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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在他看来，在我们的体制下，必须发扬民主，以便从不同的意见中吸取好的东西，真心做到集思广益，众志成城。他在鼓励大家要敢于提意见时说：‘敢提就是好，党员就是要坚持真理’。”
周恩来是一个虚怀若谷的执政者。他十分谦逊，从不自以为是，或自以为高人一等，总是虚心接受正确建议。
1956年初夏一个周末的晚上，总政文工团的几位同志应邀到中南海去接受周总理交给的任务——编写一个反映拉美人民革命斗争的话剧。
对剧本的编写，周恩来讲了很多很好的意见。编剧刘大为说：“总理的指示很重要，回去之后，我们一定很好地向领导汇报，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周恩来忙回答说：“这剧怎么写，你们要多作调查研究，我刚才讲的那些意见，仅供你们思考讨论，可以肯定也可以否定，不是什么指示。我讲的也不是全对。你们经过调查研究之后，有些问题，我们还可以商讨，或者就用你们的作品发言、讨论，请大家再提意见。”
周恩来审查彩排时，编剧刘大为心情有些紧张，担心通不过。因为后来的设计和当初总理提示有所不同。演出结束后，刘大为向周恩来说明了这一情况，并说如果不同意，再改过来。周恩来听了刘大为的阐述，安详地对他说：“我前次讲的，我再三说是我个人意见，是个人言，你们经过大量的调查访问，创作了这个戏，是众人言。我反对一言堂，提倡众言堂。”
对自己已有的意见和看法，周恩来一旦发现不全面或不正确时，不管在什么场合下都是立刻修正。
1970年，有关部门曾就一个生产项目事宜，上报周恩来，周恩来同意了。但后来根据外界反映，这个生产项目不该搞。在一次会议上，这个部门的领导同志把有关反映向他作了汇报，但碍于他已经批准了这项生产任务，也不好直说需要停止生产。当时，秘书在旁边看出了部门领导同志的矛盾心理，便附在周恩来耳边说：“总理，你曾批准了这个生产项目。”周恩来马上领悟了大家的意思，便说：“不管谁批准的，不对的都可以改，我批准过，不对的，也可以改嘛。”
1971年9月上旬，周恩来正忙于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天晚上，他在人民大会堂二栋东厅召开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稿。参加会议的有各部委负责人和起草小组工作人员近两百人。周恩来亲自主持一段一段地讨论、修改。讨论中有一个词周恩来认为不准确，要修改，并谈了他的修改意见，问大家：“这样改行不行。”
这时，一位二十来岁的年轻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周恩来修改后的用词也不妥当，应当如何如何修改。但开始周恩来也不同意他的意见。于是，他们就这一用词展开了争论，各抒己见。参加会议的人都惊奇地看着这位年轻人同总理争执。
他就是总理办公室秘书——纪东。
经过争论，最后周恩来说：“好，我看小纪讲得有道理，可以按他的意见修改，大家的意见怎么样？”大家表示赞成。
之后，周恩来对大家说：“讨论问题，应当提倡平等的争论，不要认为领导者的意见就百分之百的正确。其实，有些问题，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年轻的同志，往往有更好的见解。他们接触实际多，框框少，所以有些意见更能切中要害。你们看，刚才的争论就说明，小纪的意见比我高明，我们就按他的意见修改嘛！毛主席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谁的意见对，我们就按谁的意见办。”
说到这里，周恩来感到很欣慰。他说：“纪东刚到我这里来时，连话都不大敢说。我花了不少力气，经过三年时间，才使他不但能够同我一起讨论问题，而且可以进行争论，常常能谈出挺有见解的意见。”
周恩来从来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1961年，周恩来在一次研究电影故事片创作的会议期间去看望生病的黄宗英同志，赵丹也在场。赵丹谈起会上讨论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时有两种意见，有人认为电影好，有人认为小说好，争论相当热烈。赵丹自己持小说好的意见。于是，周恩来向赵丹借来小说阅读。
两天后，周恩来在文艺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上讲话时，提到了这篇小说，并同电影作了比较，认为电影改编比小说好。但赵丹还是坚持认为小说好。
7月1日，当周恩来和代表们共度党的诞辰时，赵丹又和周恩来议论起是小说好还是电影好的问题。
赵丹说：“总理，我对你作的报告有不同意见。”
周恩来问：“你有什么意见？”
赵丹说：“你说《达吉和她的父亲》是电影好，我看还是小说好！”
周恩来说：“电影的时代感较强，场景的选择更广阔……”
赵丹说：“那只不过是电影这一综合艺术的表现手段比小说丰富罢了。”
两人意见统一不起来，谁也没说服谁。赵丹最后坚持说：“总理，我保留我的意见，我觉得小说就是比电影好。”
周恩来偏过头微笑看着赵丹，声音洪亮地说：“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保留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
赵丹后来很感慨地说：“我有时很怕部长、书记，但是我不怕总理。”
周恩来认为，多讨论多商榷总是有好处的。
决策的公关艺术之道（6）
1956年11月，中缅两国发表了关于边界的联合新闻公报。1957年3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开幕时作了《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他原计划在报告中对于中缅边界问题作比较详细的说明。但是报告前，他看到人大代表王季范、政协委员于树德、研究中缅边界问题专家尹明德写给他的意见书。他认为这几位先生的意见提得很好，决定把这个问题推迟另作报告。为了把材料搞得更充分，准备得更好，他邀请了云南许多位负责的人士来京座谈讨论，同时，还和王季范先生交换意见。根据大家商讨的意见，他在3月16日作了《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
