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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在与济尔哈朗共同辅政之初，利用济尔哈朗思想上的弱点，不失时机地建立他的专政体制。济尔哈朗的父亲名叫舒尔哈赤，是努尔哈赤的同母兄弟，协助努尔哈赤起兵，反抗明朝，吞并建州各部，战功卓著，声名不下于努尔哈赤。大概是由于疑忌心理，努尔哈赤忽然搞去了舒尔哈赤的兵权，将他禁锢起来，随后又秘密杀掉，又杀了舒尔哈赤的两个儿子。这一件努尔哈赤杀弟的惨案并没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所以在努尔哈赤生前不允许随便谈论，他死后在皇室和群臣中也不许谈论。当父兄们被杀害的时候，济尔哈朗尚在幼年，由伯父努尔哈赤养大，也受皇太极的恩眷，初封为贝勒，后封为亲王。这一件家庭悲剧在他长大后从来不敢打听，更不敢对伯父努尔哈赤有怀恨之心，从小养成了一种谨慎畏祸的性格，只希望保住亲王的禄位，在功业上并无多的奢望。多尔衮平日看透了济尔哈朗性格上这些弱点，所以拉住他共同辅政，为自己实现独专国政的野心做一块垫脚石，以后不需要的时候就一脚踢开。
大清国的武装力量分为满洲八旗、汉军八旗、蒙古八旗。基本武装是满洲八旗。满洲八旗分为上三旗和下五旗。原来上三旗是正黄旗、镶黄旗和正蓝旗。两黄旗的旗主是皇太极，而正蓝旗的旗主是努尔哈赤的第五子爱新觉罗·莽古尔泰，天命元年时被封为和硕贝勒，是满族开国时的核心人物之一。这上三旗等于皇帝的亲军，平时也由上三旗拱卫盛京。天聪五年（1631），莽古尔泰参加围攻大凌河城的战役，他因本旗人员伤亡较重，要求调回沈阳休息，同皇太极发生争吵。莽古尔泰一时激动，不由得紧握刀柄，但刚刚将腰刀拔出一点，被皇太极身边的戈什哈扑上前去，夺下腰刀。莽古尔泰因此犯了“御前露刃”的罪，革掉大贝勒封号，夺去五牛录①，人员拨归两黄旗，又罚了一万两银子。又过了一年多，莽古尔泰暴病而亡，他这一旗的力量便大大衰弱，内部也分化了。多尔衮担任辅政之后，就同济尔哈朗一商量，将正蓝旗降入下五旗，而将他的同母弟多铎所率领的正白旗升入上三旗。原来属于皇帝亲自率领的两黄旗，如今就归幼主福临继承。但福临尚在幼年，两旗的重大问题都由多尔衮代为决定。有时多尔衮也通过两宫皇太后加以控制。这样，上三旗的指挥权就完全落在他的手中。
①牛录——清八旗组织的基层单位。一牛录为三百人。
满洲政权的多年传统是各部中央衙门分别由亲王、贝勒管理，称之为“十王议政”。多尔衮与济尔哈朗一商量，于崇德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召集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会议，当众宣布停止这一传统制度。大家听了以后，小声议论一阵，慑于多尔衮的威势，不得不表示同意。自从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后金政权，定年号为天命元年开始，由爱新觉罗皇族的贵族共同听政，改为各职官分管朝政，听命于皇帝。这一次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满洲政权的一大改革，也是多尔衮走向个人独裁的重要一步。
