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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西南战争”——近代危机与“超克”的起源
竹内好成为思想史上的旗帜和代表人物，源于其“近代超克论”。
“近代超克论”首先是一种对于日本近代“起源”的追问。而种种关于“日本起源”的叙述，无非是将日本置于同周围世界（特别是中华帝国）的对立和分裂中来回答“日本是什么”的问题。只不过，与近代日本主导性的“脱亚论”形式上正相反，“近代超克论”是通过与整体的“西洋”的分裂与对立，以及作为“亚洲价值”的代表的方式，来回答日本近代的起源问题的。
从一九四四年写作《鲁迅》到一九五九年写作《近代的超克》，在竹内好的论述中，一直有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被贯串下来：他不但一直将西乡隆盛领导的西南战争与中国的义和团运动相提并论，而且把西南战争—义和团运动，与明治维新—戊戌变法互相对应，同时视为日中近代的“开端”。这种叙述在近代史研究中无疑是相当独特的。实际上，在竹内好思想深处，离开了“西南战争”，也就不能理解“明治维新”，正像离开了义和团运动就不能理解戊戌变法和中国近代史。
首先，这两个运动的宗旨和口号非常相近，在西南战争是“尊王攘夷”，而在义和团运动则是“扶清灭洋”；其次，这两场运动都分别为当时的统治者所利用、出卖和镇压。也就是说，其历史命运也极其类似，特别是，无论作为“最后的武士”运动还是作为“义民”的暴动，西南战争和义和团运动都是非常特殊的“日本现象”或者“中国现象”，这种现象在普遍主义的科学视野中的确是没有地位的，因而它只能通过“历史的叙述”才能重现。
西南战争，是指一八七七年在鹿儿岛爆发的以西乡隆盛为领导者的下层武士反抗明治政府的暴动。十九世纪以降，由于西方列强的经济和军事压力，使得日本下层武士的生活、地位均受到严重打击，他们将江户幕府视为不能代表日本“国体”的“卖国势力”，因而打出了“尊王攘夷”、“王政复古”的旗号，将明治天皇从京都迎入江户，改江户为东京，开始了明治维新。但是，武士的胜利不过是昙花一现，当得知明治政府成立伊始，就准备立即接受连江户幕府都不敢承认的不平等条约的消息时，武士集团感到自己被出卖了，他们随即在西乡隆盛领导下发动了新的暴动。明治政府以武力平息了这场暴动，残酷镇压了在天皇复位和明治维新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下层武士，并借此彻底废除了武士制度，而西乡隆盛，则于一八七七年九月毙命于鹿儿岛的汤山。
曾经是明治维新功臣的西乡隆盛，悲剧性地对明治政府发动了“革命”，他因此就成为近代“革命”的象征。也正是这“最后的武士”的形象，成为竹内界定一切“战士”和“革命家”的尺度。甚至可以说，竹内好在谈论近代革命家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在谈论“最后的武士”。
当竹内好把“西南战争”视为日本近代的开端，他其实就是这样把日本近代史置于一个“西洋－亚洲”对立的危机结构中去了，而所谓“超克”，首先也就是直面并且力图克服这种危机的方式。于是，在竹内好那里，无论鲁迅还是孙文，其实都不过是西乡隆盛的影子罢了，这也正如近代中国历史不过就是近代日本历史的影子。
所以竹内才这样叙述中国近代史：
日本的西南战争与政治文学之关系，如果把时代错一下位，那么就和中国的戊戌变法以及义和团事件之与政治文学的关系很相像。如果这种比附成立，那么尽管情况有别，正像把辛亥革命同“文学革命”联系起来一样，把国民革命与革命文学联系起来，也就并非生拉硬套了。或从另一个角度说，这种关系也和满洲事变后的政情与民族主义的兴起很相近。
在这里，竹内好首先是把鲁迅和孙文当作民族主义意义上的革命者来理解和肯定的，但是，他对于鲁迅和孙文的最大误解也恰恰就在这里。首先，作为“民族主义者”的孙文更是一个强烈的世界主义者，（这甚至构成了孙文与他的许多革命同志的重要区别，以至于积极参与中国革命的北一辉，一直批判孙文是个“美国人”）。也许与竹内好更重要的不同是，孙文毕生对于帝国主义的批判，从来没有笼统地成为对于“西洋”的否定，这正如鲁迅被视为现代中国的“良心”，但是鲁迅本人却是一个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一样。
而且，这就是为什么在关于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叙述中，竹内好偏偏漏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原因。这不但是因为五四运动的直接矛头就是日本的侵华政策，而且，更是因为五四运动首次将中国反对专制主义的民主运动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将争取民主的运动与争取国家主权的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和新的“民族主义”时代的开始。
同样，五四运动其实也标志着日本的“亚洲政策”和“中国政策”全面失败之开始。五四的两个口号“庶民的胜利”与“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在日本看来不过意味着中国知识界中了美国和俄国的圈套，意味着中国开始“离开亚洲价值”。
