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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真是邪了门了，不知何故，汉语新闻文本中的那些“名牌”近年来老是跟违法犯罪有关。在两起“宝马案”疑云密布、黑幕重重的文本中，“宝马”二字虽然以超乎寻常的频率出现，却与这一符号在中国想象里能指的中产生活浑身不搭界。以“名牌/名词”在文本中出现的频率而论，Nielsen/Netratings去年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若以特定顾客浏览数及浏览页面计算，ebay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名牌奢侈品售网站，证据是以LouisVuitton做为关键字的搜寻次数在ebay每日达53万次，Prada以34万次次之。我在中文Google上以“宝马”做为关键词展开搜索，结果虽有46万6000项，一时竟也难以分清哪些是奢侈品，哪些是罪案。
在某些报导里面，文本中的名牌确实与案情有关，因为名词所代表的那个物件不仅是案情的直接证物，同时也是“贵重消费品”或者“富人”的能指，而在另一些报导中出现的名牌，我实在读不出它与案情有更多的关联。据台湾某报：“台中市警方前天晚上在兴中街一家宾馆内，查获一男一女从房间内一同走出，上前盘查，发现该名女子是四川籍的曾××（二十六岁），于是将其带回派出所侦讯。长相清秀的曾女身着露背装、迷你裙，打扮相当入时，尤其她手提高档的LV包包，让警方眼睛为之一亮。”
虽然警察也有权是LV的爱好者，不过就文本来看，让警察“眼睛为之一亮”的显然是一起风化案而不是名牌手袋盗窃案。当然，“眼睛为之一亮”的超隐喻也可以是：“提LV包包的女人竟然也涉嫌卖淫活动了”，或者“LV包包实在太贵，爱慕虚荣的女人为了拥有它竟然要去卖身……”。NND这种报导读多了，不觉就暗自形成一种心理上的阅读期待。台湾报纸上的另一则新闻：“内政部长苏嘉全的妻子洪恒珠在老家屏东市，光天化日下遭飞车抢匪抢走皮包及包里的一万多。”该抢案在五天内侦破，我也像追电视连续剧那样连追了五天，追到大结局，心中竟怅然莫名。经自我反省，盖因所有报导中无一字提到那个被抢皮包的牌子，太没专业精神了吧。
“名牌/名词”在新闻报导文本中的能指远较小资文本来得丰富。非常不好意思地向各位坦白，我第一次知道BVLGARI除了珠宝香水手表酒店之外还卖纱巾，并且第一次近距离仔细看清了其中某款丝巾上那种被描述为“方形中棕色圆点体现出珍珠的形状”的图案，不是专卖店，也不是时尚杂志，而是央视国际网站。那条政治不正确的丝巾就出现在那个超文本（对一则网络报导的回应和解释，公文体）里面。BVLGARI对我造成的伤害是，我因此而一直忧心忡忡，担心那些脸颊两侧各有两小块圆点状“高原红”的女人们从此都上不了电视。
CK是小资及其文本分析者在各自的文本中最爱引用的一个名词。说CK，CK就到，上周有外电说，卡文克莱在曼哈顿雀儿喜区（Chelsea）某餐厅吃饭时，忽有一客人趋前自称是CK内衣的超级粉丝。目击者称，那位仁兄突然对卡文克莱说：“这就是你的卡文克莱产品。”接着便迅速将裤子脱下，秀出著名的CK内裤，退休设计师卡文克莱为之“震惊，当场满脸通红”。当我们在“宝马案”或“丝巾案”一类的新闻文本中遭遇名牌，感觉会不会像遭遇过度热情粉丝的CK那么糟糕呢？事情也许就像索尔贝娄在《像他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中所说的那样：“没错……事情的糟糕保证它是个真正的经验，这是我们所经历的，存在就是这样。”