多尔衮在个人独裁的道路上步步前进，而济尔哈朗却步步退让。凡有重大决定，都是多尔衮自己决定之后，告诉郑亲王济尔哈朗，由郑亲王向朝中大臣们宣布，命大家遵行不误。郑亲王虽然对多尔衮的步步进逼很不甘心，但是事实上多尔衮在朝臣中的威望日隆，又掌握着拱卫盛京的上三旗兵力，许多朝中趋炎附势的大臣都向睿亲王靠拢，他在不很甘心的情况下被迫做着多尔衮手中一个工具。他已经通过他自己的一些亲信知道多尔衮与肃亲王豪格势不两立，其间必将有一次严重的斗争。虽然豪格是先皇帝的长于，又是一旗之主，但是一则他的智谋和威望不如多尔衮，二则多尔衮身居辅政亲王的崇高地位，又有顺治皇帝的母亲在宫中给他支持，济尔哈朗看出来豪格必然会大祸临头。他是皇室斗争中的惊弓之鸟，密嘱他手下的亲信官员们千万不要同肃王府的人员有任何来往，只可暗中探听消息，不可在人前露出风声。同时他知道睿亲王身有暗疾，经常服药，而且在朝臣中招来不少人的暗中忌恨。他预料到将来迟早会有一天，睿亲王也会有倒运的时候，所以他在表面上忍气吞声，而在心中恨恨地说：
“有些话，到那时再说！”
甲申正月的一天，济尔哈朗按照多尔衮的意思，召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全部堂官，用下命令的口气说道：
“我今日召见各位大臣，不为别事，只是要面谕各位记住：嗣后各衙门办理事务，或有需要禀白我们两位辅政亲王的，都要先启禀睿亲王；档子书名，也应该先书睿亲王的名字，将本王的名字写在后边。坐立朝班和行礼的时候，都是睿亲王在我的上边，不可乱了。你们都听清了么？”
众大臣都明白这不是一件平常的事，而是预示今后的朝政会有大的变化。大家在心中凛凛畏惧，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一齐躬身回答：
“喳！”
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多尔衮在大清国独裁专政的体制上又向前跨进一步，原来议定的他与郑亲王共同辅政的体制变了，郑亲王的地位突然下降，成了他的助手。多尔衮瞒着济尔哈朗，从一开始就将实现他的专政野心同亲自率清兵南下占领北京这一扩张野心联系在一起考虑。如今他向独专朝政的目标日益接近，只有两件事等待实现：一是给肃亲王豪格一次致命的打击，拔掉他在爱新觉罗皇族中的心腹之患；二是在出兵之前将他的称号改称摄政王，而不是辅政王。其时，在大清国的文武大臣中，有汉文化修养的人较少，所以有时不能将摄政与辅政的真正性质分清，在称谓上常常混乱。多尔衮遇事留心，勤于思考，又常同像范文程这样较有学问的汉大臣谈论，长了知识，所以他明白摄政虽然也是辅政，但真正含义绝不同于辅政。他也知道当皇帝尚在幼小年纪，不能治理国家时，有一位亲族大臣代皇帝全权处理朝政，没有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实，这就叫做摄政，如周公辅成王的故事。在拥立福临登极之初，他已经有此野心，但当时他如果提出来这一想法，必会招致激烈反对。他考虑再三，不敢提出这个意见，而是暗中授意他的一派人物拥护他与郑亲王共同辅政。经过几个月的酝酿，条件愈来愈对他有利，郑亲王对他步步退让，甘居下风。到了这时，他要做摄政工，独揽朝纲的各种条件差不多都接近成熟。一旦他亲自率领大军向中原进兵，将大清国的满、蒙、汉三股人马和征伐之权掌握到他的手中，就理所当然地高居摄政王之位了。
满洲君臣经过清太宗皇太极的国丧，内部一度为继承皇位的斗争发生较大风波，但因多尔衮处置得当，没有使国家损伤元气。事平之后，这割据中国东北一隅的新兴王国依然是朝气蓬勃，对长城内虎视眈眈，准备着随时趁明朝危亡之机进入中原，占领北京，恢复四百年前金朝的盛世局面。由于出重赏收买探报，有关李自成向北京进军以至明朝束手无策的各种消息，纷纷而来。到了甲申年的正月下旬，多尔衮口谕盛京的文武大臣讨论向中原进兵之策。许多人平素知道多尔衮的开国雄心，纷纷建议趁“流贼”尚在北来途中，先去攻破北京，以逸待劳，迎击“流贼”。
