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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给“电话留言板”去过电话。里面尽是些诸如“如果你能在上野周围的咖啡馆里和我说上一小时，我可以付给你一万日元”、“我是个喜欢电影的男人，二十一岁。我想在电话里聊一聊电影，我等待着喜欢电影的女孩子直接来电”一类的、纯粹（？）想找个聊天对象的留言。
人渴望物质的时代是不幸的，但是渴望“心”（哲学）的时代更为不幸。
RI（利·离）［利，离］
钱没了，缘也就尽了。“离”由“利”生，“利”生“离”。这就是所谓的“利子”利子，日语中“利息”的意思。。
我写了一些平常别人要隐藏起来的私事。有人就批评我，让我不要“兜售”自己乱七八糟的过去。但是，如果让我说真话，我写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是很得意的。有一次，我和井上厦谈起自己的父亲。他对我说：“那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啊。”也许，把自己过去的悲惨经历视作财富，这种感觉只有写作的人才能理解。或许，从普通人的角度看，这大概是一种可耻的行为。
为什么我开始的几句话要这样写呢？因为我翻了翻字典，发现“利”和“离”是挨着的，而且我还想到了“离婚”这样一个词。
我的父母从十七年以前开始了分居生活。但是，他们没有正式离婚。偶尔我们可以听到或者看到，有些夫妇，由于一方说什么也不在离婚协议书上盖章，而只好还保留着表面上的婚姻关系。但是，我父母的分居好像并不是因为一方固执地不离婚。
父亲两年前新建了一栋二层的房子。在父亲的意识里，只要建成了房子，离散的一家人就会聚集在一起，家庭就会重生。当他自己手绘的设计图完成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取得了联系。母亲提出了条件，让她回家，就得把一层作为她自己的不动产公司的办公室，二层、三层租出去，最上面的一层全家住。父亲马上就回绝她说：“没有那么多的钱！”父亲还问她，你究竟是为了什么来商量的？
“为了钱！钱，钱，钱。”母亲大喊着，离开了座位。
我这么一写，也许有人会觉得我母亲是个没有人味的贪婪的人。但是，我只能苦笑。泡沫经济时期，母亲把房子和土地转卖给了别人，赚了一大笔钱。对此，她至今不忘。她特别想说，只要听她的话，就能赚钱，就会幸福。对于母亲来讲，土地和房屋只不过是普通的买卖物件而已。这方面的情况，我已经写在了我的第二部小说《所有的房子》里。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位前辈作家在文艺杂志评论栏上说的一句话。他说：“这位母亲的事，我还想再读一些。”
我的父母处于“利婚状态”。他们是为了“利”而不离婚的。我的母亲曾经因为丙型肝炎，几次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如果她要长期住院的话，照料她的只有父亲。可是父亲能心甘情愿地接受吗？
和年轻的女性交谈一下，就可以发现有不少人似乎都在为坚持不离婚的父母着急。对已经走入爱情坟墓的夫妻生活，那些仍然对婚姻持有幻想的女儿们投去的是非难的目光，这也许是十分正常的。但是，如果不把那种即使想离也离不了的、为了某种利而进行“利婚”看做某种爱情的表示，那么男人和女人是根本不可能在同一屋檐下生活的。
假使我们四姊妹中的某个人结了婚，在结婚仪式上并肩站在一起的父亲和母亲，看上去一定也很像是和睦夫妻的。我感觉不到任何的不适应。不可思议的是，我们仍然是一家人。
RUNPEN（ルンペン）［流浪者］
他们与奥姆教的教主风貌很为相似。衣食自不必说了，他们特别在乎“住”的纸盒子，他们是清贫之徒。
许久前，我答应给NHKNHK，日本广播协会（Nippou Hoso Kyokai）的缩语。名古屋写一部广播剧，现在终于写完了第一稿。我用快件寄了过去。广播剧的名字叫《失踪的夏天》，讲的是一个男人和自己的恋人一起寻找二十多年前失踪的哥哥的故事。
写这个剧的时候，受T导演讲的故事的启发，我插进了一个情节：失踪的哥哥有可能成了流浪汉。T导演对流浪汉有着强烈的兴趣。在他寄给我的资料里，有一篇报道是关于三年前死在总武线总武线，日本东京的轻轨铁路之一。的电车里的流浪者的。这个叫做“阿西”的流浪者在三鹰到千叶之间坐了两个来回，而且死在了这一过程中。但是，同车的乘客没有人发现他的死。用孤独的死描述这一事件，更显现出现代过于荒凉的景象。仅仅靠同情、悲哀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乘车高峰时间里，“阿西”横躺在坐席上。将近正午时分，在空出许多座位的车厢里，中年妇女尽可能不看眼前的这个男人……
