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56年1月，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审议《汉字简化方案》。当讨论到《方案》中用“叶”字代替“葉”字时，有不同意见，争论不下。周恩来看见一位姓葉的同志发言表示赞成用“叶”字，于是在做结论时，就风趣地说：“你们看，姓叶的人都赞成了，我们就通过吧。”到会同志都满意地通过了这个方案。
我国搞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都是在周恩来领导之下进行的。钱学森回忆说：“我感受最深的是总理确实肯花时间认真听我们大家的意见。”这是总理一贯的作风。每次开会来的人很多，不同意见的人也请来。会上，总理反复问：“有什么意见没有？”在认真听了大家的意见后，总理最后决定怎么办。
周恩来不仅善于听取党内的各种意见，而且善于听取各阶层和各民主党派的各种意见。他认为，只听共产党内的意见，就会闭塞，犯片面性的错误，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可以丰富自己的思想，正确地决定方针、政策及具体决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务院，四位副总理中有两位是民主人士，政务委员十五人中，党外民主人士多达九人，各部、委的部长、主任中，民主人士将近二分之一。周恩来称赞政务会议“不像单开党内的会那样，意见都差不多，一个人发言，顶多有一点补充”。在这个会上，有的是不同的意见，有资产阶级的，开明士绅的，小资产阶级的。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我们管理着这样大的国家，就要注意听取各种意见。他批评有些党内同志总不愿意接触党外人士，总是跟党员在一起，说的话都是相同的，所以思想有点闭塞。每次开会讨论问题，周恩来总是一个一个请民主人士发言。孙起孟同志回忆说：“在政务会议的讨论中，政务委员不论是否中共党员，人人各抒所见，畅所欲言，气氛之热烈和谐，至今留有极其深刻的印象。”周总理作结论时，对委员们的发言内容之取舍，从来不以是否中共党员划线，而唯真理是从。
民盟的负责人之一罗隆基，是政务会议中颇为活跃的成员之一。他有一段时间因病住医院治疗，但遇到举行政务会议的日子，他都要参加。别人劝他不宜勉强，他很坦率地说，在此期间他差不多摒绝各种政务活动，唯独周总理主持的政务会议，他尽管健康情况不大好，还是坚决要求医生同意到会，不仅参加讨论，而且不论会议开得时间多长，他也舍不得中途退席。他认为少听一次周总理的会议结束讲话，就如少上一次极有教益的“大课”，对自己实为无可弥补的损失。他还说，他从周总理主持政务会议的实践中，看到了对他原来很生疏的民主集中制究竟是什么一回事，看到了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真谛及其积极效果。他说，周总理的结论使与会的委员们人人感到“他中有我”，从“我”中出而又无数倍地高于“我”，周总理把共产党的领导工作导演得出神入化，使人心悦诚服地接受领导。
1956年，周恩来在向国务院各部委传达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讲到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时说：“既有不同的党派，就有不同的意见，大前提是搞社会主义，具体问题有出入，也允许有出入，共产党清一色，只能有一个意见，只能听一种话，发展会停滞。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才能辨明是与非、好与坏。”他劝要求加入共产党的史良同志“以民盟为终身”。他说：“有些朋友未入共产党前所听到的事情，入党后就听不到了，我们又少了一个提不同意见的人。史大姐入了党，与邓大姐、钱大姐、蔡大姐不是一样了？很多民主党派同志的作用，比入中共的作用大得多，保持这个作用，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都有好处。”他要求在座的党的干部，不但要听取不同的意见，还要寻找、发现不同的意见。
决策的公关艺术之道（4）
周恩来不但善于听取正面的意见，而且还善于听取反面和批评意见。1954年2月21日，他在政务院会议上讨论体育工作时指出：“在党和政府中，要造成一种民主作风，使同志敢于对首长提意见。”当面不好讲，就写了条子放在他的桌子上。对首长的缺点敢于提出，刺激他一下，搞得他不好受就改了。“一个首长如果养成一种使下边同志不敢批评他的空气，日子久了，非摔跤不可。”他希望别人“将”他的“军”，指出，如果下边同志群起而递条子就好了。1956年7月15日，周恩来在全国公检法会议上提出，要为听到不同意见创造条件，要从各方面发扬民主，唱对台戏，“找岔子”。他说，一鼻孔出气，看一种东西，听一种话，都是不行的，必须有对台戏。唱对台戏就是从两个方面看问题，来完成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他主张要从制度上想些办法来扩大民主，对我们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例如，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可以到人民中直接视察工作，可以从与政府不同的角度去接触人民，接触实际，可以去“找岔子”。他认为即使有的人看法有偏差，有资产阶级观点，我们也许会从他们的看法中发现一些我们还没有发现的问题。
1956年秋，全国妇联召开“女工商业者及工商业者家属会议”。会后，周恩来请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来家吃便饭。席间，他征询她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她们在总理面前毫不拘束，谈得很坦率，也很诚恳。有的说，我们的花布没有解放前的好，解放前的花布不掉色，洗到旧了，颜色还是挺鲜的；有的说，解放前棉毛衫质量好，缩水小，现在的洗一次就缩得穿不下去了；还有的说，女同志的衣服颜色单调，没有线条，男的女的都是一个式样……意见提了一大堆。周恩来对她们的意见听得很认真，可是妇联作陪的几个同志听着生气，认为她们批评得太过分了，好像我们还不如解放前呢，便一声不吭。
