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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重要体裁”的齐全是很值得分析的，它意味着以“叙述”为主的史学著作在体裁上已经很难再变出什么新的花样了，同时也预示着我们如果继续用“体裁变化”——“史学发展”这个模式来观察以后的史学变化，必定会感到十分茫然。
依我们的“后见之明”，在传统的“叙述”之外，宋代史学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可走之路。这些路可能起初并不很显眼，但在以后的岁月里会越走越宽广。我们知道，司马光写《通鉴》时，还写了三十卷的《通鉴考异》（以下称《考异》）。在《考异》中，司马光对他所依据的各种史料仔细对比，详加考证，最终确定史料的取舍，并把取舍的理由写下来。很多学者都注意到宋代有考据的风气，除司马光《考异》外，如刘的《东汉刊误》、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汉书艺文志考证》、《通鉴地理考证》、《汉制考》等等，也都是这方面的著作。此外，如洪迈、叶适也都有考据之作。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经说：“《困学纪闻》为清代考证学先导。”其实，这“先导”当中也应包括宋代其他的考据著作。从史学演变的角度看，《考异》的重要性可能并不在《通鉴》之下。如果说《通鉴》是旧有编年体史书的最高峰，是对过去的总结，那么《考异》则更多地是指向了未来。
宋代读史风气浓厚，有关读史方法的议论也很多。程颐说：“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程氏遗书》十八）朱熹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朱子语类》卷十一）吕祖谦说：“读史先看统体，合一代纲纪风俗消长治乱观之，如秦之暴虐、汉之宽大，皆其统体也。……统体，盖谓大纲，如一代统体在宽，虽有一两君稍严，不害其为宽。一君统体在严，虽有一两事稍宽，不害其为严。”（《东莱文集别集》卷十四，《读书杂记三读史纲目》）他们关注的是应该如何分析史书中所记载的历史，而不再是仅仅从文本的角度去评价史书的“其事”、“其文”。宋代学者的这些读史心得很多都被记录了下来，从而形成了单独的一类史学著作。在《四库提要》史评类著作中，唐代只有《史通》一部，而宋代则明显增多。史论，古已有之，《左传》“君子曰”、《史记》“太史公曰”，一直到《通鉴》的“臣光曰”都是史论。但这些史论都是附着在史书上面的，而宋代的变化则是出现了大量脱离了史书的独立的史论之作（前代也有独立的史论，如诸葛亮《论前汉事》，但数量很少）。这实际上与前述《考异》的情形一样。考据也是古已有之，以往史家写史的时候，也必定会在史料的鉴别取舍上面下一番功夫，在注释家的注释中也或多或少总有一些考据的成分，但将这些考据成果独立成书，是宋代才有的现象。考据、史论渐渐从史书内部分离出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它说明史学在“叙述”之外，又有新的领域出现了。这些领域到明清就逐渐成了史学当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除考据、史论之外，宋代还有一部书很值得分析，这就是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宋史》“袁枢本传”称：“枢常喜诵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他是怎样“区别其事”的呢？我们举一个例子。《通鉴》卷九至卷六十八记载两汉历史，袁枢则将其分为《高祖灭楚》、《诸将之叛》、《匈奴和亲》、《诸吕之变》等四十三事。这些从历史过程中提炼出来的“事”，意义非同寻常，因为它在诱导着“问题”的出现。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曾对《纪事本末》体大加赞赏。他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文史通义·书教下》）余英时先生对章氏这段话有过分析。他在讨论章学诚与柯林伍德的史学思想时说：“柯灵乌颇赞同艾克顿的名言，以为科学的历史家当‘研究问题而不是时代’。这一点也恰恰与章氏的观点若合符节。我们知道，章氏曾对袁枢的《纪事本末》体裁特致赞扬。……袁氏之体裁正合乎西方近代史学的著作形式，也是近人之治西史者所特别欣赏之一点。‘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正是‘研究问题’这一观念的实际表现。”（《论戴震与章学诚》）从客观上看，纪事本末体确实具有这样的特点。历史上哪些事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又是什么？当史家试图把“历史”组织为“事件”时，这些问题便不能不考虑。可见，在史家选择“事件”的时候，“问题”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其实，不论程颐、朱熹，还是吕祖谦，他们谈论的都是“读史”应该如何如何。“读史”，已经不属于“撰写”；“读史”强调的是读史者应该如何理解历史。质言之，“读史”者已经展现出了一个“研究”者的姿态。在他心中，已经有了强烈的“问题意识”。我们看苏轼的一段议论。他在讨论“历代世变”时说：“秦以暴虐，焚诗书而亡。汉兴，鉴其弊必尚宽德，崇经术之士，故儒者多。虽未知圣人，然学宗经师、有识义理者众，故王莽之乱，多守节之士。世族继起，不得不废经术，褒尚名节之士，故东汉之士多名节。知名节而不能不节之以礼，遂至于苦节。苦节之士，有视死如归者。苦节既极，故晋、魏之士，变而为旷荡，尚浮虚而亡礼法，礼法既亡，与夷狄同，故五胡乱华。”（《苏轼集》）这段议论有的地方有道理，有的地方则有些荒唐。但不论怎样，苏轼的意图还是能看得很清楚的，就是希望能够寻找到秦汉魏晋历史变化的逻辑。我们再看马端临的一段话。他在《文献通考》自序中说：“至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然公之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窃尝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他把政治史与制度史做了明确区分，认为“理乱兴衰”的政治是“不相因”的，而“典章经制”则是“相因”的。能够考虑到政治与制度的不同，并进而指出其各自特征是“不相因”与“相因”，这样的思想实在是有相当深度了。它使以往仅仅关注“事”、“文”、“义”的旧史学黯然失色。
