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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读者询问：第三卷出版于1981年，为什么四、五卷拖了这么多年？对于这个问题，我父亲的前助手、现为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的俞汝捷同志在他的悼念文章中已做出很好回答：因为姚老“太认真”，“太苛求自己”。的确如此。譬如父亲为了写好决定李自成和他的大顺朝命运，改变中国近三百年历史的“成败存亡关头”等四、五卷中的重要单元，除了花费大量时间查阅和研究明末清初史料，不顾年迈去山海关、通山等处实地考察外，对耗费数年心血写成的二三十万字书稿，很不满意，毫不惋惜地用红铅笔写上“作废”二字，弃之文件柜一角。然后重头再写，以致光阴这样一天天逝去。父亲对创作如此认真，如此苛求，充分体现了他们一代老作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和个性：对作品、对读者、对祖国文学事业的高度使命感和责任感。
诚然，除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人人都不能违背的自然规律。父亲到了晚年，尤其是进人80高龄以后，虽依然壮志满怀，雄心不减，每天凌晨两三点钟就起床写作，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天，但毕竟年龄不饶人，体力、精力一日不如一日，原本就很慢的写作进度更显减慢；原本能较易越过的创作中的“障碍”和“高山”，现在攀援时显得力不从心。为此，父亲每日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并唯恐全书写不完，随他百年而去。因此，即使在他1997年初春，因写作过于紧张劳累而突发中风倒在书桌旁，住进医院的第一天夜间，仍然顽强地起床写作。我在困睡中，恍惚听到扑通一声而惊醒，看见父亲躺在床边的地上。我一边呼叫“怎么啦！”一边把他抬到病床上。父亲却说：“我要起来写《李自成》，写不完对不起读者。”我一时语塞，无言劝慰，而禁不住泪流满面。
还令人难忘的是，今年春节前夕，父亲病情日趋加重，陈昌本等中国作协领导来家慰问，他在床榻前告诉父亲，作协已决定将《李自成》作为十部优秀长篇小说之一向建国五十周年献礼。父亲听后欣慰地微笑了，吃力地、缓慢地低声吐出六个字：“功劳是大家的。”这是父亲的肺腑之言。因为在整整四十年的《李自成》创作岁月中，曾先后得到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央和各级领导同志的巨大关怀和支持，一次又一次度过了艰难岁月，使《李自成》创作得以继续下去，成为“十年浩劫”及其后百废待兴中最幸运的老作家。同时，数十年来，父亲也得到许许多多同志和朋友的热情支持和鼎力帮助。对此，父亲也是念念不忘和衷心感谢的。例如，1977年开始给父亲做了八年助手的俞汝捷同志，为整理第三、四、五卷的口述录音稿，付出了大量心血；父亲生前助手许建辉同志，在父亲病后为整理四、五卷书稿，保证按期出版，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还有张葆辛、刘文田、赖云峰、杜海波及姜晓燕等同志，也都先后或长或短地在父亲身边工作过，为《李自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父亲因为《李自成》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结下了不解之缘，建立了作家与出版社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尤其是担任《李自成》第一卷责编的江晓天同志，第二、三卷责编的王维玲同志，在昔非今比的政治风暴不时骤起的年代里，他们不顾个人安危与得失，与“右派”父亲通力合作，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而使《李自成》第一卷在1963年得以出版；在“四人帮”粉碎后的1976年冬和80年代初，通过艰辛劳动，又先后出版了第二、三卷。