周恩来见妇联的几个同志态度不大友好，就对妇联一位同志说：“大姐们讲了很多意见，你们也谈谈看法啊！”这位同志没好气地说：“我在解放前还是穷孩子，没有穿过棉毛衫，没法对比。”周恩来又问另一位同志：“你的意见呢？”这位同志说：“我从来不穿花衣服。棉毛衫嘛，大就大点儿，小就小点儿，从来不管。”语气也不那么友好。
周恩来当场严肃批评了妇联的这两位同志，他说：“你们在解放区长期受党的教育，在艰苦的农村环境里受到了锻炼，进城后仍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这是应该的。但是，我们现在是执政党，你们又在全国妇联担任工作，对妇女、儿童关心的问题，对政府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不能漠然视之。不能凭自己的兴趣爱好处理问题。应该经常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向政府反映，向我反映。刚才几位大姐的意见，反映了妇女、儿童关心的问题，指出了我们政府工作中的缺点，有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这很好，应该欢迎嘛！我们应该把工作做得更好。”事后，周恩来立即把这些意见告知轻工业部负责人，要他们研究，提高产品质量。
周恩来曾经说：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他郑重要求大家对他的讲话提出意见，但是，如果意见都是“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指示正确”之类，他就不看，因为看了没有意思。1962年2月17日，他进一步提出共产党员要有畏友、诤友，主张每个共产党员都得有几个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批评对方短处的畏友，习惯了就不是畏友而是诤友了。他称赞唐太宗李世民能听取魏征的反对意见，把唐朝搞得兴旺发达。李世民看到魏征一来，就如坐针毡，但听了他的意见，好像吃了一剂药。
周恩来提倡和善于引导大家争辩。他说：“辩证法就它的希腊字源来说，意思就是进行论战。辩证法就讲矛盾的统一，只有过争辩，才能发现真理。为寻求真理，就要有争辩，就不能独断。我说的话都对，人家说的话就不对，那还辩什么呢？你的意见神圣不可侵犯的，那谁还肯跟你辩？即使自己有很多对的意见，但是还要听人家的意见，把人家的意见吸取过来，思想才能更发展。”他在主持工作时，总是提倡争辩，从不听一面之词就轻易下结论，更不以势压人。
1961年，在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有一项议程是讨论手工业产值的计算口径和方法。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意见，财政部与国家统计局不完全一致。在这次会议上，财政部的负责同志讲了他们的意见以后，杨波同志代表统计局发言，讲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听了双方的发言，周恩来表示基本上同意财政部的意见。并对杨波同志的发言略有批评之意，但未作最后结论。于是杨波又站起来发言，再次申述不完全同意财政部的意见。这时，周恩来即指示他们会后再商量一下，尽快把意见统一起来，早日做出明确的规定，通知各地照办。
会议结束后，到会同志都留下来吃午饭。吃饭时杨波心情有点不安，心想在总理讲话后不应该再站起来讲不同意见。所以他就坐在饭厅西南角最边的一个桌上。刚开始就餐，周恩来就把杨波叫到身边坐下，亲切地对他说：“你为什么坐得那么远？不要紧张，你敢于讲不同的意见，这好嘛！我们讨论问题就是要听不同意见，不然还讨论什么？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就可以把要决定的问题考虑得更周到些。”杨波深受感动。
1970年12月，周恩来召开了葛洲坝工程讨论会。长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对上葛洲坝工程有不同意见。林一山的性格认真而固执，只要认准了的问题，他都敢坚持，不管在谁面前，他都敢争辩，周恩来知道林一山有不同意见，每次会都让秘书通知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林一山到会，而且在会议开始后总还要关心地问一句：“林一山同志来了没有？”会间，他还经常说：“林一山同志，你谈谈看法。”林一山多次谈了自己的意见，然而他那“不识时务”的发言，有时常被一片慷慨激昂的声浪所淹没。
12月16日那一天，会散了，林一山依然坐在那里。周恩来送走了别人，又折回会议室，径直向林一山走去。
“林一山同志，刚才你没把话说完，是吧？”
“还是应该讲，我喜欢听你的意见，就因为你总是讲真话。”
林一山已经冰凉的心被周恩来的几句话温暖了，还有什么比得到总理的理解更值得珍惜的呢！
林一山激动地从1958年修坝设想的提出，到三峡大坝和建葛洲坝的关系，以及如今对葛洲坝的准备情况，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一一向总理作了说明。他说得是那么认真，总理听得是那么仔细……
后来，会议讨论的结果按多数与会者的意见，拟出了一份报告，就要上报毛主席了。这时，周恩来依然在思考林一山的意见也不无道理。于是他让林一山连夜把意见写成书面材料，附在报告后边，一并报毛主席，再最后一次请毛主席定夺时参考。
决策的公关艺术之道（5）
周恩来逝世后，林一山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周总理不仅工作作风深入细微，而且特别讲民主，他再三强调要听取不同意见，反面意见甚至动机不纯的意见。在他看来，在我们的体制下，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