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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越被这二位挟着走，边走边埋怨着：“我跟他们讲了我不叫周树杰，我叫杭方越。可是他们根本就不听我的，非把周树杰的帽子给我戴上了。周树杰是我们厅的领导，那年我的右派还是他定的，怎么我就成了他。我再回头看，他就排在我身后，戴着我的高帽子呢。我想换回来，红卫兵也不让。他们都不理我，当没听见。“
方越好像说着别人的事情，东张西望，突然站住，指着街对面一家店说：“这不是奎元馆吗？我一天没吃饭了。”
杭嘉和想，亏他这种性情，随遇而安，想得开，这十年才活得下来，换一个人试试？又想，也不知方越这孩子多久没吃过杭州城里的面了，这么想着，接过了那顶帽子，说：“走，吃虾爆鳝面去。”
他把高帽子随手放到门口，三人就进了面馆。这奎元馆的面，也是几十年的好名声了。革命，革命，总算还未把虾爆鳝面革掉。嘉和要了三碗，又对伙计说：“三碗都过桥。”伙计走开时，嘉和对方越、杭汉二人笑笑说：“今日越儿是辛苦了，汉儿又刚刚从国外回来，我请你们客，过桥。”
过桥面，或是杭州人的一种特殊的面条吃法，就是把面条上的料加足了另置在小盘中，用来下酒。嘉和要了过桥面，就是要请他们二位喝酒了。果然嘉和又点了一瓶加饭，说：“下次专门吃过，今日意思意思。”
杭汉虽和大伯几年不见，但他是最懂这老人心事的，喉咙就噎着，说不出话来，三人就先干了一杯。热气腾腾的面上来了，他几次举著也难以下咽。他是不胜酒的，此时却陪着伯父一杯一杯喝。方越饿了一天，自顾填肚子，呼嗜呼嗜吞着面条，却问：“二哥，非洲比这里热吧，茶叶可生得好？”
杭汉一下子就想起了非洲，才离开了两三天，却恍如隔世。他不是一个很善于言词的人，但这时却强打精神，自己宽自己的心，说出的话倒像是首诗：“非洲怎么不热，一年到头都可采茶，每个月都可见茶花发，白花花的一片。我们在苗圃里插下茶穗，一年就有一米可长。到了雨季，茶叶就越发可看。茶园周围，那是一片片的火焰树，高高大大的，比街上游行的红旗还红。火焰树旁边，芒果树挂满了浅黄色的果实。香蕉的叶子，比门窗还大，一串串的香蕉，就挂在中间，就像一串串的眉月。还有一大球一大球的菠萝，像士兵一样，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立在茶园旁边
正说到这里，突听一声吼：“周树杰！周树杰！谁是周树杰！“
只见一个服务员拎着那高帽子走进店堂，猛的一声吼，那三人顿时半张着嘴说不出话来。眼看着杭汉的脸就刷的一下白了，方越突然就站了起来，却看见嘉和坐着，朝他笑了一笑。突然，方越就感到了一阵轻松，就像那年从深山里出来时第一次到杭家见到他一样。义父那没有了小手指的左手朝他挥了挥，他就重新坐了下来。那服务员却走了过来，警惕地问道：“谁是周树杰！”
嘉和却问：“请问，厕所在哪里？”
服务员用手指了一指，拎着高帽子回灶间去了。嘉和咧了咧嘴，说：“再往下说——”
“说什么？”
“说你的非洲啊广'
“哄哄，非洲，非洲的茶园旁边，还开满了合欢花。茶不是喜欢阳崖阴林吗？这些合欢花一束束地开着粉红的花，就是阴林。茶树上面成群地飞舞着长尾巴的金色鸟儿。我们的茶，在它们眼里，就是最美好的东方伙伴。懊，我差点忘了说，还有面包树，猴子最喜欢吃那东西。仙人掌长得比人还高，它开的花，那才叫好看呢，非洲啊……”
杭汉突然停著不言了，看着他们，他看见他们的眼睛都已经是红红的了，自己的眼眶就一热，哺哺自语：“非洲……非洲……“
