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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咔”，车猛地刹住了。我从梦中醒来。东白乐车站的人员在站台上跑来跑去，发生人身事故了。过了一会儿，车门开了。我好像被什么东西吸了起来似的，站起身来，下到站台上。车门又关上了，车开走了。
站台上，除了我没有任何别人。车站的人也不知去什么地方了。车站的后方，在一个荧光灯打不到的地方，有一个裹着灰色大衣的东西被扔在那里。我走了过去。脖子上面什么都没有了。两条腿也不见了。大衣袖子里露出的手掌张开着。我发现只有自己和死尸孤零零地在一起。我没有感到恐怖，感到的只是一种无法表达的难堪。再没有电车了。我走出检票口，口袋里连打车的钱也没有。
这件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难道这会是那年轻男人虚无、执拗的视线给我造成的妄想？
说不定，我是经常在拒绝着他者，只与另一个自己孤零零地在一起。或许，由于我总是和书中的人物——现实中不存在的人、刻画他们的作家——死人在一起的原因，使得我无法和现实中的人孤零零地两个人在一起？
BOUSI（帽子）［帽子］
无论男女，所有的人都曾经戴过帽子，这样的民族，大概在世界上也只有日本了。
我一看到戴着帽子的男人，心里就肯定会很激动。
电影当中的卓别林、美国二十年代的黑手党。黑白照片里的达希尔·哈米特、中原中也……
为什么我肯定会激动呢？
说不定是和我父亲喜欢帽子有关。我记得上幼儿园的时候，自己曾经和父亲拉过钩，说：“爸爸真像阿兰·德龙，我长大了，就和爸爸结婚。”那时候，我太崇拜父亲了。
我记得当时柜子上面放着大概有二十个装帽子的圆盒子。父亲不在的时候，我曾经踮着脚尖站在椅子上，把它们拿到地板上，打开过它们的盖子。里面基本上都是褐色或灰色的各式礼帽。当我找到魔术师放飞鸽子时戴的那种高顶礼帽的时候，我深深地叹了口气，简直要陶醉了。
现在，我一年也不见得能和父亲见上一面。但是，只要见了面，父亲总要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戴到我的头上，说：“怎么样，想要吧？”
“只要见到你，我的帽子就得少。”
父亲的头很大，他的帽子，我戴着很不合适。所以，父亲的帽子都在我的房间的柜子里躺着呢。
我本人也有二十多顶帽子。在青山大道的“山田帽子店”买的那顶，是古典式的，不够时尚。在下北泽的古董店“MOMO”买的两顶是用黑色面纱蒙住脸的那种，没法戴着走路。我买帽子并没有固定在某一个帽店里。在街上走着走着，只要看到橱窗里的帽子，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冲进帽店里。我也知道贝雷帽并不适合我，但是只要看到像蜡笔一样色彩丰富的各色贝雷帽摆在那里，我就会买下来。我也不知送给了朋友多少顶这样的帽子。
几年以前，我发现了一顶和中也的帽子极为相似的黑色软帽（当然是买了下来），就戴着回了家。
我一只手拿着文库本正在站台上等电车。一阵大风吹来，帽子被刮到了铁轨上。我正在犹豫是不是要下到轨道上捡回来帽子的时候，电车驶动起来，碾压着帽子开走了。当车站的人把压得瘪瘪的帽子捡拾回来时，我眼里充满了泪水。我来到“白洋舍”，接活儿的人笑着说：“这没办法复原的。”但是，我还是硬让他们收了下来。一个月后，再见到帽子的时候，凹陷的部分好歹是恢复了原样，但是边沿却是歪歪扭扭，不再有中也的帽子的样子了。
帽子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最近做的梦里，我曾经和一个用帽子遮住脸的男人擦肩而过，我想回过头去和他打个招呼。但是，话卡在嗓子里就是出不来。这时，周围突然暗了下去，我浑身是汗，就好像在土里一边挖掘一边前进似的。疲劳和不安，让我哭了起来。但是，哭不出声，就好像是被砍掉了舌头和脚的蜥蜴的尾巴一样，我在那里摆来摆去。“哇”的一声，我终于哭了出来。自己的哭声把我自己惊醒了。
帽子的梦如果按弗洛伊德的说法讲——还是算了吧。
MAKUGIRE（幕切れ）［落幕］
戏剧、恋爱、人生中，最难的就是落幕。过分戏剧化或者过于平淡无味都不成。
我进入戏剧的世界，已经有十年了。在这十年里，我正好写了十部剧。
其中，有三部剧在落幕的时候都要降落下些什么。譬如，沙子、倾盆大雨、鲜红的花什么的。无论是哪一种，我在剧本叙述的部分都没有给予设定。
下沙子的那个戏叫做《月亮的斑点》，是独角戏。这场剧最后的部分是，女主人公打开了自己房间的煤气开关，嚼碎了放在嘴里的一大把安眠药。随后，沙子像沙漏一样由天而降，到此落下了大幕。不过，对于演员来讲，太苦了些，沙子会落到她的头发、眼睛、还有嘴里。剧演的应该说差强人意。落幕以后，独自一个人足足演了一个小时的K子爽快地说：“柳小姐，对不起。不过，我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向日葵的灵柩》是在上野不忍池旁边的室外舞台上演的。当时已经是十二月了，被“瓢泼大雨”浇得满身是水的演员实在太可怜了。可是，在新宿梁山泊演大篷戏的导演金守珍却兴奋地激励着演员们，说：“现在和大自然完全隔绝的、徒有其表的剧场越建越多，外面无论是刮台风还是下大雪，都和演员没有任何关系。可是，戏剧自古以来都是一边和自然斗争，一边进行演出的。”从湖面上刮来的风，冷极了，即使穿上两双袜子，寒气也会从脚尖往上爬。当浑身湿透了的演员低头谢幕的时候，观众们冻得上牙直打下牙，但是仍然是掌声不停。