父亲患病后，李向晨和吴晓梅两位同志继而担任了第四、五卷的责任编辑，经过三四百个日日夜夜，确保了四、五两卷的如期和较高质量出版。在四、五卷的编辑过程中，俞汝捷、陈浩增。王维玲、周勃、胡德培等同志对四、五卷校样进行仔细审读，洪光义、李刚等同志帮助进行终校，这些同志也都为四、五卷的出版花费了不少心血。父亲匆匆走了，再也不能表达对这些同志和朋友的感激之情，我只好代表先父向他们再一次深深致谢。
在这篇短短的后记里，我不能不提到与父亲患难与共。相濡以沫近70载的母亲。母亲无愧是父亲的忠诚伴侣和贤内助。早在1957年的那场政治风暴中，父亲因敢于说真话而被错划为“极右派”，母亲忍辱负重，仍一如既往地鼓励、支持父亲将来一定要写出《李自成》，重新点燃了父亲对未来的希望之光；60年代初，即在父亲摘掉“右派”帽子后，为保证父亲安心创作，解除后顾之忧，毅然辞去她所热爱的职业教育工作，来到父亲身边，成为家庭主妇；在她花甲之年，学习打字，用已迟钝的双手，起早贪黑，用老式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为父亲敲打出了二百多万字的书稿；在“文革”初期抄家风正盛时，是母亲与姜弘、周勃同志一起冒着风险把部分二卷手稿藏匿在朋友家楼顶的隔层中，而免遭劫难。直到七年前母亲突发中风，操劳辛苦了一辈子才算得以“休息”。父亲患病前，每日都不时来到病榻前久坐，拉着瘫痪失语的母亲的手，常常含着眼泪深情地对儿孙们说，一定要侍候好你们的母亲、奶奶，没有你们的母亲、奶奶，就不会有我今天的成就，就不会有《李自成》……有时候，竟像孩子一样失声痛哭。父亲有这样一位伴侣，我有这样一位母亲，怎么不令人肃然起敬。如果说《李自成》为祖国的文学事业树起了一座丰碑，那么碑上应该有许许多多人的名字，上面也应该镌刻上我母亲的名字：王梅彩。
父亲生前虽然没有能够看到他为之呕心沥血17年的《李自成》四、五卷的出版，没有看到他在文学园地辛勤耕耘70载的成果——《姚雪垠书系》20卷的同时问世，并带着未能实现的《天京悲剧》、《大江流日夜》等创作宏愿，无限遗憾地匆匆远行。但一位满头银发、双目炯炯有神、率直坦荡。乐观自信，甚至带有几分童真的“文学老兵”，一位饱经风雨坎坷、人生磨难，但始终如一地充满火一样的创作激情、顽强不息地献身祖国的文学事业，执著不懈地攀登一座又一座文学艺术巅峰的老人身影，将永远地、深深地留存在他的儿孙、亲朋好友和广大中外读者的心目中。父亲如果九泉有知，对此应该感到欣慰。
姚海天
1999．6．27
李自成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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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崇祯十二年中元节。
早晨，商洛山地区天色阴暗，浓云密布，山山岭岭都被乌云遮住。高夫人带着老营总管任继荣和一群男女亲兵骑马出寨，来到一个交叉路口，替先闯王高迎祥和起义以来无数的阵亡将士焚化阡纸①。南边，隔着两座小山，顺风传来了一阵阵沸腾人声。高夫人心中明白：这是麻涧②方面的义军和老百姓正在连夜加高寨墙，挖掘陷阱，布置鹿角和各种障碍，已经忙了通宵。她正在侧耳细听，忽然从附近的山村中传来锵锵的锣声和苍哑的叫喊声，而麻涧方面也隐约地有锣声传来。这是遵照闯王的命令，各处山寨和村落今早都得鸣锣晓谕：官军进犯，决难得逞，众百姓务须各安生业，照旧耕耘，莫信谣言，严防奸细。高夫人眼望着磐石上燃烧的一大堆阡纸，耳听着远远近近的人声和锣声，心中说：