事后，周恩来深有体会地说，由这个问题联想起来，我们国家决定一个政策，不管是内政，还是外交，凡是关系大的，都应该尽量多讨论，多商榷。中缅边界问题。我们虽然经过了一些法定手续，但在发表后，得到这几位先生的宝贵意见，提醒我更进一步的研究。他进一步说，我希望不光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政府成员，还有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对于政府的内政外交工作，凡有所见，应该时常提醒我们，使问题研究得更全面，讨论得更详尽，设想得更周到，这对于事情总是有好处的。
公开政策共商决策
决策的目的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决策的实施也要靠人民群众。能不能把决策化为人民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也是执政者公共关系工作的重要的内容。
周恩来一贯强调要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把政策交给人民群众，实行政务公开化。这样，使人民更多地了解政府工作的各种情况，增强人民议政参政意识，发挥人民监督的作用，提高人民对政府的认同感，使人民自觉服从政府的领导，主动配合政府工作。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里最早主持政权工作的人。1925年11月21日。广东国民政府任命他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主持惠、潮、梅地区的行政工作。他主政东江时间虽短，却多次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发挥人民参政作用。他主持召开的第一届东江各属行政会议也请人民代表出席，这种作法在当时相当引人注目。1926年2月1日，他在汕头各界代表大会上指出：国民革命的目的是实现大多数人的民权。为此，各县议会、商会等只有真正为人民谋福利，方可图谋发展，否则可以取消或改组。第二天，他提出了“限期召集各种行政会议，引导人民参加政治”的行政方针。从此，这种引导人民参政议政的做法，在他一生政治生涯中贯穿始终。
周恩来讲过一段很著名的话：“任何政策的决定或改变，任何政策中之正确的部分或错误的部分，必须适时地不但向干部而且向群众公开指出，才能得到群众的了解和拥护而成为力量。领导者必须经常掌握这一主动，不要因为过分小心，许多有关政策问题，仅限于少数干部知道，弄得群众及下级干部反彷徨不定，结果必使自己陷于被动。”他强调：“任何问题公之于众总是有好处的。”
周恩来不仅善于把政策适时交给群众，而且善于与群众共商决策。
1962年6月的一天夜里，在大连宾馆，人们早已入睡。只有市区的点点灯火，和大海的波涛伴随着这深沉的夜色。但是，周恩来不顾一天视察的疲劳，仍在灯下为国为民忙碌着。
服务员小刘给周恩来送水来时，周恩来亲切地请她坐下，用拉家常般的语气，从问多大年纪，到家里有几口人、做什么工作，攀谈起来。
周恩来问她：“小刘，你家的粮食够不够吃？”
小刘回答说：“基本够吃。”她接着说：“听老人讲，若是在旧社会，遇上这么大的灾害，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呢！目前虽有些困难，但有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困难也是暂时的。”
“你说得很好。”周恩来对她的回答表示满意，接着又说：“今晚请你坐一会儿就是要同你商量一下克服眼前困难的事。”
看着小刘那副惊异、激动的面容，周恩来满面笑容，缓缓地说：“现在城乡人民生活都有困难，农村就更艰苦些，口粮标准低。目前正是大忙季节，社员们每天起早贪黑，农活很重，又吃不饱。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实在不易呀！小刘，你懂吗？”
“懂。”
“那么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国家现在有困难，拿不出更多的粮食调往农村，请城市的同志每人每月节约一斤粮食支援夏锄，你看行不行？”
小刘立刻回答：“我们保证做到。”
周恩来笑了笑说：“你一个人做到能解决多大问题？我是问你，如果城市人民都这样做，是否能行？”
小刘没有立即回答，低着头，搓着手，沉思着。
周恩来接着说：“看来，这个问题一时不好回答。这样吧，我给你个任务，请你和家里人、周围同志商量一下，看有没有可能，但不要说是我说的。商量的结果，尽快告诉我，一定要讲真实情况。”
两天过去了。小刘兴高采烈地向总理汇报了调查成果。一天一人节约三钱多，每餐只一钱多一点，也就是一两口饭，但夏锄搞好了，就会迎来千车万担的大丰收，大家说能办到。
周恩来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才找中共旅大市委负责同志商量，提出了城市人民节食支援农村夏锄的办法。周恩来对他们说：“要把困难情况如实地讲给人民，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共同努力，渡过难关。”他指示市委，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酝酿一下关于节约粮食、支援夏锄的问题，并再三要求这一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不搞一刀切，对重体力劳动工人和家庭人口多的困难户，不能动员。
周恩来的指示，旅大市委通过文件向各级党组织做了传达，并向东北局写了报告。东北局把报告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