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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孩子失去了什么带着一个谜出发
2003年春，北京市筹划在这年教师节向全市推介一位模范特级教师，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邀请我采写。那时我想，北京市有14万中小学教师，200万中小学生，还有10万大学教师和100多万大学生，是中国师生最多的城市，要向全市推介一位特级教师，这是个怎样的教师呢，总不寻常吧！
我想写“中国亟须变教育”蓄日已久，便答应去访问。出发那天，北京市教工委的一位处长开车把我接去石景山访问，我是带着一个谜出发的。
因为北京最负盛名的中学是北京四中和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等。譬如四中，高三8个班400名学生，每年考进北大、清华的约150名左右，考进重点大学的几乎百分之百。这不仅在北京是最拔尖的，在全国也是顶尖的，为什么北京市要推介的模范教师不在四中，却在石景山？
北京人还有个说法：“西城的教师，东城的领导，海淀的家长。”这是说，在北京18个区县中，西城区富有经验的教师多；东城区是北京市委、市政府所在地，领导关注多，校领导水平也高；海淀区有许多家长是教授和科学家。这3个区的高考成绩，其他区县没法儿比。但这位特级教师并不在上述3个区，而是出自石景山区。为什么？
我想，事情出人预料，必有非常之事和非常之人。
小车从一座红屋顶的太阳岛宾馆处转弯，行不久来到了石景山区教工委所在大院。
上楼。那儿的人们都已坐好，这是一个座谈会。我想，我日后要陆续采访的人们，大约有些就在这儿登场了吧。
“这就是王能智老师。”有人向我介绍。
王能智坐在我对面，他就是北京市将向全社会推介的特级教师。今天的书刊都可以登载照片，我就不必描绘他的形象了。他是北京市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的地理教研员，一个从青年时就教地理的老教师。为什么是一个地理教师？我心中的谜又添一层。
王能智慈祥地微笑着，我注意到他的微笑并非悠然，好像有一种不安。他的头稍低着，眼睛稍稍上抬。他说话也是这个形态。我在想，他为什么不把头抬高点，这样说话不觉得累吗？多日后，我了解到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头脑里忽冒出一句话：“低着头做人。”我想王老师此种姿态大约是青年时期养成的习惯。
区教委主任田利跃介绍说：“我们区教工委书记刘国庆，是王能智的弟子。这位吴云老师，也是王能智的学生，她现在是分院教科所副所长，成为王能智的上司了。”
田利跃继续介绍说，还有京源学校副校长曹彦彦、古城中学副校长何巍、实验中学副校长李先平等等，也是王能智的学生……
这好像是个司空见惯的座谈会，大家围着一个椭圆形的大桌子，我一时还分不清谁是谁。王能智也发了言，由于他“著名的谦虚”，我不可能从他的发言中听出多少东西。
王能智所在学院的院长叫张逸民，我注意到了他的发言特别开阔。我还注意到他的发言始终流淌着一种感情，然后我知道他快退休了，那是一种感到还有好多事没做就要回家了的放不下的牵挂。这感情中有一种忧伤，人在忧伤的时刻往往更能窥见真实和说出真实。我不想立刻就进入对王能智的采访，会后先访问了张逸民。
我们的孩子失去了什么新西兰的阳光
还记得那堂“经典课”让英美同行不理解吧，新西兰某校的一堂课，也让出访的中国教师十分惊讶。
“你想想，他们五年级的一堂课，老师出了这样一道题：每个篮子里有24块蛋糕，6个篮子里共有多少块蛋糕？”说这话的是张逸民院长。
他说新西兰五年级的学生用各种方式踊跃回答，很有成功感。可是，这不是我们二年级的课吗？他们五年级的学生能答出来，这也值得高兴？像这样有什么高质量？日后，能把学生送到哪儿去？
“我很惊讶！”他说。
这是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
我坐在张逸民院长的办公室里与他交谈，阳光落在窗前的一盆绿叶花卉上。张院长的讲述中依然有一种悠远的情思，我在他的讲述中不只看见新西兰的阳光和流云，也仿佛望见了他少年时家乡的某一条小河，山坡上的玉米地，像波浪般摇曳的麦子，远处的山脊，朦胧的绿色和袅袅的炊烟……我能感觉到，他说着新西兰，但他声音的背景里一直有家乡的形象。
他是2003年2月访问新西兰的。那是北京市教育学院组织的一次考察访问，全团18人，他是副团长。
我们的交谈始于我请他谈谈他的新西兰观感。我深信，在一个开放的世界，如果不了解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你即使身在中国，也不可能真正认识中国。
“我给你讲讲我在新西兰遇到的3个中国人吧！”
张逸民这样开始。他说第一个名叫李琨，在国内是武汉某大学的女副教授，目前在新西兰打工。
“副教授在新西兰打什么工？”我问。
“比如，她这次被新西兰方面请来当翻译。”
“她不能也找个教师工作吗？”
