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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历史既然脱离不了文本性，则与文本而俱来的意义的不确定性也就是宿命的存在了。
陈大为的诗，致力于探讨文字对活的人生、活的历史的暴力宰制，为我们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史”被“诗”把玩于股掌之上的悲哀与诙谐。这是一种“诗”“史”共谋的奇观。他的诗句可以随时拿来诠释当今流行的文学与史学观点。比如《再鸿门》中说：“史官甲和史官乙的听力与视力难免有异”，这涉及到德里达最喜欢分析的不同的历史叙事与彼此矛盾的文本。其实，陈大为未尝无意于将“再鸿门”与“罗生门”隐隐加以比附。又如《治洪前书》中写道：“历史的芒鞋专心踏着／唯禹独尊的跫音／或者基石本身就该湮埋／仿佛不曾扎实过任何工程？”又对隐瞒真相的宏大叙事提出抗议。那种意识形态对历史叙述的操作、造神运动中对前历史的刻意“阴干”，我们已经司空见惯。这类提醒我们谨慎以对历史书写的诗句，在陈大为那里举不胜举。不拿它们去为新历史主义去做注脚，真是可惜了。
可是，只拿它们去为某种理论去做注脚，更是可惜了。陈大为应该是从罗兰·巴特等人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而入思的，而我则主要从他的诗与新历史主义的联系来进行考察，但是，诗学也好，史学也罢，都是落入第二义的，首要的是他的写作具有自足的艺术价值，就像他在《再鸿门》代跋中所说的，“每一首诗都保持着环环相扣的叙述结构，每一首都是一次语言技巧的自我锻炼——小至句法修辞，大至整体性的诗语言”。
只不过，这一切我或许会在异日再做讨论了。
二○○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于杭州
（陈大为著：《再鸿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尽是魅影的城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二○○一年版；《句号后面》，台北麦田出版公司二○○三年版）
返回目录我的心在先秦
□马悦然 欧阳江河《读书》2006年第7期
欧阳江河（以下简称欧阳）：马悦然教授，听说您对朦胧诗，对《今天》评价很高。朦胧诗出现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但早在一九七二年就有诗人陆续开始写现代诗，刊印杂志出版，逐渐成为一个公共事件，《今天》就是故事的开始。对中国年轻一代的诗人和作家而言，《今天》不仅仅意味着政治上的崛起和对抗，更重要的是在语言上打破了当时极度僵化的体制话语的一统天下，这种体制话语把文学语言和意识形态话语、新闻宣传用语、政治口号混在一起，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当年我初读《今天》时内心震动非常大，心想：原来我们自己的文学还可以用这样的语言写作。现在看来，《今天》在语言上的颠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是更持久、更深刻、更具决定性的。不知马悦然教授对此有何看法？
马悦然（以下简称马）：你讲的不错，《今天》的诗人们在这一点上和五四运动的诗人有共同之处。“五四”诗人开创了白话文，不同的是他们受了很多外来语的影响，比如英语、法语，这个暂且不谈。我第一次接触《今天》诗人是一九八二年，在北京，在后来成为爱丁堡大学教授的杜博妮家里，我见到了北岛和顾城，那个晚上我们一起朗诵诗歌。他们给了我很多他们的诗作，有的已经发表，有的还没有发表。我很快翻译和编辑出版了他们两个人的合集，中瑞双语版，非常受欢迎。后来再去北京又多认识了一些朦胧诗人，又出了一本诗选，包括北岛、顾城、舒婷、芒克、江河、杨炼和严力。当时没有收多多的，因为开始时觉得他的诗歌语言粗糙，但到后来就非常欣赏了。朦胧诗之后的当代中国诗人我看得不多，有人建议我上网看，虽然使用计算机已经二十几年了，但我上网还是不太容易的事。
欧阳：朦胧诗对八十年代后的文学创作影响持续到现在，刘禾曾在《持灯的使者》一书的序言中将《今天》看作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故事，一个传奇，她据此提出了“文学的游历”这个概念。听说在昨天的学术讨论会上，孟连素发言时提到除了北岛、顾城、芒克等人的诗歌写作之外，《今天》的另一个重要主角是“地点”，比如东四十四条七十六号、白洋淀，很多活动都是在某个地点聚集，来来去去。这些真实而具体的地点成为《今天》故事的“乡愁”，成了心灵的地址。那个年代，不光北京的《今天》同仁是如此，在中国的好多地方都是这样，一个诗人写了一首诗，为了给另一个人看，骑上自行车、登上公交车，甚至买张火车票说去就去了。那时确实有这样的劲头和氛围。现在《今天》已经离开其母语国家，落脚在西方。所以这个故事是否已经变成另一个故事了呢？《今天》进入全球化的大语境里，受到不同语言、不同环境、不同生活方式的影响，面对的是更广阔的文化空间，更多的文学想象和创造的可能性，更多也更复杂的种种挑战。这些挑战既来自文学外部的意识形态和资本、生产、消费所构成的秩序，也来自遮蔽和误解所构成的文化差异，也有文学自身的挑战和诘问。《今天》所经历的这种文学的和生存方式上的双重游历，构成了跨语际的“另一种乡愁”。您翻译诗歌，也经历了语言的游历。文化交流就是不同种族在同一种语境之间相遇，那您作为文学语言的游历者，和中国诗人的文学游历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或者差异？
