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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那天夜里,我出席希特勒的“夜间汇报”时,我发现他正在那里大发脾气。也许我稍稍迟到了几分钟,因为当我走进会议室的时候,他早已用那高亢而激动的声调,向许多人狂吼着。他仍坚持着说他的第一号基本命令,一定要绝对的遵守——那就是说对于与业务毫无关系的人,不准和他商谈自己的工作。当他看见我走进室内的时候,他的声音就喊得更高了,他说:“当参谋总长跑去见外交部长,告诉他东线的情形是如何的严重,并且主张设法在西线求得休战的时候,那么他多少是已经犯了卖国的重罪!”这样我才知道里宾特洛甫这小子居然告了我一状。那真是再痛快没有了,因为这总可以让希特勒明白了真正的情形是怎样。他还是继续说下去,直到他看到他的话对于我似乎是一点作用都没有,于是他才自动停止了。以后我被关在监狱里之后,我才完全知道当时的真相:当我离去之后,里宾特洛甫马上就把我们谈话的情形,上了一个小报告给希特勒。不过他却并没有指出我的姓名,事实上,希特勒当然能知道是哪一个,所以他这个好意实在毫无意义。
于是我想和外交部长合作,企图至少使一线休战的愿望,终于还是落了空。固然当时西方国家并未有准备与德国单独媾和的表示,而且他们和敌国之间,也有采取集体行动的诺言在先。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首先引诱希特勒采取第一个步骤。所以里宾特洛甫的路线虽未走通,但是我还是不肯放弃我的希望。在2月初,我又和另外一位重要人物谈起这个问题,结果得到的答复却也和里宾特洛甫完全一样。3月间我又做了第三次尝试,这一次的情形以后再详述。
到了1月27日,苏军的攻势转趋紧张,对于我们而言,真可以说是一场浩劫。在布达佩斯的西南面,敌军已经发动了新的攻势。在布达佩斯的街头,也已经发生了巷战,其目的是消灭留在该城内的少数德国守军残部。在上西里西亚工业地区的情形更是紧张,苏军已经攻抵摩拉维恩斯(Moravian)、特罗保(Troppau)、莫拉夫斯卡—奥斯托瓦(Moravska…Ostrava)和特斯臣(Teschen),华尔斯高和东普鲁士的情况也极为悲观。波森已经被包围,其中一个要塞也失陷了。苏军已经到达舍纳朗克(Schonlanke)、斯洛普(Schloppe)、法林尼(Filehne)、施奈德米尔和乌斯荷(Usch),纳齐尔(Nakel)和布罗堡已被苏军占领,马林堡(Marienburg)已经发生了激战。希姆莱的总司令部一夕数迁,并且未经OKH的批准,擅自下令撤出了许多据点,希特勒此时却一声不响。由于希姆莱的擅权,结果维斯瓦河防线是未经一战,就全部拱手让给敌人。再过几天,所有留在河东的部队的归路就完全被敌人切断了。
在东普鲁士方面,围绕着弗劳恩贝格、埃尔宾等地都爆发了激战。到处都是漏洞,不过在库尔兰方面,德国守军居然还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可是大局如此,这一点成就也不值得使人感到兴奋。
在这一天,我下命令把所有1928年级的新兵,都从东线调往德西各军区,以免把这些尚未受过训练的小孩子们,开到战线上去送死。我这次行动居然成功了,使我很感到愉快。自从1944年的秋天,我就一直激烈反对动员十六岁的小孩子。
希姆莱总部的情形不久就乱七八糟了,连通信都已经不灵了。我把这种情形告诉希特勒,可是他却一点都不关心。这个时候,主管人事的布格多夫将军从威廉一世和菲德烈大帝的遗教中,找出了一些如何惩治叛逆的旧例。希特勒听到了这些历史实例后,十分欣赏,他不禁深有所感地说道:“所有的人都以为我很残酷野蛮!让所有德国的要人们都读读这些至理名言。”这至少足以证明他也已经承认他是野蛮残酷了。不过现在他却要想在历史上去找几个榜样,以来证明他的合理。
在这同一天,第六装甲军团也开始向东线调动。上文早已说过,当希特勒一回到柏林之后,他就命令西线改取守势。他对于凡是抽调回来的兵力,也有他自己的一套使用计划。我现在就建议他把所有的兵力分为两个集团,分别集中在柏林的东面。其中一个在格洛高—科特布斯地区(Kottbus),另一个在奥得河以东的波美拉尼亚。此种部队有其深意,假使苏军的攻击矛头突入之后,趁他们兵力还弱,补给还接济不上,而留守他们后方的德军,就分别向着他们的侧翼猛攻,这样就可以把他们击退。但是希特勒却还是坚持着他原来的计划,他不把这支兵力用来保卫德国的首都,而还要把他们送到匈牙利去发动那个莫名其妙的攻势。约德尔估计运送第一个军就需要14天的时间。要整个军团能开始行动,更需要好几个星期。所以在3月初以前,绝不可能发动攻势。而柏林也许还支持不到那个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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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西里西亚工业区的大部分现在都已经在敌人的手里。所以战争最多也只能再拖一两个月而已。在去年10月里,史贝尔就曾上了一个书面报告给希特勒,指出由于鲁尔区既已毁灭,所以保全我们这个最后的工业区实在是非常重要。可是那时希特勒一心只想准备西线战场上的大反攻,对于他的意见根本置之不理。