“被你那么一说，我真想去一趟非洲啊……”嘉和说，和两个晚辈碰了碰杯，一饮而尽。两个晚辈却停著望着他——他们的目光中流露出崇敬的神色。这是大难临头时的成年男子对德高望重之辈的依赖。杭汉一口气干下了这杯酒，就着眼泪，说：“伯父，吃了饭，我想到父亲家里走一趟。”
杭嘉平被封在院子里，既进不了他的屋门，又出不了他的院门——红卫兵可真能革命，拿大字报把他家的院子大门和屋门都糊了起来。好在七斗八斗一阵，皮肉吃点苦头，还未伤筋动骨，也许是看在得放的面上，还没拉他去游街，只是乱七八糟掳了一些东西，一声号令，就撤了。
八月份之前，嘉平是拥护这场革命的。要抓党内走资派，他想，这又何乐而不为。反正他也不是党员。有些党员干部，早就该这么冲击一下，头脑清醒清醒了。五七年是知识分子给他们提意见，还没怎么触及灵魂呢，就被一棒子打下去了，他算是侥幸过关，当时吴觉农先生也在政协，关键时刻保了他。不过他也没有少检查，想起那时候他杭嘉平竟然也有在大庭广众之下痛哭流涕之时，事后他汗毛都会竖起来。他想这还是他吗？还是那个搞工团主义、去苏联留学、参加过北伐的杭家二公子吗？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唱反调了。不用他唱，因为毛主席已经发现了问题，毛主席还是伟大啊，他不会因为五七年大鸣大放之后就对党内的严重问题视而不见。这次他不再依靠知识分子了，他依靠青年学生，依靠工农兵群众。群众和知识分子风格是不同的，群众什么也不怕，他们不但要触及人的灵魂，还要触及人的皮肉。从前那些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这下确实有他们的好看了。群众的怒火不是无缘无故就那么点起来的，他乐观地想。
要抓走资派，难免他们这些无党派人士也会吃点误伤，围攻起来一起批斗的事情也不是没有，但杭嘉平私下里愿意承受这种磨难。他想，要党改正错误，看来也只有这样猛烈地冲击一下了。谁知过了八月，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发表，工作组联络组一撤销，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把军帽那么一挥，一切就迅猛地走向了极端。杭嘉平从年轻时代开始，就是一个思想趋于极端的人，年纪虽大，思想依然容易偏激。即使是他这么一个人，对这场运动的理解也已经走向了不理解。运动越来越激烈，范围越来越大，党内党外、各行各业、知识分子、工农群众，谁挨上运动的边就谁倒霉。最后弄到传统也不要了，学校也停课了，工厂也不上工了，街上出现造反派，所有的社会秩序、公德、规范、习俗，全都翻了个底朝天。到了这个地步，杭嘉平不得不想想，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而他自己，也正在面临着什么了！
杭嘉平最痛心的是他的得放。他没想到首先带着红卫兵来抄家的，会是他的最得意的孙子。当他和一群黄毛小子黄毛丫头站在他面前，要他交出反动证据时，他吃惊地摊着手说：“我哪有什么反动证据！我革命都革命不过来呢，你们说话可是要有证据的啊！“
孙子冷笑一声，说：“你当我们革命小将是瞎子？这半个月来，你每天早上在厕所里塞什么东西？“
杭嘉平惊得背上的汗刷地流下来。这段时间，他确实是在销毁一些信件。办法也独特，先拿脸盆把信件泡软了，第二天一早倒到抽水马桶里冲掉。他爱写信，自然回信也多，但五七年之后，他写的多是应酬之作，还参加了诗词学会，也无非是风花雪月加三面红旗罢了，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已经充满了遗老的头巾气。即便如此，这些东西他还是不敢留下，统统消灭在下水道里。有几回马桶被塞住了，他就让孙子来帮他通。他虽然没跟孙子说厕所为什么会堵，但也没有想过要隐瞒。没想到孙子就那么出卖了他。孙子竟然能从厕所里拣出一批信，那是黄娜从英国寄来的。孙子大声地叫道：“老实交代，你是怎样里通外国的？”