马：我很愿意寻找以前不被注意到的作家和诗人。比如四川万县的杨吉甫，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年他在《万县日报》周日版上发表短诗，非常好的短诗，两行、三行，最长的是四行。他原来是一名小学教师。杨吉甫的诗很特别，他患有肺病，有时住在医院里，有时住在家里。他看世界是通过一扇窗户，听不见声音。他有这样的诗句：“今天的草堆是我点燃的。”“护士来按我的脉搏/我不知道往哪儿看。”亲切的护士来给他把脉，不知道该不该看她，只能看远远的地方。就是这样的诗意感觉。
欧阳：抱歉我不知道这个诗人。我想我们这一代中国诗人和评论家大概也很少有谁知道他。您是偶然发现他的吗？
马：当然是偶然的。
欧阳：我想您对自己的这个偶然发现一定非常欣慰。不过依靠偶然发现来理解和看待中国现当代文学，也可能会挂一漏万的。谁知道被漏掉的会不会是更好的。听说近年您翻译了曹乃谦的小说，好像您也是偶然发现他的。
马：一九九一年在《山西文学》和一些地方报纸上看过他的短篇，非常短。才几百字，可以把一个人的命运，一家人的命运写出来。通过李锐，我们建立联系。我让曹乃谦把作品寄给我。前年我去太原看李锐，曹乃谦在大同，碰巧要开刀，但他还是来了，带给我很多资料，有三十篇短篇小说。他写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是要饭调名。山西乞丐唱的要饭调，有的是情歌，甚至色情意味很浓。
欧阳：好像是汪曾祺给取的名字。一九八八年，在一个小说学习班上，李陀最早看到他的小说，就是温家窑系列，觉得非常好，当天晚上就交给了汪曾祺，请汪曾祺写了一篇三千字的推荐文章，同小说一起发表在当月的《北京文学》上。
马：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佛的孤独》，但比不上温家窑系列。
欧阳：这次为期三天的国际性学术会议的主要讨论都是围绕《今天》面世二十五周年进行的。《今天》当年在国内的境遇，和现今所处的全球化环境相比较，无论《今天》本身，还是它的生存条件都有了很大变化。我们现在关注的重点是《今天》继续存在下去的根本理由是什么。曹乃谦的小说在国内的文学杂志上应该是可以发表的，至于李锐，我读过他寄给我的小说《无风之树》，印象深刻，他是《今天》的一个重要作者。李锐和曹乃谦写的更多的是偏僻、落后、贫穷的农村……
马：李锐离不开农村。这是他的使命。
欧阳：这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基本上是前现代历史环境里发生的事情。我认为《今天》的写作有所不同，它所代表的中国当代新文学运动，起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当时，西方最前沿的文学、哲学、社会学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理论已经开始进入中国，对朦胧诗人及更年轻的一代献身文学的人有很大影响。我们的思想和写作已经朝向开放的当代性。我想曹乃谦的小说很打动您，也可能很打动西方读者，不过，小说中表达这一部分中国的生活和文化，是前现代的；偏僻的山村没有受到世界现代发展的影响，那里的落后、赤贫、原始，这对你们而言，是陌生的，是一份久远的诗意和乡愁，一种异国情调；还有讲述这个故事的语言方式：那些方言，土话，俚语，粗话。用萨义德的话来说，就是“西方眼里的被想象的东方”。这容易打动西方人，其根源除了文学趣味，恐怕还有文化上的差异在起作用。问题是，表达前现代状况的乡村文学，只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朦胧诗以后的中国诗人的写作，假如——我是说假如——并没有刻意体现前现代乡土中国的种种特质，而是呈现出与西方现代诗潮中的叶芝、马拉美、策兰、艾略特等代表性诗人写作中那种尖端的、具有现代诗学综合特征的相似向度、相似抱负，会不会反而容易受到遮蔽？
马：往前看的和往后看的，都是需要的。有的中国学者批评外国翻译家翻译的东西就是中国政治、社会的黑暗面，我不赞成。我喜欢李锐，我喜欢曹乃谦，就是因为他们的东西文学价值非常高。我翻译他们的作品，不是因为他们反映中国落后的农村社会，而是作品价值高。
欧阳：文学价值好坏的评价判定，除了涉及个人涵养和趣味，还涉及阅读的文化差异问题。通过译介在国外产生影响、比较成功的中国作家，在其母语的国内语境里有些是成功的，比如李锐；但也有一部分作家，西方人认为非常好的，中国人认为不那么好。
马：举个例子。
欧阳：比如哈金，他用英文写作，但写的全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