现在这个最后国力的泉源也都丧失了,于是史贝尔又向希特勒提出一个新备忘录,他开门见山地说道:“这个战争是已经失败了!”在尚未呈给希特勒之前,他先把原稿送给我看。不幸得很,这个报告却一点作用也没有。希特勒只读了第一句,就不再往下看,马上把它锁在保险柜里——几乎凡是一切忠言逆耳的警告,都是被锁进这个柜子。在这些艰苦的日子当中,有一天在夜间汇报之后(我也在座),史贝尔要求希特勒能和他单独做一次谈话,希特勒却拒绝了他的要求,并且还说道:“你所要告诉我的话不过是说战争已经输定了——要我赶紧设法结束它罢了。”史贝尔还是不肯死心,以后又派他的副官送了一个报告上来,要求接见。希特勒向那位年轻的党卫军军官说道:“把那个文件放在我的保险柜里。”于是他就转过身来向我说道:“现在你可以知道我为什么要拒绝再和任何人单独谈话的理由。任何人要求跟我单独谈话的时候,其原因就是他一定有一些不愉快的话要说给我听,我实在感到忍受不了。”
1月28日,苏军在吕本(Luben)附近渡过了奥得河,并且建立了一个桥头阵地。我们预料他们一定还会向萨刚(Sagan)继续进攻。在北面,他们由克鲁兹(Kreuz)—施奈德米尔地区,向西朝着法兰克福(Frankfurt)与什切青之间的奥得河岸前进,很明显这是为了将来进攻柏林,先奠立一个基础。苏军的主将朱可夫元帅(Marshal Zhukov)现在已经逐渐认清了德军的弱点,所以他的行动也就越来越猛了,向奥得河的攻击由苏军第一、第二两个近卫战车军团和第八近卫军团、第五突击军团、第六十一军团等单位担负,除了这一批兵力以外,敌军手里还拥有大量的余力,可以从纳齐尔—布隆姆堡地区向北朝着德军在维斯瓦河防线的后方进攻。在东普鲁士方面,苏军沿着海岸线向东北方推进,其目的是切断德军北方集团军的海上交通线。在更东面,对于科尼兹堡的包围已经逐渐完成。
在1月29日的夜间汇报中,希特勒又旧话重提地向大家说道,照他的意见,凡是没有尽到职责的军官都应该立刻予以降级。于是一些有经验和可以信赖的军官,在前线正是紧急的关头的时候,可以不经过讯问调查,而突然被连降几级,这对于士气和战斗效率,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以下是我目击的事实:一位战防炮营的营长,曾经受过几次的重伤,获得了“负伤金奖章”,在刚刚伤愈之后,就赶赴前线继续作战。他的那一营被装上了火车,沿着西线的后方移动,由于不断遭到敌机的攻击,所以目的地一直改换了好几次。结果这个单位被击散了,于是全营的兵力只好被分割使用。这实在并非该营长的过错,可是希特勒却下令把这个营长降为少尉——他本是一个预备役的军官,最近因为屡次作战英勇,才由少校升到中校。我那装甲兵总监部的参谋长托马勒也在场,我二人都为此事提出了严重的抗议。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在过去从来没有到过前线,他看到这个事件,却不禁深有所感地说道:“原来所谓‘负伤金奖章’根本上还是一钱不值!”这件事结果也还是不了了之。现在我再说到另外一件事:有一位年纪很大、预备役的黑克尔中校(Lt。Col。Heckel)——他在1941年征苏战役中,本是我的军需官。由于莫须有的罪名,他就被降为士兵,并被派到一个迫击炮营里去背炮弹。在纽伦堡的审判记录中,还可以找得到当时我为这个无辜的军人辩护的原文,但是结果也还是一无所获。这种无罪被罚的人为数实在很多,我虽然总是极力地营救他们,结果却很少有效。
除了这些伤脑筋的事情以外,一般的情况和每天过度的忧虑与工作,也都更使我感到吃不消。一天只有二十四个钟点,假使我每天到最高统帅部去两次——在这个紧急的时候,这似乎已成惯例——那就是每天要在柏林与措森之间来回两次,单程一次就需要45分钟,所以一天就要在汽车上消耗三个钟点。和希特勒在一起的汇报很少会短于两个钟点,通常总是三四个钟点——有时长到六个钟点。所以这两次汇报就要消耗掉八九个钟点,在这个时间之内,根本做不了什么重要的工作。这种汇报几乎完全是闲谈性质,可以说根本上是浪费时间。而且自从上次暗杀阴谋发生之后,希特勒就坚持着要我参加每一次的汇报,并且不得中途退席。在平时这种要求也许是对的,因为我的前任常常是发完了言之后,马上就抽身先走,使希特勒感到很不愉快,所以他才不准我再照他的样子。不过我这个时候不仅工作过度,而且神经也十分紧张,所以要我坐在那里听他们胡说八道的说闲话,那真是一种苦刑——譬如说,每次海空军的代表也照例有一番报告,事实上他们现在早已是形同虚设,又何必浪费这个宝贵的时间。还有不管军事情形如何严重,希特勒还是照样自我陶醉,一开口就还是滔滔不绝。他常常要解释为什么会失败的理由,并且总是把罪状推在毫无关系的旁人身上。所以假使我一天开了这样两次会,那么我就要到第二天清早回措森了。常常到了上午5点钟,我才能够睡觉。但是到了8点钟我就要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把OKH的各单位主管召来做一次简单的汇报,接着就是批阅各集团军送来的日报。除了用餐的时间以外,我一直就没有停顿,最后汽车又已经准备好了,要送我到总理府去开会。我的回程又常常为空袭警报所耽搁,希特勒说恐怕我们会被炸死,一定要等到警报解除才准走开。所以,我只好常常派我的副参谋总长温克将军,代表我去参加这个“晚会”,以便让我可以用少量的时间来做冷静的思考,并且补足我自己的工作。有时,因为希特勒对于德国军官团和整个陆军,常常会大发脾气,骂出许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