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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中国威胁 外国人的生命就在我们手中（2）
现在可不同了，这批厂商和他们雇员的饭碗问题首度和消费者那碗饭本身结合起来；中国货不只威胁工人饭碗，还威胁到所有消费者的生命安全。这种最新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固然也可以用作游说政客的利器，要他们对中国产品施加更严格的检验程序（美国已经有国会议员这么提倡了）；更厉害的是它直接诉诸消费者的个人利害，能够渐渐形成中国产品不可靠的普遍印象。换句话说，它的对象不再是政府高层，而是普罗大众。因此对付这套新版威胁论要比对付老式的威胁论难多了，它不只是谈判和游说的技巧问题，而是深远广阔的信心问题。
更不妙的是一定有些商家会借此推波助澜，把它变成促销自己产品的商机。早在中国渐成世界工厂之初，就有个别欧美厂商打出“本地制造，质量更好”的旗号了，这也呼应了许多企管专家的建议：对付中国价格的唯一出路就是转型，若要坚持制造业，就得迈向更高端的市场。如今的中国产品安全问题等于为他们卖了一场免费广告，使他们省下不少工夫，自动造成一个市场区隔，换了是我们自己，能不利用到底吗？
国家质检总局在中国“毒牙膏”传闻初起之时，立场站得十分坚定，不只屡次出面澄清，还要香港特区政府放行那几个被禁入口的牙膏品牌，差点引起有关一国两制的权限争论。这种反应是典型的防御性反应，人家批评我们了，首先就得自卫。有关部门所持有的自卫理由是那些牙膏的二甘醇含量没有超出国家标准，对人体无害。但问题是，就算它们符合你的标准，却不合人家外国的标准呀。这种解释不只没起到任何作用，反而还变相地公告全球，我们中国的产品质量标准就是和你们老外不一样，而且是低一点的标准。果然过不了多久，质检总局又下令禁止牙膏使用二甘醇了。
这个故事的教训是中国的产品要想出口的话，就不能只是关起门来按自己的规矩办事，还要看看那些进口国的标准。在这风雨飘摇的非常时期，中国不只要参考各项产品的外国质量标准，更要不怕采用国际上最严格的指标，唯其如此方能挽救“中国制造”的声誉于水火。
这是个资讯流动四通八达的时代（更多更新盡在蜗牛小説下載w wｗ。F ｖａL。 c n），外国传媒要揭发中国产品的问题并不困难，他们只要定期翻译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就行了。按照传统习惯，官方也许会感到一种轻巧方便的诱惑，那就是直接严管少数传媒，而非严控数之不尽的产品，似乎只要医生都闭上嘴，病人就好像很健康了。
针对这点，英国的《经济学人》周刊最近也发表了一篇报道，明智地指出，只有越多的传媒监督，中国产品的质量才会越有保证。他们甚至叫读者要做好心理准备，随着中国政府决心的增强，短期内必将爆出更多的骇人丑闻。然而，我们却不应该从此彻底丧失信心，反而要把那些与日俱增的坏消息看成好兆头，因为它就像一场痼疾的彻底爆发，重药治症总比苟延残喘来得好。
其实战后的日本，以及1970年代末的台湾地区与韩国，也都分别做过次货的代名词，当时的台湾甚至因为冒牌产品的盛行而被人称做“海盗之岛”。但是它们后来都成功地扭转了形象。日本汽车的工艺水平如今甚至远远超出了美国老大哥，广受美国消费者认可。参考这些地区走过的道路，我们就会发现，力求最严格最完美的质量标准，坚持更开放的更自由的舆论环境，就是回应中国产品威胁论的王道妙法。
原题为“中国‘威胁’的不只是饭碗”，刊于《南方周末》2007年07月25日
第40节：自 虐 我们总是喜欢作贱自己
自 虐
我们总是喜欢作贱自己
关于汶川地震最可怕的意见不是批评救灾工作，也不是“过早”出现的重建监督，更不是怀疑防震的程序有缺漏，而是那林林总总的“分化言论”。比方说日本救援队只懂得向死者致敬，却救不出一个活人；又比如说某些艺人商人捐钱捐得够不够多。很多人都已正确地指出，天灾面前，我们不需要更多的对立、分化与偏见。可是在这些涉及人群的比较和分类的各种言论里面，有一种格外值得大家注意，那就是几条事后终被证明无根据的谣传。例如姚明这回献出的款项是不是还不如他捐给美国新奥尔良风灾灾民的多呢？几乎在灾后的第三天，这个故事就开始在网上流传了，许多人一时气不过，纷纷大骂姚明不是中国人，向美国球迷献媚，浑然忘了祖国的苦难。直到有人认真核查过资料，发现这是没有凭据的“误传”之后，这个故事才止于智者，争论也渐渐平息下来。
我想起多年前反日浪潮方兴未艾之际，也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神奇的故事。话说某城某夜，一间酒吧里来了一位面貌甚斯文的男子，他主动坐到一桌客人身旁，和他们攀谈。然后他挑起了一个敏感的话题，那就是比较日本人与中国人的国民性。他一直笑眯眯地提问，总想引导大家承认日本人比中国人优秀。大伙越谈越觉得不对劲，渐渐发现这个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的青年原来根本是个日本人，而他的言论也极尽辱华之能事。故事一上网，自然激起公愤，很多人觉得这鬼子太过放肆，撒野撒到中国的土地上来了。