写广播剧的时候，我怎么也找不出时间去进行调查。于是，就给了年轻的朋友一张年近半百的男人照片和一个虚构的名字，请他到新宿车站问一问流浪者们，看他们认识不认识这个人。两年前，我受到在艺术大学上学的朋友的邀请，去那里参加他们的文化节。当时，我曾经向上野公园的流浪者问过路，但是他们不开口说话。因为有了那次经历，所以听了几天后朋友给我寄来的磁带，我可以说是大吃一惊。
有的人打探情况，问：“有什么事吧？他还有老婆孩子吗？”有的人说星期天六点在某个地方施舍饭，那时候来的人多，可以到那儿问问。还有的人让去日比谷，等地下铁的拉门关上后在台阶上找找。总之，所有的人都很热情。
其中最使我惊讶的是，他们之间也有“头儿”。受到社会排斥的他们，难道又组成了一个另外的社会？我内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另外，他们也个个都“有事”。我真想一个一个地问一问他们的那些“事”。可又觉得这有些心术不正。我想，假如有人好好采访一下，一定能写出优秀的纪实文学来。也许，已经有人出版了，而我却不知道。
在听录音带之前，我一直以为流浪者们都是被现实、社会欺侮、排斥的落伍者。但是，这种想法错了。即使他们有不得已的原因，我们也可以在他们身上感受到嬉皮士们主动脱离社会一般的开朗、明快。至少，那些接受采访的人是这样。也许，他们有着和越战时期逃避征兵的年轻人们相通的一面。在他们的眼里，我们所进行的生存竞争是毫无意义的。
《失踪的夏天》的主人公在新宿的大街上走着，烦恼着。寻找自己的哥哥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骨肉亲情只不过是一种无用的感伤而已。对于哥哥来讲，这或许只是在给他增添麻烦，即使找到了他……
WAKARE（分れ）［分手］
别别扭扭，腻腻歪歪，留恋不舍，哭哭啼啼，清清爽爽，厌烦透顶，这才要分手。
这部《私语词典》到这个词目就要结束了。我把“WA”行的词汇定为“WAKARE（分手）”之后，开始面对着文字处理机写了起来。
我有一种雷蒙德·钱德勒所说的“说再见，就意味着要死去一会儿”那样的感觉。也像临终前卡尔·马克思那样言犹未尽，“最后的话，只有那些以前总是不能充分进行表达的愚蠢的人才说。”
在选择写东西之前，我曾经在日记里写过类似遗书的东西，也曾经在离家出走之际把写给自己喜欢的女孩的遗书投进信箱里。但是，今天，我把写作作为了职业，我觉得自己已经没有资格去主动告别。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好几个人的面容，他们中有的曾经和我亲切地喝过酒，畅谈到天亮，进行过书信交往，同床共眠过，但是由于某件事情（多是因为写作），结果使我们形同路人。他们中还有的人毫无疑问地在盼望着我死去。但是，我并没有感到自己和他（她）们分手了。
我和自己的父亲有一年半，和自己的母亲有两年多没见面了。
最近，找妹妹有事给母亲的家里去电话，母亲高声叫起来：“你是怎么了？妈妈还以为自己失去了一个女儿。”
父亲从十七年前我跟着母亲离开了家以后，每个月都给我的银行账户里打入两万日元，一次也没落过。即使我靠着稿费可以生活了，他也没有终止。父亲寄给我钱并不是要在经济上支援我。他还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尽可能地维系父女之间有限的一点联系。
但是，今年六月份，这种联系中断了。
难道真的像他经常开玩笑说的那样，和我断绝关系了？终止寄钱而使联系中断，这是令人感到寂寞的事情。我想，对于父亲而言，这是一个重大的决断，它的重大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几天以前，我和一个律师在一起喝酒时，律师对我说：“夫妻，本来就是他人。所以，只要搁置一些时间，他们就能够返回到他人的状态。但是，父母子女、兄弟姊妹之间的争执，就算法院做出了判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到死也解决不了，他们之间的憎恶会一直延伸下去。”
真的是这样吗？血缘的联系，会不会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像水一样渐渐地平淡下去呢？
一个人走了，又有一个人走了，总有一天，我的周围将不再有任何人了。只有在记忆里，每年才会变得热闹，分别之后，人的面容、肢体、声音才会变得清晰生动。有时，我独自一人在屋子里的时候，我会呆呆地面对着一个一个出现在眼前的过去的熟人。
行数不够了。
《罗马假日》的公主和她爱上的记者分手的时候，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和你说再见，我想不出合适的词语。”他回答道：“那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