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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放假的，我就害怕，就连星期六和星期日，因为那时候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也不想看到电视上有两个人亲亲热热的镜头，也不想见同学和朋友，所有幸福美满的我都不愿意看见，甚至于憎恨。所以我稳定下来之后，我觉得像我们这一类人是很危险的，自己受到伤害、心理负担重还不说，时间长了就变成特别有报复心。我就有过。那段时间我甚至想过去破坏别人的家庭，当一次第三者，让别人也尝尝我这个滋味儿。而且我还想过到一个人多的广场去搞一次爆炸，那种阴谋、破坏我全想到过。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极为不安定的人群。我们自己承担了太多的东西，一旦承担不了怎么办？幸福与快乐可以和别人分享，但是痛苦和伤害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会有体会，这样的人才能在一起沟通和相互理解。也许这样我们还可以更快地走出来。
现在我坐在这儿，好像已经平静下来了，其实我自己知道还没有。这种阴影一旦留下就很难抹掉。所以我特别希望你能有一天把我们这些人组织起来，或者我们这些人怎么能成立一个什么协会，我们互相帮助，因为从我的亲身经历来讲，我知道这部分人是社会的一个不安定因素，可是现在并没有人认识到这种破坏性有多大。而且，我自己就是通过一个痛苦的过程才产生今天这种认识，这种人的破坏性经过正确的引导是可以转变成一种同样大的建设性。我真的希望你能做这件事。
面对文玉的热切，沉默的是我。他不是第一个提出这样的问题的受访者，我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然而我仅仅就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记者，我深感自己的力不从心。我不可能告诉文玉，像他这样的一大批人，几乎永远没有可能成为媒体关注的主要部分，因为他们是一个不容质疑的“弱势群体”，尽管他们迫切地希冀或者说乞求社会的关心和帮助。没有受到过伤害的人永远认为受伤者的痛苦是不正常的，所以我才会听到有人说：“安顿采访的人都是有病的人。”甚至也由此认为我是一个心理不健康的女人。我从无从解释到现在终于不屑于去解释，同样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我不可能对文玉讲出这一切。我的眼泪聚合在眼里，心理充满了委屈。也许在采访过程中出现这样的感受太过于女性，在我，这是第一次。我们对视了很久，我告诉文玉，只要有一丝可能，我会坚持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会一直做下去，只要还有人需要我做。
有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一双倾听的耳朵、一双诚恳的眼睛和一颗善良的心。我一直觉得受过伤害的人比一直顺利的人更懂得贡献，因为他们从痛苦中走出来，他们曾经获得别人的帮助，所以他们更明白应该怎样帮助别人，我觉得我们可以比那些幸福的人做得更好。
我不知道该对文玉讲些什么，采访的艰难、写作的辛苦以及周围的各式各样的嘲讽，都不可能告诉他。甚至久而久之我已经在享受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感觉，好的、坏的，都使我的生命和内心世界变得饱满，饱满到没有语言可以表达。我岔开了话题，问到他前妻的近况。文玉又有些黯然。
她已经结婚了，就是跟那个男孩。她没有办法，回到了她原来那个工厂，靠的是她父亲的关系。她家已经不跟她来往了，而且她家里拒绝接纳她现在的丈夫。他们收入不高，过得很拮据。她曾经来跟我要她冬天的衣服，我没有给，可能就是我狭隘吧。我总是想着十九岁那年她刚刚做完宫外孕手术、见到我就扑到我怀里，她一心一意地跟着我，满眼里只有我，那时候我就发誓要一辈子对她好，可是现在，我做不到了。
我的屋子里还跟从前我们没曼离婚的时候一样，家具、照片、随手用的东西，都没有变。也许有一天我会改变，但是不是现在。
文玉离开报社的时候，犹豫再三，终于给我留下一个呼机号。他说：“如果我的口述发表了，有人与我有同感，愿意跟我联系，你就告诉他这个呼机号，我非常希望能帮你做些什么，能帮别人做些什么。人在被需要的时候才会有幸福感。”
我送他到楼梯口，他似乎想起了什么似的，深深地看我一眼，然后说：“你一定想办法别让人看出她是谁。”
第十六章 什么都没有了还要替他还钱
——纯真是一份易逝的情怀
采访时间：1998年1月13日9：00AM
采访地点：《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未》办公室
姓名：松雨
性别：女
年龄：3l岁
北京某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
结婚后供职于石家在某公司，93年到广
州一家公司工作，曾旺该公司副总经理
，97年回北京，现在一家工厂任厂长。
到现在回忆起来，他到底哪一点吸
引我连我自己都找不到——我问了一句
平时想也不敢想的话：“你是不是在外
面有别人了？”他说“是的”。我真的
是五雷轰顶——我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
才开始懂得要善待自己——说实话我也
