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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走，毕竟国内有我的家人、朋友，且不说他们帮我什么，至少他们还会安慰我、同情我，这总比一个人在他乡痛哭要好吧？
我说于凌你活得真明白。她笑，粉红色的小毛巾又在眼前一挥。
你觉得我活得明白，其实不是这么回事。5年的时间，我除了上班、学英语，其他的时间全部用来看书，我不是出于好学和勤奋，是没有更好的事可做。说出来你不相信，晚上我洗澡的时候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自言自语，今天跟你说的话都是这几年自言自语的结果。我没有办法。肉放在砧板上，总躲不过那一刀。我想清楚了，去，不管发生什么事，我想证明一下，婚姻究竟能不能扛得过时过境迁。再说，换一个环境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也不能把下场想得太坏。我是不是很悲观？其实人都一样。你看前面那女的，拒签两回了，她也是去找丈夫，她去了就不会回来了，她丈夫给她找了工作，安排了一切，也安排了离婚。她说她等了7年，也不过就等来这么一个结果。我们一起在这儿排队，开玩笑很随便，大家都有一种黄鹤一去不复返的劲头，什么都说，甚至有那种男的说他老婆前脚出国他后脚就带着情人出双入对地过起了小日子。这个女的开导我说：“丈夫就是一丈之内是伴儿，出了一丈，他离谁近就是谁的，像咱们这种离得十万八千里，早不知道谁是谁了。反正是要出去，有这么个人在那儿，比另外找担保方便。”你听听，我还能有安全感吗？
排在于凌前头的一个穿着鳄鱼牌短袖衬衫、打着真丝领带的小伙于回头看看我又看看于凌，一笑，我知道他一直在听我们的谈话，就问：“你能理解吗？”他点头：“都一样。”
上一次办签证，一个小伙子跟我聊天，聊到最后他说他真羡慕我，因为我相信爱情可以战胜距离造成的疏远，他说要是有人能开一个保险公司，专门为爱情保险，多贵他都要加入。听上去是在开玩笑，实际上很感伤，但是感伤也没有用，感伤救不了自己也救不了婚姻。只有在这个地方，你才会感觉到因为环境的改变、处境的不同，遗弃和被遗弃是多么具体。那种具体有一种让你无话可说的合理性，所以也充满了无可奈何，所以才顺理成章。小伙子的未婚妻是拿着他的钱出国的，女孩走的时候还哭着以身相许，应该万无一失了吧？可是她到了新西兰才4个多月，就嫁人了，只在电话里说了一句“对不起”。
我常常想，在没有一个很长时间的考验之前，你很难说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比如我就这么苦等了5年，很难说是忠于丈夫还是忠于自己。但是我还是告诉他，我忠于他。
其实很多事情单凭你坐在那儿想是想不明白的，人的命运又不像天气一样可以预报。但是有一点我知道，这次去美国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而且我肯定要找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反正不是好，就是坏，再说，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都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的。有时候想想人的一生就是这样，总要做过了回头看才真明白，是不是？
离开于凌的时候大约已经是中午了，她还没有排到。她背的皮包里有一瓶矿泉水和一个汉堡包。她还要再坚持等。
7月9日上午我在报社编发于凌的稿子时，呼机上出现了她的名字和这样一行字：“再次拒签。有好消息的时候我呼你。”
9月21日傍晚在母亲家，我的呼机上出现的名字是“徐玲”留言“我已经在美国了”想来想去应当是于凌，看来这是一次越洋寻呼。
第五章 所有的爱都复杂也简单
爱在别乡的季节 采访时间：1997年9月27日 星期六8：00AM 采访地点：北京崇文区东花市羊市口某大院丹丹旧居 姓名：丹丹 性别：女 年龄：30岁 北京某外语学院英语专业本科毕 业，在某机关从事翻译工作，后就读于 美国某大学东方哲学专业，现居加拿大 多伦多市。 用不着追究谁抛弃了谁，谁背叛 了谁——全世界的男人和女人都必须 这么想——人可以千金散尽，但是抹 不掉一丝过去——两个受过同等教育 的人也缺少共同语言——离婚对于我 可能逐渐转变成一种财富——生活尚 且那样艰难我凭什么去恋爱——有了 爱，又有了性，又能说明什么呢？ ——我们绝对不是为了冰淇淋才离开 故土的。
1997年9月27日，星期六，早晨八点。我站在路边等了大约十分钟才等来一辆“面的”，司机听说我要去羊市口，一个劲儿地摇头，说那个地方一天到晚堵车。相持了又有五分钟，我答应如果堵车就多付五块钱并且车只开到胡同口，司机才嘟哝着一些我听不清也不想听清的话，老大不情愿地上路。
我和丹丹约好的时间是八点半，在她的家。
巷子很窄，两侧是一个挨一个的典型的大杂院，被岁月打磨得破损不全的石头台阶已经没有了最初的颜色，院门大多是裂了缝子的木头，似乎也根本用不着关。有些院门两边还依稀留着当年的吉祥对联的斑驳墨迹。院子外面间或有几辆旧自行车，隔不太远也有紧贴着院墙停着的两三辆“夏利”，因为是周未，写着“TAXI”的顶灯摘了，只从车身上的白字可以看出是出租车。
这里曾经是我熟悉的地方。穿过大约五米长的过道，绕过一滴一滴地漏着水的半人高的水管子，沿着西厢房向南数的第二间屋子，窗户是一格一格的，玻璃上灰尘很多，即使这样也能分辨屋里挂的窗帘已经太久没有换过，有几分破旧。
