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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扰是来自多方面，多学科的。可归类为社会学范畴的有：有病或没有病。在公众场合戴口罩可能被视为传染病患者。因无病戴口罩而遭“公众隔离”的前提条件只有一个：大多数人相信，只有传染病患者才戴口罩。这种共识的潜台词是：大街上戴口罩的人越多，表明患传染病的人越多。“控制”尚未成功，故口罩在“患病”上的像征意义已经超越了其防御性的初衷，个人的“免于恐惧”变质为个人向公众“传播恐惧”。病菌很小，口罩很大，口罩就是放大并且外化了的病菌，至少，口罩“强调”了病菌，正如前巴斯德时代曾有欧洲教会认为便后洗手是一种猥亵行为，因为洗手公开“强调”了如厕的“不洁”。若暂不考虑有关法律规定，此种共识之下，一个戴着头盔骑摩托车（或骑单车）的人，一个戴着安全帽进入工地的人，也不是没有机会被视为“头脑有病”或患有某种“思想问题”。
勇敢或怕死——此命题属伦理学范畴。命题的成立同样取决于大多数人（不管怕死还是不怕死）的一种共识：怕死是一种卑劣的品质。病菌当前，只有怕死的人才戴口罩。口罩一旦戴上，眼耳口鼻便不能以完整队形来“ 直面惨淡的人生”，是懦夫，连假的猛士也不如。
这种共识并不一定兼容于“只有病人才戴口罩”，却间接承认了戴口罩有助于自保。个别像我这样倾向于将“怕死”视同为“自爱”的人，其实更愿意相信伏尔泰的话：“自爱是我们所有感情和所有行动的基础，这句话在印度、西班牙和所有有人居住的世界里都是对的。”此说虽勉强可替“怕死”一罩，结论却郁闷至极，因为伏尔泰坚信自爱是不证自明的：“正如没有人写文章证明人有脸一样，同样没有必要向人们证实他们有自爱。这种自爱是我们保存自己的手段，就像延续种族的手段一样，对我们来说它是必需的、可贵的，它给予我们快乐，但必须掩饰它。”口罩一旦戴上，一切“必需的掩饰”顿成妄谈，你在告诉所有的人：“都来看，我很自爱啊！。”真丢脸，更何况口罩已经使我们丢失了二分之一以上的脸面。
此刻，心里的“拥戴派”再次跳出来强辩道：戴口罩不仅是为自己，也是关爱他人的表现。话音未落，“倒戴”阵营中一员大将拍马杀到，一声喝断：“呀呀呸！说得好听，全都是怕死的借口！扪心自问，主观为他人而戴口罩者，究竟能有几个人？”竟无语凝噎。虽然在传染病学上戴口罩对他人可能造成的伤害绝对比不戴的低，然而在未能如实回答上述问题之前，口罩还是捏在手里，不急于戴上的好。“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是的，你确实有可能在道德上伤害自我同时在功利和情感上伤害到他人——不戴口罩的人。
重弹“人人为自己，间接为大家”的老调子只会把我们向后引向潘晓，一夜回到改革开放前。它和“自爱”一样，都必须掩饰。问题的尖锐性在于，即使你承认戴口罩只为自保，丝毫没有替他人着想的意思，但是你那惨白的口罩仍旧会伤人：情感上，它表示对他人的怀疑、不尊重，甚至敌对，进一步隔绝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至少属于社交上的不礼貌；功利上，更有可能误导公众对你所属区域之疫情的判断。想想那些穿著单衣在冬季的中国城市里招摇过市的外国游客，一，他们可能是“精神病患者”，二，们可能在某种意义上伤害了我们的感情；三，他们可能在室外气温的判断上误导了本地居民。
虽然我无法充份证明“方完全始终露出嘴脸有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不过口罩确实无情地遮蔽了人的笑容（同时也掩盖了其余有助或有损于人际关系的表情），奇怪的是，口罩在社会学、伦理学以及心理学之外为人带来的最直接最形而下的生理困扰，即不舒服，捂得慌，不爽，却一直是被讨论的最少、甚至被忽略的部份。即使偶有人提到“自由的呼吸”，也多是用于哲学上的思辩。也许这也是不证自明的，因为饱受“戴还是不戴”之困扰的绝不限于嘴脸，一部份男性不爱使用安全套的理由与此相当接近：戴上，不爽；不戴，分分钟搞出人命。
脸面上的层层把关难敌思想上的重重困扰，在金钟罩铁布衫尚未练成之前，我的解决方案是变“戴口罩”为“带口罩”：随身携带，戴不戴视情况而定，这种情况其实与病菌无关，主要指他人的态度和取向。他人就是地狱，他人也是天堂——这一点基本取决于他人的戴不戴口罩。耍猴。也就是说，人戴，我也戴；人不戴，我就不戴，除非有人肯像座山雕劝杨子荣那样腆着笑脸劝我：“老九，来来来，戴上戴上，耍什幺小孩子脾气！”
吐一口义痰
明李贽《杂说》云：“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此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
文学创作的发生过程，原来与吐痰类似。当然“为文”者乃知识份子的吐痰（以此类推，偏爱在公众场合随地吐痰的，应属于当前最抢手的“公共知识份子”），在一般情形下，吐痰是一种公开发表的“痰话”——多数是些脏话。早就有“唾骂”一词摆在前头。“唾”者，口水也，口水是疑似的痰，是未经酝酿的痰，痰是深思熟虑的口水，是口水的Hardcore形态。出口伤人，骂人是攻击性的“话学武器”，善用者如《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只“皓首匹夫！苍髯老贼！”，便把王朗生生骂死；相比之下，唾骂堪称更下流、更超限战的“化学武器”，跟韦小宝惯用的捏阴囊、钻裤裆、拉辫子等伎俩一样的下三滥。