特别是，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苏俄放弃在中国的不平等权利和美国在亚洲遏制日本的政策调整，日本感到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已经遭到了严峻的挑战，正是这种挫折感和失败感，最终理所当然地要通向“满洲事变后的政情与民族主义的兴起”，或者，按照竹内好的说法，现在只有靠日本自己来坚持“亚洲的原理”了。于是，在同样的意义上，“大东亚战争”正是因为其“失败”，才成为一场真正的解放和革命“战争”。而这才是三十年代末期“亚洲原理”、“超克论”在日本兴起的真实语境。
更令人惊讶的是，竹内好认为：在战争的语境中提出所谓“近代的超克”，“这既不是来自自己心底里潜藏着的反战、憎恶战争的心情，也非源自于讴歌战争、欢迎开战的情绪，而是日本这一存在本身所具有的难以名状的悲哀，一种将我的心诱向那种悲哀的无可言说的悲哀”。
当然，“近代日本的存在本身是一种悲哀”，这样的说法更是一个洞见，不过，这种“悲哀”抽象地说，就是近代日本一直处在“复古与维新，尊王与攘夷，锁国与开国，国粹与文明开化，东洋与西洋，这些在传统的基本轴线中所包含的对抗关系”的挣扎之中，然而，更深入地说，近代日本最为“有苦说不出”的窘境（悲哀）其实就是：近代日本这个“蛇”，先是被西方列强鼓励、纵容，力图去吞掉中国和俄国这两头“大象”，而当它被死死卡住的时刻，西方列强却突然出手，猛击其七寸。这就是“近代日本这一存在”所具有的“难以名状的悲哀”之实质。
今天的“竹内好主义者”为了强调竹内好“近代超克论”具有超越现代的先进性，为了推崇竹内好对于整个现代性反省之深刻程度，总是力图撇清竹内好与战争的关系，这种“撇清”，也总是通过强调竹内好对于日本现代性彻底的反省态度来达到的。但是，在我看来，竹内好对于日本现代性的反省，并不意味着他对于战争有什么反省。
当然，竹内好从来没有拒绝对明治以来的近代史进行反省，他的思想与拥护天皇制恐怕也没有什么简单的联系，相反，站在西南战争和武士义理的立场上，他确实是“反省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现代性”的积极倡导者（为此，他才提出了“西南战争”作为近代史的另外一个开端）。不过，如果根据竹内好的逻辑对“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现代性”进行反省，那却意味着：必须反省自己对“最后的武士”的遗忘和袖手旁观的“看客”立场，换句话说：对于近代日本来说，不但天皇有负于“最后的武士”，而且一切没有从精神上参与和援助西乡隆盛起义的“旁观者”，都应该对历史抱有愧悔和负债的态度，今天的人们起码没有资格去嘲笑“失败者”的失败。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终于可以理解，竹内好为什么以及怎样树立起了一个终身“愧悔”的复仇的鲁迅形象，他为什么是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鲁迅的文学的。竹内写道：对于那些历史上失败的革命者和革命——
在鲁迅那里，留下的却是一种触及到内心的影响。可以想象到，他终生都埋着一颗悔恨的种子，去之无术，只能日夜咀嚼着痛苦。他也想过亲自操刀复仇。他的没能复仇，是因为胆怯吗？不是的。因为他不想只图一时之快，而是决心付出终生的代价。即想当一个文学者。
上述阐释可能是独特而深刻的，但是，这种独特和深刻之达成，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来自特定的日本武士伦理——义理（ぎり）。当直面忠与正义不可破解的难局的时候，要么怀着对这难局负债般的愧悔度日，要么以死来面对它——这也就是所谓“义理最难堪”。在这样的语境里，最没有觉悟、无可救药的人就是看不到、不敢直面这种人生难局，从而“负恩于历史与社会的人”。因此，如果不将竹内好的思想首先置于他所生活的日本文化的语境中，而是一下子就将他的思想普遍化——甚至将竹内思想一概理解为对于整个现代性的反省和批判，那恐怕是既失去了对于现代性的理解，也失去了竹内好。
危机时代的精神状况
竹内好对于今天的最大意义是：他提示我们要将历史和现实理解为危机的结构，并且将思想投身于这种危机之中。但是，竹内好的局限却在于：他代表的处理和寻求危机出路的方式是不祥的，甚至是有害的。作为毕生倡导以批判的、主动的主体姿态介入社会危机的思想家，特别是作为战后“安保斗争”的一面旗帜，竹内氏的批判中缺乏的，恰恰是对于日本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切实分析，尽管这些批判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色彩和道德的义愤，但也正如马克思所说：道德的批判不能代替社会的分析，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竹内氏批判立场的浪漫和道德化色彩没有强化，而是弱化了他的思想力量。甚至在某些时候，当面对着思想的严峻矛盾和现实的两难选择，他的解决方式（超克）好像是义无反顾选择一端，如果选择错了或者失败，那就“自杀以谢天下”。——这与其说是“浪漫派”，不如说是武士伦理的鸵鸟政策。因此，竹内提供的出路并不是现代的。
明治维新以来面向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运动，无可避免地将日本分裂为高高在上的现代官僚社会和传统社会，城市市民社会和乡村小农社会，而这两个社会分别操着自己的语言。一方面是西洋的、先进的、时髦的语言在城市社会不断地流行着，布尔乔亚的语言与其说是基于日本自己的问题而产生的，不如说是对世界潮流的追随和模仿，从大正到昭和前期的“众声喧哗”，不过是丧失对日本问题的自觉性、丧失自己语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