门虚掩着。
我在门外停留了一小会儿。我不知道怎么迈进其实只是一块破木头的门槛。和从前每一次来这里一样，我没法让自己确信，这里是丹丹的家，是漂亮的丹丹勇敢地把自己嫁出去又终于伤心地独自离开的地方。
“你还是进来吧！”
我就站在了缩在床上的丹丹面前。
这是她回国的第三天，时差还没有完全倒过来，她的面容十分疲倦。房间角落里放着打开的大皮箱，旧写字台贴墙放着，上面是一些英文商标的日用品。一条铁丝在空中拉成房间的对角线，上面很随意地搭着一条亚麻布的裙子。房间的正中是那张我们都坐过的、打开就是双人床的长沙发，占据了三分之二个屋子。丹丹就斜倚在上面，慢慢地吸一支烟。
我走到她的旁边俯下身子，她抱住我，脸颊贴上来，热乎乎的。我们眼里都有一点潮湿。
这里还是老样子，就连这根挂衣服的铁丝都没有变。跟我走的时候一样。我走的时候，用一块大白布把这张沙发一盖，屋子里就像一个挺大的停尸房。什么都卖光了，我就给自己留下这么两样家当。
丹丹用夹着烟的手指指旧写字台，又拍一下她和我坐着的沙发。
能睡觉，能吃饭。那时候我除了上班就是复习英语，坐在这儿一念就是半宿，所有的东西都堆在写字台上，饭碗、牙刷牙膏、擦脸油、换下来的衣服、饼干和方便面，还有暖壶，经常没有热水。比上大学住在宿舍里的时候还惨。
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丹丹有一点见老了，眼角的鱼尾纹放射状地洒开来，使她的双眼有一种干巴巴的样子。算起来她在美国才只有两年，两年前她走的时候，还仅仅是有些瘦削。
我91年从外语学院英语系毕业，分到机关当翻译，其实真正需要翻译的东西并不多，也就把我当个打字员使。机关你也呆过，就那么不紧不慢地混日子。工作前两年，最主要的事就是谈恋爱。老郭（丹丹的前夫）那时候已经是一家报社的挺有点份量的记者。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他，一开始真没爱上他，看着他一副和和气气的样子，觉得这人一定是踏踏实实的。而且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我这人天然地就对当记者的人有好感，觉得干你们这行特别不一般。在机关工作，早晨八点半跟着班车到了办公室，晚上五点又跟着班车回家，没有什么娱乐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像咱们那种大学一毕业就分到机关的女孩子差不多都有被上级介绍对象的经历，是吧？
我点头，并且告诉丹丹其中不乏有一些介绍成功的人，甚至有人因此改变了自己的处境。丹丹一笑。
我不知道别人，但是我的确觉得很烦，被介绍的一般都是家境不错的，父母都是什么什么级别的干部，可是他们自己有的连大专都没上过，我一听就没兴趣，到底是嫁给谁呀？可是又不好说不见。见了又不成，弄得介绍人和我都尴尬。那段时间老郭来找过我几次，慢慢地就有了传闻说我本来有男朋友，还是个记者，怪不得谁都看不上呢。要非得说谁追谁，那可能应该算是老郭追我吧，其实真的无所谓，当时我就没把这谁主动当成一回事，两个人好，肯定是双向的，所谓两情相悦，一个“相”字，把什么都说清楚了。现在回想当年，就更无所谓什么主动与被动，和也和了、分也分了，用不着追究谁抛弃了谁、谁背叛了谁。
丹丹从身旁的烟盒里拿出一支烟，就着吸剩下的烟蒂，续上。深吸一口，缓缓吐出。
这可不是美国教给我的，我觉得全世界的男人和女人都必须这么想，这么想就没有负担。
我们就是在这间屋子里结婚的，房子是我姥姥家的。我妈没跟我爸结婚、没嫁到福建之前一直住在这儿。我妈一辈子的理想就是让我回北京、让我跟一个正宗的北京人结婚。我全都做到了。首先我考上大学又留在北京工作，然后我嫁给了老郭，他是正宗的北京人而且还是一个一天比一天出名的记者。我妈很满意。我结婚的时候她来了一趟北京，看见她长大成人的这间屋子变成了她女儿的新房，激动得就会流眼泪。老郭不明白，我告诉他，我妈盼这一天盼了24年，他点点头，好像明白了，其实我知道他还是没明白。可能你也不太明白，我妈是为了逃避政治运动才远嫁福建的，她认为她的离乡背井是出于无可奈何。
丹丹幽幽地看了我一眼。
我妈无论如何想不到，她的女儿有一天也会有同样的命运，所不同的是，我走得更远。
新婚这一段还说吗？
丹丹看看我。她的眼神里没有一点不平静，也找不到在采访这类人的时候我本能地就会去寻找的所谓“伤痛的目光”。我知道丹丹是真心地在征询：说，还是不说。说，还是不说呢？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丹丹掸掉一截烟灰。
我是真觉得没得说，倒不是什么害怕回忆。记忆这种东西很怪，它是世界上最不会丢文件的电脑，也是世界上最会篡改事实的修正机器，怕或者不怕都没有意义，人可以千金散尽，但是抹不掉一丝过去。我只是觉得，从有了自由恋爱，就没有哭泣的洞房花烛夜。结婚是你情我愿的事，不好都是后来的事。
当时我们不算穷人。他帮别人编书，在另一家报社兼职还经常给杂志写稿，每个月挣的钱是我的好几倍。我们单位就是有一样好，什么都发，精致到西装、羊毛衫，细致到香皂。卫生纸，所谓机关工资的“含金量高”大概就是指这个吧，我们就是没有房子，这间平房冬天冷、夏天潮，没有卫生间。但是那时候我们有感情，冷得晚上两个人抱在一起睡，潮的时候两个人一块把东西搬出去晒……说这些没意思，你也知道，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