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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从5500米高空跳下有55秒钟选择生与死
——抹不掉留在心口的伤痕
采访时间：1997年12月8日星期一1：30PM
采访地点：《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办公室
姓名：唐进
性别：男
年龄：28岁
大学法律专业毕业，跳伞运动员，
现为美国一家通讯设备公司做代理，并
开办通讯设备公司。
我这个人不太会跟女人打交这——
对于挣到钱的人来说，钱就是那么回事
，对于没挣到钱的人来说，钱就特别是
好东西——这么多年在生意场上混．老
家贼倒让小家贼给骗了——我当时实在
不相信我们这么好的感情，一句话就可
以分手——我承认有些钱也挣得不那么
光彩——她越是对我好我就越是觉得这
里面有故事——缘分这种东西是有始有
终的，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终究
要离你而去——可能所有的男人都这么
想，全世界的女人都学坏了也没关系，
只要自己的老婆是好人就行——感情这
种东西真的很怪，多好的人，多坏的人
，都躲不过这两个字
唐进呼我的时候，我正在外面采访。他留在我的呼机上的是这样一句话：“我看了您的文章想和您聊天不知道您会不会给我回电话。”不知道是呼机台的小姐忘记打上逗号还是他说话太急根本不需要有标点。
他在电话里告诉我：“我比您写的那个人还要傻，我女朋友跟我说吹那天，我把手机、电脑、支票和现钞全丢了，她走了以后我一笔生意也没有做成，现在连觉都睡不了……”我跟他约在两天以后见面。
1997年12月8日是星期一，唐进来报社找我。他个子不高，但是显得很结实。感觉上他很朴素，一件运动衣式的羽绒服里面是很清洁的衬衫，打了一条素色的领带。
我们在一间空办公室里落座之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就是跟您通完电话之后我才睡了两天踏实觉，我周围没有一个人能坐在这儿听我说我这些事儿。”
唐进是我的受访者中唯一的一个“大款”，他给美国公司做代理、自己开店经营通讯设备、同时他还是律师。用他自己的话说：“像我们这种人，挣钱就是我们的事业。”
说起来我们是在火车上认识的。
唐进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似乎是在问我是否觉得他们的这种认识方式不太符合通常的判断标准。我未置可否，他一笑了之。
从天津回北京，她和一个同学一起到北京来玩儿。当时她的样子看上去特别小，我以为她也就是个高中生。所以一路上挺照顾她们，到了北京以后还把她们送到她们要去的那所大学。我觉得这件事就算完了。结果过了几天我收到了一封信，就是其中的一个女孩写的，她在天津上大学，学医的。
那一段时间我一个人在天津工作，我还有点不相信她是大学生。礼拜六、礼拜天我就到学校找她。我们都酷爱体育，我是练跳伞的运动员出身，现在还带学员。我就陪着她打乒乓球。那时候我就是觉得周末没有什么事情可干，一个人在天津分公司，也很无聊。
唐进挥一下手说他应该先告诉我他的一些个人情况。他的中学是在一个体育运动专科学校，之后直接上了大学，学的专业是法律，毕业却干了通讯。现在他还带着一些练习跳伞的学员。
应该说我陪着她玩儿的时间就有一年多，我这个人不大会跟女人打交道。一直到96年的9月份我才问她愿意不愿意跟我交朋友，当时她已经快大学毕业了。说到这儿我要打断一下。她毕业分配到北京、进户口等等都是我办的，也为她花了大约十万块钱。钱，我不在乎。她同意跟我交朋友以后，我就在天津买了一套房子，离她的学校很近。后来我又给她买了BP机，她说BP机不好用，我就又给她买手机，还教她开车，她学会了我就花钱给她买了一个车本子。本来我是打算在今年结婚的，我想结了婚就给她买一辆车。我这些年可以说是利用着关系挣了点儿钱，但是今年不一样，因为我和她之间的变化，我几乎就没怎么做生意。我们吹了以后，我可以说是一点斗志都没有了。
我们吹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她在今年五·一的时候说要和同学去玩儿，我给了她一万块钱，我没有陪她，因为当时正好是我父亲的祭日，我回了老家。但是我回来之后发现她没有去，她说她是为了陪我。我很感动，就说带她出去玩儿，我们去了五台山。5月3号回北京，我是4号出差去西安。我从西安打电话回来，她就说：“咱们分手吧。”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没有原因只是她恨我。凭良心说我自认在和她好的日子里我没有什么对不起她。她挂上电话，手机也关上了。我的脑子特别乱，当时西安的贼也挺多的，我跟您说的我丢了很多东西就是这一回。
唐进摸摸头，笑得有些无可奈何。他的表情仿佛在说：你瞧，连我这样的人也居然会为一个女人这样。
我打电话告诉她我丢了全部的东西和钱，她只说一声“活该”。我在天津的一个合伙人说我：“你要是为了一个女人就这样，咱们就什么也别干了。要不我就打你一顿！”可是我的确心情很坏。回到北京我就马上去找她，她不肯见我。我回到我在方在买的一套准备结婚的房子里，收拾了我的东西，我打电话跟她说：“我搬走，这套房子归你住了。”那时候我们已经是同居的关系，而且一直准备结婚。我一直觉得，对于挣到钱的人来说，钱就是那么回事，对于没挣到钱的人来说，钱就特别是好东西。我那时候真的不在乎这一点儿钱。买房子的时候用的是她的身份证，房主等于是她，我花了钱可是我没有所有权，现在她还住在这套房子里。我觉得我们互相都真心实意地爱对方，那还分什么你我呢？现在看起来我可真够“大头”的。这么多年在生意场上混，老家贼倒让小家贼给骗了。
