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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法西斯主义、拥护宪政的立场。但是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这种反战、反侵略、反法西斯的情况很快就在‘总体战’的动员中改变了。日本进入举国总动员时期，所有组织和运动的存在和延续都以支持战争为前提。市民的妇女团体不得不面临选择：是坚持反战而被解散或被关进监狱，还是支持战争而得以继续生存？很显然，曾经是支持左倾的妇运团体选择了后者，于一九三八年组成日本妇人联盟，共同发出了支持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号召”（西川子：《总体战与女性》，二○○○）。曾提出“反战”、“反法西斯”的女性团体，对侵略“满洲”的行为也一致表示承认和接受。
女权运动在战争中偃旗息鼓这种情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参战各国都有表现，谈到原因，几乎都与各自的民族存亡和国家利益有关——但，仅仅如此吗？
有关研究发现，女性积极参战也与妇女自身的“解放”密切相关，战争为妇女走出家庭、实现社会价值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西川子在《总体战与女性》中给我们讲了三个案例，其中杰出女性吉冈弥生的历程格外耐人寻味。吉冈弥生漫长的一生（一八七一——一九五九）贯穿明治、大正、昭和年代，经历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这些日本近代史上所有的战争。她最早在东京设立女医学校，关注男性医生力量薄弱的预防医学，把目光投放到日本的新殖民地，从中国大陆和朝鲜接受了不少留学生，还在缅甸、泰国建立医院培养女医生和女助产士。日俄战争后，学生数量急增，使她的事业蓬勃发展。作为一名实业家和教育家，她很自觉地将自己的事业、学校的繁荣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因此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中，她理解和支持政府占领“满洲”，认为“满洲事变是由于中国的抗日运动而不得已发生的，应举国一致予以应对”。随着战线扩大，男性医师开始出征，吉冈随即派遣自己的女毕业生去那些没有医生的村子工作。一九三七年她加入了日本妇人团体联盟，一九三八年担任时局妇人大会主席，“在国家非常时期预见到女性只要支持国策自然会得到具体回报”。一九三九年，将近七十岁的吉冈赴德国考察，观摩了纳粹青年团和妇人会严谨的组织构成，认为纳粹妇人会是日本妇女团体学习效仿的典范……当然，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在她个人身上直接追究其战争责任，她不过也就是那个民族/国家的一个“优秀”的女儿，敏锐地发见并迎合了那个时代和那个社会的需求——那么，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对女性有了什么“新”的需求？是什么力量让那个一向十分歧视女性、性别分工非常明确的社会在两性观念上迅速完成了向“现代”的转变？由此引发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妇女解放与战争的关系。
近代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在世界范围内，以“新国民”的名义动员妇女走上社会，在各国的发生几乎都与战争有关。战争需要妇女，导致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同程度超常攀升。早在“总体战”之前，日本妇女就意识到“战争对妇女参政有好处”，一些女权主义者也早有“利用战争”的想法。战时唯一的女性杂志《女性展望》曾以美国和英国为例，介绍那里的妇女实现了参政权，就是因为女人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走出家庭支持战争，到前线去做看护，到工厂和政府机关工作，因此明确提出了“趁此机会也要稍稍提高妇女地位”的想法。“政府像是要证实妇女们当时的期待似的呼吁她们支持体制，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决定了其最下层组织——邻组——在集会时要‘户主及主妇’出席，妇女们也期望通过与丈夫同等参加集会提高主妇在家庭中的地位，通过加入地方组织来提前一步实现妇女的公民权。”（西川子，同上）紧接着，国家出面开始了对“新女性”的塑造，针对女性出现在公共领域和女性参加集体行动的现象，推出了代表“新的日本女性”的形象：
一九四一年六月发表了劳动科学研究所所长晖峻义等人的建议：“现在日本妇女的代表形象，不是跪在榻榻米上穿着和服的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而是在城市、农村参加劳动的年轻妇女……这样，成为日本主要力量的职业妇女作为日本妇女的代表，率先穿上国民服装，然后全面普及。要把服装放到象征着新日本妇女的精神的重要地位上，使其具有指导性作用。”（若桑绿：《总体战体制下的私人生活统制》）
“总体战”体制下虽然没有直接征召女兵，但传统的性别分工界限已经模糊，女性的社会地位明显提升。当几乎所有的男性成年市民走上前线成为士兵，保卫后方的妇女就自然升格为市民——市民和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对待战争的态度，就是这样在“爱国”的全民战争中完成了从“平民/内人”向“军人/国民”的转变。
对于日本妇女积极支持侵略战争这一事实，日本学者有深刻反省：“战争中的女性不是士兵甚至连市民都不是，这一理由使得女性没有被问及战争责任。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以获得市民权为目标的女权主义积极支持了战争，母性主义同样也有着对死亡的劝诱。”（西川子，同上）上野千鹤子认为，这种反省更直接的是女性主义的结果：“历史中女性主体的恢复，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追究女性的历史责任。女性不仅仅是历史的被动受害者，也是能动地创造历史的主体这种观点，与要追究女性的历史加害责任是连在一起的。”（《“记忆”的政治学》，一九九八）