多尔衮虽然遇到这开国机运，感到心情振奋，然而他平日考虑事情比别人冷静，不肯匆忙就决定南下进兵大计。到了正月下旬，李自成率领的大军已经破了平阳，一路无阻，直奔太原，并且知道李自成另有一支人马也准备渡过黄河，作为一支偏师，走上党，破怀庆，再破卫辉，北上彰德，横扫豫北三府，然后北进，占领保定，从南路逼近北京。眼看明朝亡在旦夕，多尔衮连日亲自主持在睿王府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决策。
却说洪承畴投降以后，生活上备受优待，但没正式官职，直到此时，多尔衮才以顺治皇帝的名义任用他为内院学士，使他与范文程同样为他的帷幄之臣，时时参与对南朝的用兵密仪。
今天在睿王府举行的是一次高层次重要密议，除多尔衮本人外，只有郑亲王济尔哈朗、范文程和洪承畴。他们讨论的最重要问题是要判断李自成的实际兵力。从北京来的探报是说李自成率领五十万大军从韩城渡河入晋，尚有百万大军在后。如果李自成确有这么多的人马北上，清国满、蒙、汉全部人马不会超过二十万，就决不能贸然南下，以免败于人数众多而士气方盛的“流贼”。考虑着李自成兵力的强大，多尔衮不能不心中踌躇。
在多尔衮亲自主持的前两次密议中，洪承畴的看法都是与众不同，使多尔衮不能不刮目相看。洪承畴认为李自成入晋东犯的全部人马绝不会有五十万人。他认为，自古“兵不厌诈”，兵强可以示弱，借以欺骗和麻痹敌人，孙膑对庞涓进行的马陵道之战是‘以多示寡’的用兵范例。至于曹操的赤壁之战，荷坚的淝水之战，则是以弱示强，大大夸大了自己人马的数量。洪承畴用十分自信的口气说道：
“以臣愚见，李贼自称有五十万人马渡河入晋，东犯幽燕，也是虚夸之词，实际兵力决无此数。兵将人数大概在二十万至三十万之间，不会更多。姑且以三十万计，到北京城下能够作战的兵力将不会超过二十万。”
多尔衮问道：“你为何估计得这样少？”
范文程插言说：“洪大人，我估计李自成来到北京的人马大概在三十万以上。”
郑亲王接着说：“我们的八旗兵还没有同流贼交过手，千万不能轻敌。宁可将敌人的兵力估计强一点，不可失之大意。”
洪承畴思索片刻，含笑说道：“两位辅政王爷和范学士从用兵方面慎重考虑，愿意将东犯的流贼兵力看得强大一些，以便事先凋集更多人马，一战全歼流贼，这自然不错。但是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古今不易之理。臣在南朝，与流贼作战多年，对贼中实情，略有所知。贼惯用虚声恫吓，且利用朝廷与各省官军弱点，才能迅速壮大，不断胜利而有今日。近几年贼势最盛，号称有百万之众，然而以臣看来，最盛时不超过五十万人。郧阳、均州均为王光恩兄弟所据，为襄阳肘腋之患，李自成竟不能攻破郧、均。汝南府多么重要，李自成竟无重兵驻守，任地方绅士与土匪窃据。所以臣说李自成虽有大约五十万人，还得分兵驻守各处，有许多重要之处竟无力驻守。这样看来，流贼渡河入晋，东犯幽燕的兵员实数绝不会超过三十万人。何况此次流贼东犯，与往日行军大不相同。李自成本是流贼，长于流动。如今在西安建立伪号，又渡河东犯，妄图在北京正位称帝，所以他必将文武百官等许多重要的人物带在身边，每一官僚必有一群奴仆相从，还得有兵马保护。试想这三十万众，数千里远征，谈何容易！单说粮秣辎重的运送，也得一两万人。如此看来，李贼如以三十万众渡河东来，沿途留兵驻守，到北京城下时不会有二十万人。”
范文程认为洪承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