“不行。她在国内的副教授职称，在新西兰不被承认。新西兰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很规范，就像法官、律师、医生，都要通过专门的职业资格认证。教师的资格认证由新西兰教师协会负责，缺这个认证，任何学校都无权聘请你当教师。”
“那她为什么要到新西兰去打工呢？”
“是呀，我也这样想。”张院长说，“她在国内怎么也是个大学副教授了，为什么呢？”
张逸民这次去访问的接待方是基督城教育学院，该学院就坐落在新西兰南岛东海岸的基督城。新西兰的夏季，最高气温在23度左右，2月正是夏季，气候十分宜人。到新西兰的第一个星期六，他们去海湾观海，李琨也来了，还带来了她的在新西兰也读五年级的女儿。
面对南太平洋的海湾，展望碧海、蓝天、冲浪、沙滩，水天之间翻飞的海鸥，还有海边牵着小狗散步的女士与儿童……看了海湾，去登高鸟瞰基督城全貌，下山去参观占地几近全城一半的一个巨大公园，这个公园真是大得足够惊人啊！
在如此辽阔葱茏的绿色中，满目是精心修剪的草地，各色鲜花和高大挺拔的树木，点缀园中的小景，悠然自得的野鸭，弥漫着青草与鲜花芬芳的空气，尽情享受着假日悠闲的居民……这儿的一切似乎足以使你忘记往日的愁烦，但张逸民还是想起了一个问题，他就问了：
“你为什么选择来新西兰，就因为这里天很蓝，水很绿，景很美？”
“不。”李琨说，“或者说，这是原因之一。”
“那为什么？”
“为了孩子。”
她的女儿此刻也在这绿草和鲜花之中。她叫汪秋安，出访的这批中国教师都很喜欢她，吃饭时把她爱吃的都放到她面前，有时还特地留起来打包，让她带回去。她很快就跟大家熟了，间或也能给大家当个小翻译，爱说爱笑，满脸阳光灿烂。
“为什么说是为了孩子？”
李琨说，你们都夸她，可她在国内可不是这样。孩子出生时是双胞胎，同胞妹妹叫秋康。给她们取名“安康”，就因为她俩出生时体质弱。大约正由于体质弱，上学时她俩在同龄孩子中就渐渐跟不上，此后一直厌学，怎么帮她们也上不去。这样下去，将来在同龄孩子中就要被考试淘汰出局了。
可是，到新西兰后，秋安突然在新西兰的同龄孩子中鹤立鸡群了。起初，秋安和妈妈都觉得，这是由于班上老师讲的那些知识都是秋安在国内早就学过的，所以也不能有什么骄傲。但是，秋安毕竟天天生活在新西兰的同龄孩子中，她确实比别的孩子知道得多，她不断受到老师表扬，久而久之，她确实感到自己不比别的同龄孩子差。这是真实的，确切的。
可是，在国内，她在班上不断受到批评，她的考试成绩也一次又一次地告诉她，她就是比很多同学笨。这也是真实的。
“秋安，你怎么不会笑？”
她哭了，和妹妹一起哭。
一次次受到批评，一次次失败，把她们童年的笑容消灭了，把她们的自信也消灭了。她们痛哭，哭自己就像是为了失败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可是，在新西兰，她还是她，一次次受到表扬，不仅仅是老师的表扬，而且再没有同学能说她笨，同学们都对她投以佩服的目光。这是她快乐成长的真正的阳光！
自信心，成功感，一天天在她的心中滋滋地生长，她已经忘记了她“笨”。学习，并不只是书本上那些知识，还有书本之外的许多知识，这一点在新西兰的小学教育中体现得相当充分。比如，新西兰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就有供学生动手去玩去操作的计算机，从城市到乡村都是如此。
自信心的增长使秋安获取书本之外的知识也不逊色。新西兰是英联邦国家，秋安在新西兰的语言环境里很快适应了英语，何况她还有一个曾在国内教英语的妈妈。现在她比起新西兰的同龄孩子，还有会中国汉语的优势，笑容怎能不在她脸上出现？笑容在她的脸上一天天复苏、弥漫，终于笑得这样灿烂！
“她还小，而且缺乏信心，我们在新西兰没有任何亲戚，如果让她自己到新西兰来上学是不现实的。为了孩子，我只好放弃在国内的工作。”妈妈说。
一个母亲，为了孩子，放弃了自己在祖国的事业……现在，这个故事是这样强烈地打进了张逸民院长的视听。
“你的另一个女儿呢？”
“秋康还在国内，跟她爸爸。”
“她爸爸也是搞教育的吗？”
“是个中校军官，搞通信的。”
李琨接着说，秋康在国内还是厌学，秋安已经变得非常爱学，姐妹俩已经是大不相同的两个人了。现在她爸爸正准备复员，然后带秋康也来新西兰。
“打算移民吗？”
“至少在孩子长大之前，我们不可能回国去发展。是不是彻底移民新西兰，将来再看。”目前李琨一边打工以支持生活，一边在坎特伯雷大学读一个学位，目的是争取日后通过认证进入新西兰教师队伍。
新西兰迷人的海湾，世外桃源般的巨大公园，身后的祖国，还有同行李琨和她女儿的故事，都在张逸民的脑海里如太平洋的海浪那样翻腾……今天，我国出国留学的“童子军”，何止是这位从事教育的同行的女儿呢！
2002年，我国有小学45。69万所，在校生1。215亿人，小学净入学率为98。58％，小学教师577。89万人。加上中学与大学，全国有各类学校 117万所，在校生3。18亿人。此外还有幼儿园11。18万所，在园幼儿2036万人，教育规模为世界之最，办好中国的教育，实在是一个伟大的事业。
今天，我们已经不能一般地探讨小学生出国留学是否合适，也不能一般地关注中国适龄儿童的入学率，秋安姐妹在国内并不是没有书读，难道我们不能在我们心爱的祖国创造出适合她们学习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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