由此看战争与女性的关系，远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也绝不是一个“和平卫士”或“战争的受害者”这样想当然的定义所能概括。但凡是有过全民战争的地方，都会牵引出“妇女解放”这一甘苦参半的复杂现象。因为无论战争的哪一方，参战或间接参战的许多女人在战争中都有意外收获，不管参军入伍还是到工厂、机关去工作，都让她们有机会“成群结队”走出家庭，打破传统生活的沉闷和局限，就像是集体参加一场热闹的“盛宴”，在巨大的人类苦难面前，她们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承受力。
说到底，平民化的战争研究并不单纯隶属于战争研究，而是涉及人类的历史。未来的世界是否还需要把战争用做文明前行或推广文明（比如今天的美国）的必须手段？反省历史以及反省创造了历史的战争是否可能给和平（哪怕极小的）一点机会？在民族身份和国家利益这个现实范畴内，个人究竟有多少选择的可能和选择空间？不试图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的立场其实难有宽容、理解、信任和长久和平——但，在这个仍然充满了战乱、不公正和不平等的现实世界中，真正的超越是否可能？
（《日本视角：战争与性别》，＇日＇秋山洋子、加纳实纪代选编，“性别研究丛书”第四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六年版，25。00元；《一个普通女人的历史记忆》，朱天骏著，大连出版社二○○六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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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安宣邦等《读书》2006年第2期
编者的话：二○○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到二十五日，日本思想史学者子安宣邦在北京访问。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两天，子安先生应邀先后以“竹内好问题”和“日本近代史上的两个六十年与日中关系”为题发表了讲演（内容分别见二○○五年第十期《书城》和《读书》杂志）。二十五日，《读书》杂志邀请子安先生和部分在北京的中国、日本、韩国学者座谈，讨论与这两个题目相关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由于篇幅所限，本刊摘录了部分内容发表。除本文中刊发了发言内容者外，参加讨论的还有彭小妍、王中忱、高远东、赵京华、王成、程凯等先生。
汪晖：非常高兴子安先生来《读书》座谈。今天在座的多数是和日本研究有关的学者，但也有其他领域的。过去十年的时间里，《读书》上发表的有关日本问题的讨论文章有将近九十篇。最近中日关系的变化和亚洲区域内的某些状况，越来越受到读者的关注。《读书》杂志最近关于日本问题的讨论、座谈以及发表的文章，数目也是比较多的。我们希望今天的座谈能有助于讨论的深入。下面先请子安先生讲一讲。
子安宣邦：我是一个拿退休金的老头，和所有公共机构没有任何关系，从退休以后就有一个自我意识，想做一个普通的市民。那么作为一名普通市民，我可以想一些什么问题呢？这是几年来我一直在尝试的一个作业。比如说，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思考有关亚洲的问题呢？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如果有人问我，我会感觉到自己不知不觉中是作为一个日本人在思考这个问题。各位一定也是作为中国人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这个前提的话，这个问题是很难思考的。拿退休金以后，我才意识到，作为一个普通的市民来思考亚洲问题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是突然想到这一点的。因为刚才在介绍我的时候提到我曾任大阪大学教授，我以前一直是以这样的身份在思考问题。从前天讲话时开始，我则是作为一个住在日本的人来思考这些问题的。前天我谈了竹内好的问题，昨天谈了日本的战后六十年和帝国六十年的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用一种构思来概括。今天我要试图做一点总结。我先概括一下前两天的内容。在谈竹内好问题的同时，我想谈一点我给北京带来的我的message。在我讲竹内好问题之前，竹内好研究一直是被做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作为一种声音传到中国的。我的专业是日本思想史，我前天讲的就是在日本的近代思想史或者近代史上，竹内好究竟是一种什么意义的存在。我认为竹内好在《鲁迅》中的话语结构和日本浪漫派的话语结构同出一辙。日本浪漫派是在一九三○年到一九四五年期间代表日本法西斯主义的言论的存在，是在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破灭以后作为继承者出现的文学运动。日本浪漫派的立场是什么呢？是对日本的近代的批判，在此过程中从文学的角度寻找日本为何物。“反近代”是日本浪漫派的基本立场，也是他们的口号。“反近代”中的“近代”是指由欧美传到日本的“近代”。他们的根本立场是对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近代即日本对欧洲近代的移植进行原教旨式的批判。“反近代”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传统”和“民族”。这样的“反近代”和竹内好的思想是一致的。他们所说的“民族”是指自生的民族。竹内好的这种观念应该是出现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间。竹内好的这种民族意识是以毛泽东的“人民中国”的思想为前提的。这种思想是对战后日本的国家形式进行的原理性的批判。但是一九五○年以后，竹内好的这种反近代的意识失去了意义，只不过成了现代日本以及亚洲各民族的反命题。所以竹内好的话语就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