①阡纸——封建社会的迷信习俗，在死者坟墓前焚化纸钱。阡纸就是纸钱。如无坟墓，可在路口焚化。
②麻涧——在商州城西五十里处。
“大战又快开始啦！”
在高夫人从崤函山区来到商洛山中同李自成会师之前，闯王得知张献忠在谷城起义的确实消息，他为着实践曾经对献忠说出的诺言，不顾自己的处境十分不利，毅然树起大旗，牵制官军不能全力对付献忠。崇祯十分着慌，严旨切责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和陕西巡抚丁启睿“未能将余贼剿除净尽，酿成大患”；命他们迅速向商洛山中进兵，“务将李自成一股一举扑灭，不得稍有贻误！”郑崇俭和丁启睿不敢拖延，调集了陕西各镇官兵，将商洛山四面包围。他们知道李自成手下的将士多数染病，自成本人也病倒了，认为是官军“扫荡”商洛山的大好时机，遂于六月上旬急急忙忙指挥三路人马进犯，而把主力放在武关一路。高夫人在病榻前接受闯王吩咐，亲自到白羊店①，鼓励将士，帮助刘芳亮部署迎敌。多亏义军上下齐心，个个奋勇死战，加上穷苦百姓帮助，使从武关向北进犯的官军主力在桃花铺②和白羊店之间中了埋伏，损失很重，仓皇败退。同时，从商州西犯的一路被挡在马兰峪③的前边，寸步难进，而从蓝田南犯的一路也没法攻下石门谷④。这两路官军都白折了人马，扫兴地退了回去。经过这次教训之后，官军比较小心了，重新调集大军，人数比六月初增加几倍。眼看着一场众寡悬殊的大战迫在眉睫，又加上商洛山中有些山寨不稳，同官军暗中勾结，高夫人如何能心情轻松？她晚上帮助闯王筹划军事，白天为部署迎敌的事骑马到各处奔跑，忙得不可开交。尽管她侥幸不曾染病，近来却显然清瘦多了。
①白羊店——在武关西北一百三十里处。
③桃花铺——在武关西北五十里处。
③马兰峪——在商州城西三十里处。
④石门谷——又名石门寨，在蓝田城西南五十里处。
一大堆阡纸在磐石上继续燃烧。两个亲兵用树枝慢慢地抖开纸堆，使阡纸着得较快。纸灰随风飞向奔涌的云雾中去。过了一阵，高夫人抬起头来，向左右的将士们说：
“自从起义以来，咱们已经死了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这笔血仇一天不报，死的人就不能瞑目黄泉，活着的也寝食难安。高闯王死去整整三周年，咱们该好生祭奠祭奠。要是这一回打个大胜仗，杀死几千几百官兵将士，就算是咱们在阵上拿敌人活祭高闯王！”
她说话的声音不大，但是饱含着痛苦和激动的感情，深深地感动了左右将士。任继荣说：
“夫人，你放心。近几天弟兄们都在念叨着高闯王三周年到了，该用官军的人头好生祭一祭。咱们有这样好的士气，必能杀败官军，让高闯王在九泉下高兴高兴。”
高夫人望着他轻轻地点点头，表示她自己也深信义军的士气不错，必能以少胜众。她吩咐一个亲兵把那一捆阡纸送到两里外李鸿恩的坟前焚化，便准备同众人上马，前往麻涧。当她的右手刚搭上马鞍时，忽然听见有人骑着马向这里奔来，蹄声很急。她迟疑一下，随即从鞍上抽回右手，转过头来，朝着南边的山路张望，心中疑问：“为什么这马跑得这般急？是从白羊店来的么？”不过片刻，一个小校带着两名弟兄骑着三匹浑身汗湿的战马从奔涌的云雾中出现，来到离她几丈远的地方。那小校一看见她和老营总管就赶快同亲兵们勒住战马，跳了下来。高夫人看见那小校是刘芳亮手下的一名亲信小头目，没等小校开口，抢先问道：
“刘将爷差你来老营有什么急事？是不是武关方面的官军已经开始进犯了？”
小校回答说：“启禀夫人，官军已经摆好了进犯架势，只是还没动手。刘将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