我们接着讨论体裁的问题。钱穆先生在《中国史学名著》中讲完《文献通考》后，接着讲《明儒学案》。他开头的说明很有意思。他说：“此下我们讲明代，我想特别只举出一部书，即是黄梨洲（宗羲）的《明儒学案》。实际，《明儒学案》已不是明代的书，这书在清代才完成。这样讲来，我就在明代想不出举哪一部书来作史学名著讲。”钱穆讲中国史学名著，偏重的是史学著作的新体裁。我们知道，就传统体裁而言，明代当然也还有很多史学著作写成，如《元史》、《明实录》、《国榷》等等，但若从新体裁的角度看，钱穆却难以找到一部值得讲的书，不得已只好讲清代才完成的《明儒学案》。再往后，钱穆又讲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文史通义》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已经不属于叙述历史的著作了。不仅钱穆如此，一般史学史著作在写到这一时期也会发生某种改变，介绍的重点除了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外，往往就是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顾炎武的《日知录》、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等。这些书都不是叙述历史的著作。它们接续了宋代传统，要么是考史，要么是论史，要么是二者兼而有之。史学史研究者的不自觉选择无异于告诉我们，那些继续撰写着的以“叙述”为主的传统史学著作已经不能代表这个时期史学的最高成就了，而考史、论史则渐渐成为史学的重点。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如“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东汉功臣多近儒”、“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周隋唐皆出自武川”等许多条目，都反映出他的问题意识已经十分强烈。直到现在，很多研究者仍然可以从赵翼的“问题”中获得启发。
总而言之，宋代以后，虽然传统的“叙述”历史的著作依旧浩浩荡荡，但是在“重要体裁”基本齐全的形势下，这个方面已经难有大进展了。史学若求新变，必须另觅新途。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以考史、论史见长的史家变得日益醒目了。如果这些认识无大错，则我们可以得一结论：在“叙述”历史与“解释”历史之间，存在着一个很长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就是考史、论史。
宋代以后的史学演变非常复杂，上述想法充其量只是一个大胆的“猜想”而已。以过分简化的方式来处理复杂的问题是十分危险的，我之所以明知故犯，或许只是因为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猜想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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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珩《读书》2006年第5期
古人对“天下”的理解，大致没有跳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圈子。天下有多大？除了身体所至，目力所及，其大体概念还是需要得之于舆图。这样一来，五岳四渎，茫茫九州，“天下”即可了了。因此古人向来重视舆图的作用。史可察古鉴今，纵向地推延数千年兴亡，而图则可划定不同时期的地域空间环境，以不变而言，是山川地貌；以变者而言，是疆界政区。以此为依托，可以整体或局部地用于军事、政治、经济，乃至行程胜迹、民族迁徙、文化衍变等等。
中国地图的历史可远溯至商、周之时，这里还仅仅说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地图，至于某些局部的地理性标识，大概可以推至远古时期。《周礼》记录大司徒的职务就有掌管地图的一项：“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后代地图的掌管归属于兵部职方司，作为军事文档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晋代裴秀曾绘制《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四十七镇，每镇卷首皆有地图，可惜今已佚不存。据说现存最早的地图是出土马王堆的汉墓帛绘地图。而以文字表述的地理书或专著更是不胜枚举，如《括地志》、《一统志》、《大唐西域记》、《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通鉴地理通释》、《河源记》、《徐霞客游记》，直至清人的《读史方舆纪要》等等，这些著作虽为文字性叙述，又无不体现了图的概念。
不久前，北大唐晓峰教授寄来一本他的新作《人文地理随笔》，读后颇感亲切。随笔深入浅出，与其说是人文地理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