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煜绲纳细柿搿５薄熬嗬朊姥А钡囊魄樽饔糜萦遥胺堑湫吞逖椤敝鸾ツ诨湫吞逖椋�
爱国主义就开始带上某种异国情调了。这么说吧，至少在1984年，一个香港人和一群内地人同声高唱“洋装虽然穿在身”、“祖国已多年未亲近”以及“就算生在他乡”等等，听起来的差异并不只限于普通话的发音，至少在地理知识上不够诚实。再说，“洋装”在当时远不如今天那么普及，步鑫生的西装推向全国，还是一年以后的事（“洋装”的全面流行与此歌之间倒是可能有一点关联）。那年春天，我毕业实习在贵州，满街都澎湃着这种声音，猛抬头，但见一重又一重山，感觉也一重又一重地诡谲起来。
再说唱红全球华人世界的《龙的传人》。七十年代末的时代背景先不去说它，虽然叙事主体当时的确置身于母体文化之外，但是这并不表示它的叙事角度就不存在某种值得分析的特殊精神现像。对于当时身在台湾校园里的侯德健和李建复们来说，黄河长江虽只能“梦游”，然而“东方”非但不像他们唱得那么遥远，甚至就在他们脚下。至于“遥远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不仅地理概念混乱，那种把自己第三者化为“他们”的冲动，更是十足的童稚化行为。我们知道，幼儿主叙时，总是习惯于将自己“非第一人称”化。
如果你骂我“抠字眼”，我也无话可说，但相信比任何人都爱唱这些歌曲的“后殖民”理论家们绝不会赞同。彼等深信，“东方”之所以“遥远”，都是Oriental这个坏词惹的祸。Oriental与单纯在方位表示“东方”的east或eastern不同，其乃基于欧洲中心主义文化立场而把亚洲、新大陆以及非洲视为野蛮和未开化世界的一种“他者化”用语，乃妖魔化的“泛东方想象”。简言之，上海东方电视台和东方航空公司所乐意使用的Oriental，与张国荣纵身跃下的文华东方酒店之Oriental，原本是有本质差异的。同理，一个住在海外的中国人比一个住在中国的中国人更有理由使用“祖国”一词，对后者来说，还是称“国家”比较恰如其份。第一次读到一本由中国人用中国字办给中国人看并且在中国编辑印刷出版的杂志竟然叫做《母语》，那种惆怅，那种窘迫，实在不足与外人道。
当东方人的东方主义（Oriental Orientalism）成为习俗，我们便陶醉在这种美学意境当中难以自拔。当我们为异国他乡的生灵涂碳而如丧考妣，当那个伊拉克男孩天天准时在央视的屏幕上哭泣，就在距北京不远的辽宁海城，4000余小学生饮用不良豆奶集体中毒，那些严重中毒的中国孩子却只能蜷缩在病床上哭，不断抽搐，甚至昏厥。我当然不相信中国的电视台爱外国的儿童胜于爱本国的儿童，孩子都是自己的好，这一点大家始终是清醒的。我只是怀疑，长期的自我异乡化使我们多少都有点近乡情怯。
子曰，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是一种多么大的“义”，教我们非礼到“灭亲”的地步？
我的LV生活
《悠长假期》是一部老日剧，我还记得海报上的是英文名称是Long Vacation。先提这件往事，完全是为了结省篇幅，因为与其把“悠长假期”缩略为“长假”，倒不如简称Long Vacation为LV来得便利，来得爽。
一年当中，我们拥有三个LV，最近的这一次，乃“五·一”七天长假。现将我本人在此LV期间的度假活动简要汇报如左：5月1日下午3点，我和一班朋友开车从广州出发，一个多小时之后，抵达梁启超先生的故里新会。该地素以自然风光名胜“小鸟天堂”著称，而“小鸟天堂”又以巴金先生1933年游后所记《鸟的天堂》一文而著名。亲眼目睹了在成群结队的游客的惊呼声中准时归巢的成群结队的倦鸟之后，返回酒店，洗澡，吃喝，再洗澡，再吃喝，回房间，在HBO的一出美国闹剧中昏昏入睡。次日中午醒来，窗外骄阳似火，一外出登山者返来骇然相告：“山上山下，旌旗招展，游人如织，山呼海啸”，乃继续HBO，晚饭后原车返回广州。宵夜，回家，于洗澡时忽再生“旅行无聊”之恨，乃自慰道，度假还是幸福的，旅行也是益智的，最起码，此次新会行出发之前，有团友相信“小鸟天堂”指的是当地一夜总会。于是一夜无话。
5月2日晚上，接老妈上海来电，报告说，5月1日那天，老妈老爸以及老姐一家同去苏州度假，住了一晚，游客很多，其余乏善可陈，云云。
综上所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LV，我爸、我妈、我姐和我，都顺利地度了一次假，都离家出走了24小时或以上，都在陌生的床上睡了一夜，而上海至苏州的车程，也与广州到新会相若。同时，这也意味着在“五一黄金周”中国道路运输合共运送的大约31亿人次中也包括了沉家的部份成员，值得庆幸的是，沉氏一门并不包括在“五一黄金周”全国发生的7起重大道路运输安全事故所造成的16人死亡以及29人受伤的名单之内——当然，这并不是问题的所在。感觉不对劲的地方是，我们其实都不是“应该”LV的人。