“那是你奶奶给我的信！”
“谁叛党叛国，谁就是我不共戴天的敌人！”得放突然叫了起来。杭嘉平活到六十五岁，此刻真是如梦大醒，盯着孙子得放，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杭嘉平住的院子，在解放街的马坡巷小米园后面。这小米园，传说是明代大书法家米茉的儿子小米的故居，后来又成了清代大诗人龚自珍家的院子。平日里，此处也是一个闹中取静之处，杭家又是个独门独院，被画家黄娜悉心收拾，很是像样。如今造反不过月余，院里院外，摊得一世人界。各家墙头和门上贴着一张张的标语和大字报，大字报上的墨水还是湿的，流下来一条条的，像是被雨淋过了一样，人名上打着红叉叉，那红颜色也是湿的，流下来，像血，殃及南廊下的一只八哥，也被“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现在整个街巷突然一下子冒出来那么多打着红叉叉的人名，那情景，不能说是不恐怖的了。
白天来抄家的时候，大门口来来回回地集聚着一群人，冲进来也是着实地看了一会儿热闹，后来大门被封上了，院子里反倒安静了。现在是夜里，残月东升，杭嘉平当院而坐，就着天光，还能看到挂在晾衣服的铁丝上的那些红红绿绿的标语，东一条，西一条，就在风中轻轻地舞动。间或，他还能听见院角处有泼刺泼刺的水声。他想起来，那是黄娜从前在院角建的金鱼池，被小将们砸了，水漏得差不多了，那些半死不活的金鱼正在挣扎呢。
反正家里也进不去，他不知道自己此刻还能干什么，什么也不能干了，就去救那些金鱼的命吧。
院里还有一个自来水龙头，所幸还未被砸了，嘉平正接着水呢，就听后门钥匙响。这扇后门自黄娜走后，就没有再被开启过。嘉平神经绷紧地想，是不是小祖宗又回来了。他自己都不敢想，他竟然会突然之间地怕起他的孙子来了。
推门进来的，却是已经三年未见的儿子杭汉，他激动地冲了上来，抓住父亲的手就说：“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他们打了你哪里？”
父亲的头就晃着，躲来躲去，说：“门都封了，瞧你回来的好时候。”
杭汉这才说，后面还有人，是伯父，专门来看他的，不知道要不要紧。嘉平说估计今天夜里不会再有人来了，赶快让嘉和进来。杭汉又说，还有一个人呢，方越，他能不能也进来？
自从方越做了右派，嘉平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算起来已经十年了。嘉平一跺脚，说：“横竖横拆牛棚，都进来。”
话音刚落，身材偏矮的方越就搀着瘦高的嘉和，出现在院子里。大家愣了一会儿，无言以答。好一会儿，嘉平方说：“惭愧惭愧。”
嘉和连忙摇手，答：“彼此彼此。”
“屋里封了门，进不去了。”
嘉和说：“找个角落就行。”他们移到金鱼池的水泥池边，摸索着坐了下来，说：“人活着就好，还能说话就好。”又说，“越儿，看看你嘉平叔，多少年没见到了。”
方越鼻子一酸，叫了一声嘉平叔，就蹲了下来。
杭汉团团转了一圈，想撕了那哗啦哗啦挂在空中的标语纸条，又吃不准，手都伸出去了，看到上面写着打倒国民党反动军官杭嘉平，便问父亲：“这是谁那么胡说八道？！”
嘉平摆摆手，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