很失落，我怎么就会败给一个这样的女
人？一一我怎么也不能相信，10年的感
情怎么会变成这样急不可待地分手、喜
形于色地等待离婚——两个人像演戏一
样，就“一切符合法律程序，婚姻宣布
结束”了——有一个人在旁边关心着我
的时候，我才感觉到这些年我真的很孤
单——我就这么走了。他从此就消失了
1998年1月10日，我收到这样一封信：
安顿：
您好！
压抑了大久，总想能找个人说说。从广州回到北京，却发现自己在故乡也是个陌生人。
每次读您的采访，都助长了与您谈谈的欲望。
在广州整整三年，经历了太多大多。本想回北京疗伤，谁知又添新创。我真看不懂、也想不明白现在这个世界及男人。
从96年9月起，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物质上，我一无所有，精神上更是伤痕累累。有时若不是看在年迈父母的份上，我真想离开这个世界。但我必须要活下去！
希望您听听我的诉说。谢谢！
松雨
97。12。16
我立即依照她留下的电话找了她。电话里她说她已经过了30岁，离婚了，没有孩子。在广州工作了一段时间，现在在一家眼镜店当“店长”，她不喜欢这份工作，但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如此。
1月13日上午，松雨很准时地来了。高个子，长相一般，皮肤非常白，笑的时候有一点羞涩。如果不是因为事先知道一些她的个人情况，我不会认为她是一个曾经“闯荡江湖”的女人。
各自落座之后，她没有马上开口说话，而是迅速地站起来走向她放在另外一张椅子上的皮包，同时她的眼泪已经流了满险。她蒙出的是厚厚一叠纸巾。这时我才发现松雨的眼睛很红，绝对不是眼前的泪水留下的印迹。找没敢问她，前一天晚上我们放下电话之后，她是不是哭过。
我想过好长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因为我的这些事情简直是太多了。
松雨的声音哽住了一会儿。
我也奇怪我怎么会这样，挺没出息的啊。我看你的文章也很多了，我最看重的一点就是你从来不置可否，不说“是”和“不是”。
刚一开始，我也跟别人一样，他是我的大学同学，是初恋。到现在回忆起来，他到底哪一点吸引我连我自己都找不到。但是这件事伤得我太深了……
每一次面对一个才刚刚认识就在我面前哭泣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她。我只是一味他说我有的是耐心，请她慢慢地平静下来、慢慢他讲。我知道每一个哭泣的故事都会令人心痛、都绵延在心底，挥之不去。
其实我一直在写一些东西，因为我不想太让别人了解我……
当时那种感觉可能跟任何一个初恋的女孩子一样，什么也不顾，毕业的时候就舍弃了北京，到了石家在。他分配在公安厅的机要处做计算机，我在一个公司做管理。这样的生活过了几年，应该还算美好。他有一个弱点就是不能控制自己。别人说喝酒，他就一直喝到吐血；打牌，别人不说散，他就一直玩儿下去，一连两夜不回家。没有房子，随着他搬家……后来他单位分了一间很小的房子、他更多地去玩儿、我更多地一个人等。他没有电话、呼机，也不知道去了哪儿，一天、两天不见踪影。我就很恼火。我们的关系很僵。
93年年底，我们的一个同学在广州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公司做工程部的主管，希望他过去，他就不管不顾地去了、我留在石家在。我后来才知道他对我的那个同学说离开石家在是因为跟我已经不能挽回了。
他是94年3月份去的广州，五月份我休年假去看他。从来没有分开过，我确确实实不放心，他是被我照顾惯了的人呀！到了广州，看到他那种情况我特别难过。
松雨又哭起来，忍都忍不注。我很想问她，现在的眼泪是为什么流的。我猜想她不是因为又在心里重现了她前夫当年的窘境。我有些希望她是为了她自己的纯情而流泪。
真正住下来，我发现他的工作很累，经常出差，而且公司规定四百公里之内必须当天往返，所以有时候他半夜两点回来，第二天早上还要上班。
我从广州回的北京。七月份他到北京培训，一起待了一个星期。这段时间他好像也有了改变，给我写了一封信，检讨了这几年的所作所为影响了我们的感情，他在信里说陪着别人玩儿无形中也成了别人拉关系、往上爬的阶梯。我看到这些当然很高兴，那时候很多人不赞同我和他一起去广州，因为他还没有立住脚，但是我觉得他的生活实在需要我，就办了停薪留职。这个停薪留职几乎到了我上火车的时候才批下来，当时如果不批我也走了，心里只想着去找他。
他让我先不要找工作，我就到了广州外国语学院国际贸易系，那是一个三年制的大专，我直接上了三年级。父母给的3500块钱仅仅够我的学费。他的工资每个月4000多，我们自己找到了房子，加上我在学校的开销和家用，日子过得挺紧张。那段时间我们不富余，但是这么多年我觉得他在这个时候对我最好。我上学他总是让我打车去，路上要花60多块钱，因为他觉得坐公共汽车要换很多次车，太累了。
我的毕业成绩很好，为了不再让他一个人承担这个家，我急着找工作。那是95年，我考进了一家公司，老板非常欣赏我。我来广州的目的就是找他，对工资之类的都不知道怎么提要求，给我1500块钱已经很知足了。我在公司做得很好，本来我是学计算机的，因为我的工作出色，几个月以后就买了一台电脑给我一个人用，我编了一些材料管理之类的程序。这个公司的老板是一个很任性的老头，当他发现我的确做得很好的时候，就利用年底加薪的时候给我把工资涨到3000块钱。我自己也非常高兴。
松雨的脸上第一次有了一点儿放松的表情。我发现她笑的时候也是羞涩的，和她的年龄与阅历极不相称。想到这些，我多多少少有点儿难过，那些接受我的采访的所谓曾经沧海的人，却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