虽然这个故事看起来很不真实，也有不少人怀疑它的真假，但大部分参与讨论的网民还是觉得它反映了日本人的心声，是以成为反日的坚实证据。这个故事有趣的地方在它的流传过程和演变，有人说那个城市是武汉，也有人说是北京，还有人说是上海，总之在哪里的可能性都有。它的内容也越来越详细，那名日本青年一开始只是谈到两国人民行为生活的差别，后来则主张日本的统治有利于中国人的进步，最终甚至还说出了中国女孩应该会爱上日本男人的话……
假如这真是个虚构的民间传说，第一个创作它出来的人到底在想什么？后来为它加油添醋的人又有什么动机呢？从效果上看，这个故事可以刺激起大家对日本人的怒火，所以它是为了证明日本人有多坏，替反日找理由。也就是说，参与创作的这些人似乎觉得大家对日本的仇恨还不足够，应该要再加把火才行。
就和姚明的那个传说一样，它不是先有一个确切的理由，再合情地生起大家的不满；而是先有不满，才回头为自己的情绪制造一个说得过去的基础。
我们不只可以看见人对偏见的执著（我们讨厌日本人，讨厌姚明等名流富人，所以不惜为此捏造事实好说服自己和别人，我们的讨论是合理的），还会发现这种情绪表达方式的怪异。它分明就是一种自虚，我们硬是想证明日本人对我们有多歧视，姚明又是怎么地离弃我们；似乎在这里能够找一种残酷怪异的快感。
弗洛伊德曾经描述过幼童的一种奇行，他发现他们有时会把自己藏起来，好让大人找不着，这时他们会感到格外的紧张，深怕大人会自此忘却他们，甚至趁机抛弃他们。可是在这个躲藏的过程里，他们却又享受着刺激的快感，把它当成一个好玩的游戏。然后，他们或者被发现，或者干脆耐不住性子自己跑了出来，与父母相拥团圆。这就是有名的“去/来”（fort/da）游戏，后来成了精神分析史上著名的模式，引起无数的诠释和争论。有学者认为这是自虐的基本形式之一；先是自我制造一个被舍弃被厌恶的状态，同时暗自咀嚼其中的痛苦刺激，于是可以期待破镜重圆的圆满幸福。正如一人偏执地怀疑伴侣的不忠，把任何小事理解为对方变心的蛛丝马迹，甚或幻想出丰富的情节。表面上他很痛苦，实际上他很享受。当伴侣九牛二虎地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之后，他那失而复得的满足才能达到最高程度。
问题是这个结局并不是真的结局，对爱侣忠诚奉献、对父母全心爱护，以至于对他人的认同，肯定是一个永无止尽的追寻。所以小孩会一遍又一遍地玩着这种游戏，情侣会一遍又一遍地期待誓言与许诺，直至我们真正长大真正自立。
编撰日本人歧视中国人的传说，也可以看成是种自信心的欠缺。似乎得不到预期中的彻底道歉、真诚拥抱，我们就永远无法停止这种近乎自虐的荒谬行为。从中日两国的复杂历史看来，这种自虐的心理尚算正常。但是为什么要捏造姚明不爱祖国的故事？又为什么偏偏要选在这国难当前的时刻呢？能不能说它表达了我们对暴发名流的偏见，总是觉得他们会瞧不起草根百姓，于是希望他们用上很大的力气去表现自己不忘本的良心呢？又能不能说我们对叛国分外执著，总是怀疑他们一旦出国扬名在外就会断根叛逃，于是希望他们费尽心血地证明自己仍然是个百分百的中国人？
当我们缺乏自信，心存疑虑，因此形成对他人的偏见和要求时，这种情绪的表达是不会管你地震不地震的。只要一有机会，它就会浮现。因此震撼全国的灾难也就成了让我们尽情表露偏见、区分人我，从而自虐图乐的时机。
原题为“灾难时期的自虐”，刊于《am730》2008年05月30日、2008年06月02日
第41节：足 球 中国社会困境的折射
足 球
中国社会困境的折射
关于中国运动，有一个很大的误会，我称之为“可口可乐迷思”。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外国大企业都闻到了空气中传来一丝人民币的气味，他们觉得中国是全球市场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一块处女地。那时流行用可乐做譬喻，他们说：“十亿人呀！只要有十分一爱喝可乐，一天就能卖掉一亿罐了。”
后来他们才发现把这么庞大的人口变成他们理想中的消费者，要打进这片经济世界中的亚马逊，是件多么困难的事。必须斩荆披棘，适应水土，耐心地等待时机的成熟和条件的具足，中国的人口才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数字。
同样地，我们也千万不能相信中国有十三亿人口，一定能找出十一个人组成“第一流足球队”这类鬼话。人口数字有多少，和某项运动的表现好不好实在是两码事。牙买加的人口有多少？为什么它能称霸短跑赛道？立陶宛的面积比北京大很多吗？怎么就能变成欧洲篮球劲旅呢？按照“可口可乐迷思”的逻辑，应该整个欧洲加起来派一支球队也赢不了中国才对呀，为什么光是一个比利时就能叫中国足球丢脸丢到家呢？
中国男子足球不只是中国体育界的奇耻大辱，还是世界体坛的一道谜题。国家足球代表队的人均收入可能是所有项目里头最高的，偏偏他们的表现是最烂的。当体操选手一个个为中国夺取荣誉同时还要为生活精打细算的时候，那帮足球员却一方面坐享车宅，另一方面把球踢到了亚洲三流的水平。二十多年来，中国足球的成绩和球员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