另一方面，吐痰比骂人的更危险之处，在于它往往能绕过语言在意义上的分泌而直接伤人肉体。我注意到，虽然武侠小说以写打架为已任，但是金庸比古龙更爱写痰。做为一门暗器，老少皆宜。老的，有“倚天”里的华山长老高老者，小的，有被陈友谅夸张为“魔教中一流高手”的韩林儿。至于欧阳锋，更是“将痰涎唾沫也当作了攻敌利器，夹在拳招之中使用，令人眼花缭乱，心意烦躁。”还有《天龙八部》里练就了五斗米神功“归去来兮”的五指山赤焰洞端木洞主，一口浓痰射出后竟然会像聪明炸弹那样在半空中拐弯，“托的一声”，把个包不同打得“一阵头晕，身子晃了几晃。”
专家称，日本国之所以能在亚洲的SARS疫情中独善其身，与国民的爱干净，尤其是不随地吐痰有关。其实，我怀疑日本人不爱随地吐痰有可能与其不善骂人有关。与其说不善骂人，不如说缺乏骂人的语汇，除“八个雅鹿”外，日语中找不到更多骂人的狠词脏字——当然，此事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国民性格的压抑以及排解压力的一些特殊方式。
在我国，口腔活动一向都不比精神活动来得简单。去年年底，我在千龙新闻网读到一组报导，说申奥成功，北京市加大了整治不文明现象的力度，在政府的引导下，北京市民热情高涨，出谋划策，将一些不文明行为归结为“新八大傻”，“泡泡随处落”乃其中第六大傻，所指包含乱扔垃圾口、乱扔瓜皮香糖，以及“乱扔”自己的痰。谁也不比谁傻。此“新八大傻”能否以段子的方式“在民间传播流传，用以讥讽和自省对推进首都文明建设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目前尚待观察，不过，“新八大傻”里倒有“五傻”与口腔活动有关。除吐痰外，还有第一大傻“请客吃龙虾”，第二大傻“看戏叫喳喳”，第四大傻“开口说傻X”以及第八大傻“凡事争高下”—指爱为小事争执吵闹。
说来说去，无非是为了说明控制吐痰和控制骂人一样难。有一次在香港坐出租车，司机聊到了刚下车的当地某名嘴，敬佩之心顿如滔滔江水：“他刚才在车上一路讲电话，粗口爆棚。令我五体投地的是，他讲电话时那种控制不住的‘生殖器插入’，平日一上电台讲话却可以滴水不漏，粗口被”拔“了个一乾二净，嘴巴上就像安装了Nican。”专业人士就是专业人士，业余人士未经特殊训练，很难仿效（大力发展互联网，进一步降低网费，可能是遏制随地吐痰的唯一途径）。
不健康的唾骂既难控制，正义的“痰话”更加怒不可遏。岳坟前跪着的那四个白铁佞人的裸体之上，常年布满了大方向正确的“义痰”。吐痰之外，更有人在此便溺（估计是一时吐不出痰的爱国者）。芥川龙之介在1921年写道：“据说以往到这里来参拜的人因为恨他们之奸，对于这些铁像逐一浇尿。现在他们很幸运，没有一个湿的。不过四周的土地上有几只苍蝇，这对于我们远来者暗示这里还有些不够干净。”尽管管理单位后来贴出禁止吐痰便溺的告示，并加了护栏，凭栏处，方才潇潇痰歇，但是不久前还是读到某老作家新作称“虽说有碍卫生，终究是大快人心的举动……可见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人民心中自有一杆秤，分毫不爽。”
这般说法，我从前那两个曾在岳坟吐过痰的朋友读后理应像王朗那样“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据二人酒后供称，一个，系因当年在女朋友面前读不出万俟氏的字，恼羞成怒顿做浓痰一口；另一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吐痰，当下便“呸”地一声确保了四佞的遗臭万年。吐痰也好骂人也罢，“人民心中自有一杆秤”，若许吐而不许随地，岂非 “将无佛处来与某甲唾”也。这就叫公道自在人心，道在屎溺，道在呃屁吐痰，至于我讲的这些如果不能算是公理，就当它是母的吧。
小贝的中国菜
“最美好的夜晚，是陪同妻子坐在电视机前品尝中国菜。”
话是大卫贝克汉姆讲的，“妻子”无疑指“辣妹”维多利亚，至于“中国菜”就相当可疑了，当然毫无疑问的是此“中国菜”指的英国的中国菜，酸甜牛肉，炒面之类，而且是Take…away。无论如何，自从在报上读到小贝的这番表白之后，我一直都期待随皇马来华的小贝能吃一次正宗的中国菜。
据《太阳报》：云南官方和主办方在昆明某餐馆内筵开28桌，以10道大菜为皇马接风。第二天，《太阳报》记者伍尔登前往这家餐厅，取得皇马晚宴菜单，并点了这些菜，亲自尝一尝。10道大菜包括：臭豆腐（此乃头盆），酥脆油炸蚱蜢、“形状像蛆一样的”油炸竹虫，油炸蜜蜂，鸡块炖蘑菇（主菜）以及用主菜汤料所煮的面条。
遗憾的是，包括小贝在内的皇马客人当晚似乎无福消受这顿价值八十美元/每人的中国大菜，《太阳报》引述云南省政府一名官员的话说：“主人颇感尴尬，因为皇马队球员没有吃他招待的晚宴，（因为客人提前离席）也没有收他要赠送的礼物”。据承办这次宴席的餐厅经理透露，小贝和他的队友从头至尾都不肯动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