我爸、我妈，资深退休人士也，我姐，假退休真下岗亦以有年。我本人虽然没有像上述直系血亲那样办过任何退休手续，不过不上班也好几年头了。准确地说，我也不是彻底地不上班，只是这几年来没有上过什么正经的班，或曰断断续续地上着一些断断续续的班。尽管我的大部份工作都在自己家里完成，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对Soho这个词抱有很深的怀疑，我一直相信，那是朝九晚五族于郁闷之中集体制造出来的一种自我麻醉的妄想，这倒也并非完全系因“上班”和“工作”以及“不上班”和“不工作”原本就是两码子事，对于我个人来说，Soho除了表示“换一个地方上班”或者“把自己的书房、卧室无尝地提供给自己的雇主使用”之外，还意味着一个Soho人也理所当然地与上班族共同享有同样LV之权力（“共同”和“同样”二词在此主要指享受LV的“共时性”权力）。
前几天还跟蔡澜先生在饭桌上讨论过所谓“人生的最佳状态”，最后达成的共识是：上班，不好；不上班，也不好，最佳的状态，为可上可不上，或曰想上就上，不想上就不上，一个离不开的天堂就是地狱。显而易见，之所以既拒绝上班又热爱工作、既不敢退休又怀疑Soho，无非是表明我对于上述“最佳状态”的不懈追求。然而，我已不止一次地发现，在每一个LV面前，这种追求每一次都碰得头破血流，因为LV一到，我就不得不像上班族那样外出度假，或曰，LV来临之际，便是我的自我角色定位最混乱之时，是LV让我每年定期地为它打卡，变成一回上班族。I恨LV。
因为作家本来也属于LV无关人等的一种，故罗兰巴特认为一个“度假中的作家”也是大众神话的一种：“它（度假）的神话学发展将不失为一种有趣的追索。度假刚开始时，原是属于学校世界，由于假日也支薪，它们已经变成无产阶级的一部份，或至少是劳动人民的一部份。为了强调这个现象与作家有关，强调这些探索人类性灵的专家也同样受限于当代的劳动现象，我们就得说服我们的中产阶级读者，他们是与时俱进的。”我从未尝自绝于劳动人民，据报纸上说，在每年的三大“黄金周”里“被迫离家出走”的劳动人民，其实也大有人在。不过，与其批评“政策长假”，不如老老实实地承认，诚如巴特所言，假日就是一种“非常怡人”的社会属性。LV的怡人或曰“移人”之处不仅在于把上班族还原为放假族，把劳动人民还原为“不劳动的人民”，尤在于能双向地把作家还原为劳动人民，把退休者还原为上班族，并且让我这样一个“离不开的天堂就是地狱”的信徒改信了“一个不得不度的假期就是上班”。尽管我也以写字为生，但我并不算、至少不算是巴特所指的那种以纪德为例的作家。在把度假当成上班的人里面，我能够与之相比的，大概就只有那些搞“度假外交”的政客了。
不见长城非好汉
自清兵入关以来，长城的功能
（依次）只剩下以下两个：一，被拆掉，作用是旧板砖的利用；二，被重建，作用是推动旅游业（含教育业）的发展。前后两者表面矛盾，本质上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使“拆”和“建”得以实现的一个重大前提，就是长城的继续存在以及这种存在的“被看见”。
不到长城非好汉。“好汉”只有一种，“到”“则有两解，一种是人到，另一种是眼到。我个人赞同的是后一种。长城在建筑上的特点，比较适宜“远观”，“远”不仅能看得更全乎，尤能观出其蜿蜒万里的雄壮气势来。近来，越来越多的专家也倾向于同意我二十年前的观点。据新华网报导，鉴于长城上的“亵玩”活动日趋放肆（包括假古董、假士兵、摊位游戏等等），使“长城作为城防工事应有的凝重感”被大为冲淡，专家指出，“游长城不一定非要登上长城。八达岭景区石峡关残长城维持原貌，采用辅助设施，使游人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办法，在一味的‘修葺一新’、‘雄姿重现”之外，带来一种新鲜的启示，即创造条件，引导游客从保护文物的角度体会长城的价值，欣赏长城沧桑的美，即使保持一定距离却可以更好地感悟其文化底蕴。“
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长城看来都是“距离产生美”的一个范例。故为文物保护及审美能力保护计，“不到长城非好汉”实不如易一字为“不见长城非好汉”更能与时俱进。值得欣慰的是，吾道不孤，赞同这一观点的远不止专家学者，例如竟能把长城视为“留在地壳头上”的“一道疤痕”之BEYOND，除了没大没小或者居心不良之外，就观赏的距离而且，显然早已比我们走得更远。当然，比BEYOND更Beyond的更是大有人在。比方说，自从太空人杨利伟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对央视主持人说出“（在太空）看地球景色非常美丽，但是我没有看到我们的长城”这样的话以来，对于此事的质疑就一直未曾消停过。这些怀疑论者的感情可能很单纯也可能很复杂，但是，我始终相信的一点是，他们除了和我一样相信长城以远观为佳之外，更坚信成城之绝佳的观赏点其实并不存在于地球，而应该远在外层空间。
以我个人于这场争论的远观所得，“有没有见到”与“能不能见到”乃两大阵营激辨之焦点。当然，比“有没有见到”与“能不能见到”更为本质的，是“应不应被看到”以及“在外国人都看到了”的前提之下身为中国人的“应不应看到”。很显然，这不仅只是科学和审美的问题，而已上升为一个道德问题了。道德是心里的事，在太空科技突飞猛进的今日，其困惑程度似已不能再能与“星空”这类天上的事情等量齐观了。
到目前为止，从太空上看过地球的中国人只有杨利伟一个，对于“从太空中有没有见到我们的长城”，杨利伟拥有绝对毋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