说起来也很可笑，7月1号庆祝香港回归那天，把我抓到公安局里待了一个晚上，因为我找她，半夜里了还在街上，身上什么证件也没有，带着很多钱和手机。当时我在方庄的街上转，我就觉得她是在附近的哪个饭馆吃饭呢，我以为我这么转着转着就能等到她，真是够傻的！
唐进笑的时候一点生意人的气息都没有，反而有几分在这种人身上不太多见的憨厚。他总是在嘲笑他自己，时不时地问我：“安姐，我特傻是吧？”我也直言不讳地点头说：“是够傻的。”然后我们一起笑。
7月份的时候我找到过她一次，送给她一只镯子，羊脂玉的，她当着我的面就给摔碎了。我当时跟她说：“你不跟我好也不用摔东西，这也是用钱买来的，将来有一天你穷了，还可以用它换一顿饭吃。”当时我正准备去美国，我说请她给我一点时间，等我回来会给她一个圆满的结果。我当时实在不相信我们这么好的感情，一句话就可以分手。
10月份我回到北京，她说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如果你需要我就把房子还给你”。我说我不需要，房子送给她了。接下来我就放开公司的事情，一个人去了西藏，我给您打电话那天是刚刚回来。我本来以为一切都过去了，实际上还是没有。我找您也是因为我需要有一个人坐在这儿听我说我自己这点儿事儿。我在公司面对的不是客户就是我们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说白了就是我要从这些人手里挣钱，我只能奉承他们或者陪着他们玩儿，要不就是下属，我要保持一个尊严。
唐进咧了咧嘴。
当然也是外强中干。那段时间我经常回运动队，那些小学员可以教训，也算是一种发泄吧。跳伞是非常考验人的承受力的，心理条件不好，绝对不能上天。那时候我特别郁闷，但是我还是上天。有两次，我都是到最后的极限时间才打开伞包。我们是从5500米高空往下跳，有55秒钟的时间，我就问我自己：“是活还是死？”
唐进的面容在一刹那间变得十分迷茫。我问了一个极其女人气的问题：来不及打开伞包怎么办？他很老练地摇摇头。
绝对不会的。我从7岁开始学跳伞，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我自己完全可以掌握。
唐进的叙述有些混乱，我觉得对一个这样的人不必有任何遮拦，因为他已经习惯了生意场上的逢场作戏、习惯了对人只说三分话，如果我这个被他很自然地叫做“安姐”的人也不能跟他直来直去，那么他一定会对我们的见面非常失望。所以我说：“你得多给我讲讲你们俩的事情，我知道你最想说的是你们怎么吹了、你怎么不好过，但是我还不知道你们俩是怎么好的和你们到底有多好，弄得你都不想活了。”唐进的身体深深地陷进椅子里，显得他有些矮小。他想了一会儿，找到一个话头。
她呢，父母都在、上面有哥哥、她是老小，经济条件一般，父母都是老老实实的农民。她其实没过过那种很有钱的生活，但是跟我在一起就可以，比如说她看上一件大衣，只要喜欢，可以不问价格地买下来；她要到迪厅跳舞，我就买100张票送给她，让她随时都可以去；她可以随时用我的车；她还在大学校园里的时候，是第一个有BP机和手机的女生……我在物质上一直是尽可能满足她的……
唐进抬起头，深深地看我一眼，他的眼光里多了一丝负气似的强硬，少了最初的调侃和玩世不恭。
我想我是真的爱她。
我忽然意识到，其实在唐进的表面上的轻松里恰恰隐藏着很多不信任和不能释然，他在不经意之中已经在选择着他所要讲述的事情的全部面貌，除了有面对陌生人的正常的戒蒂和他作为生意人习惯性的处处设防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性别差异。也许他认为一个几乎可以用成功两个字来形容的男人在我这样一个女人面前谈自己的同居生活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于是我做了必要的自我介绍，也重复了我们之间交谈的原则和方式。他沉思了一会儿，表示理解并且愿意配合。
我的家庭应该算是那种高级干部吧，我和她交朋友家里所有的人都反对，亲戚们和我妈都说，以后她有任何事情他们都不会帮忙的，他们主要的想法就是认为门不当、户不对。但是其实到最后在她的工作之类的事情上我还是利用了家里的关系。在天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同居。我觉得我付出的实在是很多。可以举的例子大多了。她自己是学医的，可是她肚子疼得我照顾她，当时我从兰州出差回来，马上就带她去医院。我的朋友都觉得我有毛病，至于吗？我很爱她，找她的愿望其实就是找个伴儿，有一个人在家里，娇娇的、可以随便聊天儿。说真话，我做的生意不全是合法的，当然我从来没有干过坑害人、特别是坑害中国人的事，但是我承认有些钱也挣得不那么光彩。本来我们一直住在一套房子里，但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她有时候在家里看看小说或者专业书，我在另一间屋子里干我的事，挺平静的。我是学法律的，有时候也帮别人写一些东西，我对那种高智慧的东西比较感兴趣。
唐进好像在躲闪什么，他只说学法律的人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