高龄嫖客
许多年以前，在广州可以收听到一档于午夜时分播出的Call in性咨询节目。某个午夜，我在出租车上听到了节目里的这样一段对话：
女听众：“我…………我很烦恼…………”
主持人：“什么烦恼，说给大家听听，专家就坐在我的旁边，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替你分
忧解难的。“
女听众：“主要是，主要是我先生在那个方面的要求实在太频繁了……”
主持人：“这样啊，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夫妇的年龄是不是相差很大呢？”
女听众：“年龄倒是差不多啦，我四十岁，他四十二。”
医生：“那么，具体一点的说，他的要求究竟有多么频繁呢？”
女听众：“很频繁，真的很频繁。这个……平均一周要两次。”
医生：（同情地）“哦，真的很频繁。”
接下来，透过热线，医生就向那个烦恼的女人传授一些抗“索取无度”的技术要领，比如“多带他参加健康的文体活动”等等。当然，三句不离本行，实在不行，就要设法给他吃药，如果他不肯吃，就要想办法把药悄悄地下在他的食物里。
出租车司机笑得差点背过去。
十多年以后，我不知道媒体和“医学界”对市民性活动之“频繁度”的评价标准有无发生变化，不过，类似的评价活动显然仍在以不同的方式继续。我的朋友小宝曾说过一个段子式的计算公式：如果你是19岁，那么正常的“频率”就是一周九次，如果你是29岁，得数便是两周九次，依此类推，59次，每五周九次，89岁，应该是每八周九次。
数字出干部，数字出教条主义，在任何方面，形势永远都比人强。前几天在杭州的数个饭局之上我都听人说起同一个新闻：当地公安抓了一个94岁高龄的老嫖客。回到酒店后上网一查，果然是杭州某报在8月22日有如下报导：前天下午，杭州城东派出所民警在协查一起毒品案时，奉命对杭州火车东站的一家小旅馆进行检查。当他们敲开二楼一间房门时，突然跑出一年轻女子，随后出来的一名老头满脸通红，口里唠叨着：惭愧，惭愧。民警很快查明了两人在一起所干的勾当。这个嫖客，年纪居然有94岁。杭州江干公安分局城东派出所民警都说，要不是有身份证作证，谁也不会相信这“花老头”有这把年纪。
看得兴起，于是一发浏览了同一类的报导。60分钟之后，我发现至少在“嫖娼卖淫”这个门类里，涉及“高龄嫖客”的消息还真不能算少，这是江苏某媒体在今年4月28日一段新闻导语：江苏高淳警方在审理一起盗窃案时，牵出了5个“老嫖客”，最小的50多岁，最大的竟然已经75岁“高龄”。日前，其中的4人被高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与此同时，相关的报导和评论在遣词造句上对此也表现出高度的舆论一律：“花老头，老淫虫，五旬淫棍，六旬禽兽，七旬色鬼，可憎，可耻。”至于上面提到的那个从50多岁到75岁不等的“高龄嫖客团伙”，记者则骂他们是“一伙老不正经的东西”。
事实上，被撞破的嫖娼卖淫勾当每天在中国各地实在有很多，不然的话，扫黄运动也就没有常抓不懈的必要了。为什么涉及到“高龄嫖客”的消息往往能脱颖而出，令媒体情有独钟呢？这样的一种新闻取向，本身就体现了媒体自身及其所代表的公众价值取向，也就是说，以下因素决定了“高龄嫖客”的见报：
第一：嫖妓犯法，嫖妓不道德，老年人（按照有关报导所给出的定义，应从50岁开始起跳）50岁以上者应当50岁以下者自动地拥有更高的道德水准。因此“老嫖”与“壮嫖”及“中嫖”、“青嫖”相比，尤其犯罪，是不道德之尤。千夫所指，骂死不赔。