每次我都要等到落幕后，才离开剧场。我只有一次没有看落幕。
十九岁的时候，我的剧《失去刺的表》上演了。最后一天临近落幕的时候，我不禁从观众席上大叫了一声“不对！”那是一个不足一百五十个座位的小剧场。观众们一起扭过头，向坐在最后一排的我投来非难的目光。我站起身，走到外面，用力踢了电线杆子一脚，又踩坏了堆在下面的纸盒子，竭力发泄着自己心里的火。演员和戏剧都让我很不满意。剧演得那么糟糕，就这样结束了，这真让我受不了。
“怎么了？柳，戏挺好的嘛。”
戏演完了，舞台导演来找我，他拍着我的肩安慰我。我绷着脸，走下台阶。我既没有做终场演出的致辞，也没有和大家干杯，闷着头开始拆起道具来。
至于恋爱的落幕，我从来没有和对方好说好散地分手过。因为我不擅长落幕。我总是在因为各种事情再无法相处下去的时候，主动地和对方断绝联系。于是，对方必定会反复地给我打来电话录在电话里，当电话突然不再来了的时候，写满愤怒与仇恨的词句的快信便会出现在我的信箱里。然后，他们必定要在酒馆里散布我的坏话。
只有一个人给我寄来过一封短信。上面写着：“过去的一年里，我是在思念你、支撑你之中度过的。谢谢你。”
让我自己说，我也觉得自己总是在做一些毫无情理的事情。我确信我会迎来一个悲惨、孤独的人生结局。
MUITIMON（无一文）［身无分文］
过去曾经有过“无隔夜钱”的时代，而现代由于“卡”的原因，我们不可能身无分文。
我从来没有存过钱。这三年里，和我约稿的增多了，收入也稳定起来。但是，每个月一过二十号，我的账户上就只剩下几千元。我的支出基本上都花在了打车、吃饭上。如果出了一本书，转来将近一百万日元，我马上就会坐不住的。我会给妹妹买衣服、买鞋，请朋友吃西式大餐，以便尽快地返回到身无分文的状态。
我有个四十多岁的朋友B，他对我说：
“这都是因为你没有家。小孩是很花钱的。我看，为了将来，柳小姐，最好每个月存上个一万元。”
难道生了孩子，我这个毛病就会改掉？
我的父亲和母亲连着生了四个孩子，但是他们一次钱也没存过，也不曾节约过。（他们也没有想过要存钱和节约）有了钱，他们就花个精光。所以，他们生活的反差很大，刚发工资，他们可以在中华街上喝鱼翅汤，而临近发工资时，他们就只能吃面包屑了。
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有一次父亲捡了一个装着一扎一扎的一万日元的公文箱，（经过反复犹豫以后）交给了警察。经过和失主的交涉，父亲得到了五十万日元的谢礼。父亲和母亲一番梳妆打扮以后，带着我们来到百货公司，在那里高高兴兴地“采购”了舶来的名牌西装、手包。晚饭吃的是寿司（特等的）。五十万日元，一大笔钱就这样一天花了个精光。
“这是你父母年轻时的事情吧？岁数大了，要考虑养老的。”B大概会对我这么说。不过，现在父亲已经过了六十，母亲也将近五十，但是他们丝毫也无意改变自己的生活。
那是一年前的事情。我到母亲和弟弟、妹妹住的镰仓的高级公寓去玩。傍晚，母亲说要买晚饭的菜，可是她手头上没有钱。于是，我把自己钱包里的五万日元递给了她。
“这太好了。谢了。”母亲说完，就去买东西了。可是，到了八点，又过了九点，母亲还是没有回来。没有办法，我只好吃着虾片看电视。母亲回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十点。母亲从塑料袋里掏出一袋炒面来，伸伸舌头说：“咳，玩弹子，全输了。”
不知为什么，我没有生气。
妹妹十五岁的时候，高中辍学后，进入了剧团，每个月工资二十万日元。一发工资，她就请朋友吃寿司、烧烤、鳗鱼。没过一周，她就把工资花了个光。到下次发工资的那段时间，她只能吃方便面，靠自己买米熬粥来接续。还有一次，刚发工资，妹妹就一下把二十万全取了出来，然后直接来到弹子房。在那里，被吃掉两万还不算，她还把装着钱的银行纸袋给忘在了弹子台上。她说这事的时候，显得十分轻松，让我不知该说她什么才好。
但是，我也不能光说别人。现在，我不仅是身无分文，为了排戏我还借了将近五百万日元，以后要不断地还下去。
我觉得收入一旦超出了支出，就是犯罪。具有这种想法的人难道就是我一个人吗？也许，存折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来。
MENKAI（面会）［探视］
探视重病人，就是葬礼、扫墓的演习。小道具就是水果和花。
一个月以前，K编辑住院了。
我决定和我们共同的朋友N先生一起去看望他，我们约好在新宿见面后再去。
“买点什么去好？”
“我看，还是花，或者水果好些。”
我和N先生一边闻着各色夏天水果的味道，一边在水果店里走着。
“这个怎么样？”N先生的视线停留在装有椰子、芒果等的果篮上。
“吃得了吗？”
“吃不了的话，他妻子会带回家的。”
我们抱着包装得十分漂亮的果篮，上了出租车。路上堵车，出租车根本开不动，于是N先生给我讲起了十七年前死去的他的父亲。
在医院的玄关前，我和N先生都像潜水员一样，紧闭着嘴。我眼前浮现出K身上缠着输液管、躺在床上、头陷在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