后裔，姓王从他的爷爷开始。
爷爷18岁离家出走，给自己取的汉族名叫轶群。那是1906年，清王朝覆灭之前。轶，在汉语中有散失的意思，也有超越的意思。王轶群三字，似有离开“八旗族群”出走之意，也可理解为有“超群”的决心。王能智的奶奶叫章梅英，是蒙古王公的格格，她是“私奔”出来与王轶群结合的。
爷爷18岁跑到日本留学，与留日学生蒋介石住在一个宿舍，同班同学还有何应钦。后来蒋介石跟了孙中山，王轶群跟了张作霖。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王轶群也一度被扣，后来去了台湾。
王能智的父亲叫王运实，不问政治，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工程技术，回国后在国民政府建设总署工作。新中国诞生后，他曾任交通部水利设计院总工程师。王能智的母亲叫陈珣，是上海同济大学西语系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生。这是王能智的家庭背景。
王能智6岁就读于北京孔德小学，即今天的东华门小学。家住南池子原张学良公馆，是张学良送给王轶群的。
王能智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15岁到北京照相机厂当学徒，学了3年车工，这就18岁了。
1960年，18岁的王能智学徒期满，站在北京照相机厂门口，望着萧条的街市，想着渺茫的前途……谁能想到，2003年北京市会向全市师生推介这位王能智？
那个当年连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