第二，一个人不仅从50几岁开始就不应拥有性能力，即使不幸拥有，却不应当行使之，即使不幸行使之，更不应当以违法犯罪的方式，否则，就是反常，如果年龄高达九十多岁，即便不是妖孽。至少也有足够的理由成为社会新闻版上的一条“奇闻”。
尽管有关的报导并没有交代这些高龄嫖客的老伴是否健在，但是无论如何，嫖妓确属违法，只要是成年人，现行法律在这方面并不考懀炅洌钦獠⒉灰馕蹲哦浴案吡滏慰汀焙廖薰思傻厥┮阅炅淦缡又┝褪且恢值赖碌男形Ｊ粲谏缁崛跏迫禾宓睦夏耆瞬⒉灰欢ā笆啤比酰词谷酰膊坏扔谌醯酵耆挥小Ｕ庖坏阋咽浅Ｊ段侍狻Ｖ辽伲艿冒延忻挥行阅芰陀忻挥行匀φ饬郊虑橹涞墓叵蹈愀闱宄劝伞Ｔ谛廊唤邮芤砸还蛞皇械母吡涫忻竦弊鲆搅浦贫燃八肌⒖掌笆称分柿可踔辽缁嶂贫群蜕屏济穹缰嬷副甑耐保蚁匀徊幌朐俣恋奖ㄖ缴隙杂凇耙换锢喜徽亩鳌钡谋ǖ迹呐孪乱淮伪坏背∽セ竦逆渭苏呤且话偎耆巳穑词勾耸峦耆蛔阋员坏弊瞿骋怀鞘懈吡渚用裥阅芰Φ恼娲恚隙苕胃荒芩闶鞘裁础袄嫌兴保颐侵辽僖灿Ω帽硐值蒙晕⒑竦酪恍思乙约拔颐歉髯缘慕戳粢坏忝孀雍秃舐贰�
谁怕谁
AXN的真人秀《Fear Factor》，是一个比谁胆子大的节目（在这个意义上，央视的《每周质量报告》跟它有一拼）。所谓胆子大，即先找出某人的最怕，然后让他接受这个“最怕”的考验，重赏之下，好看得很。记得某一集节目里，在相继通过了例如从地面弹射到半空以及在暴风雨中徒手爬到电线杆顶上等等在我看来不可能的任务之后，一众幸存的美国壮汉雄纠纠、气昂昂地在唐人街某餐馆的餐桌前坐定——这一关的考验是：吃下一整只卤猪头，包括外置的鼻子，内置的口条。
猪头一亮相，就一点悬念没有，一切尽在预料之中。除了张口结舌、闭目掩鼻、屁滚尿流、抱头鼠窜之辈，剩下的不是咬了几口便宣布放弃，就是又咬了几口还是忍不住吐了。
做为亚洲、尤其是一名爱吃猪头的中国观众，落荒而走的老美看得我大乐。可能是我的笑声感染了制作人，去年年底，AXN以“畏惧的事物”为题，对亚洲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民进行了一项网路问卷调查，结果最近就在《Fear
Factor》播出。6114份有效问卷显示，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等亚洲地区人民普遍畏高、怕鬼或怕死，其中又以印尼人民最怕雷电，印度人民害怕大海，香港人民怕变胖、怕独处，泰国人民害怕牙科手术以及台湾地区民众害怕亲家较为特别。
据梭罗指出，最使人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若按此说，这种“谁怕谁”的调查不做也罢。我的意思是，怕大海怕亲家怕雷电怕牙科手术之类，略输共性；怕黑怕鬼怕死怕蜘蛛怕独处之流，又稍逊个性。比较中庸的是亚洲地区人民的普遍畏高。事实上，这些地区的海拔并不算高，即使世界屋脊确实属于亚州，不过参与调查的那部份亚洲人民也不太可能在那种地方上网。亚洲人民所畏的高，主要指高层或超高层建筑。怕高层建筑和怕黑怕鬼怕死一样，都属于人类对超自然现象的自然的恐惧。然而一切惧怕都是相对的。埃及人说：人怕时间，时间怕金字塔。又如，吃猪头可能是美国人的最怕，但是，六、七十年代上海人过春节的时候，最怕的却是吃不到猪头。惧怕的相对性似乎还应包括亚洲人民之间的一些相互的恐惧，例如中国足球的“恐韩症”，等等。此外，惧怕的相对性还意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