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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张、杨从来就不信任，先后派晏道刚、曾扩情担任“西北剿总”参谋长和政训处长，监视张、杨。1936年10月，蒋介石解决了两广地方实力派发起的反蒋抗日的“两广事变”后，匆忙赶到西安，逼迫张、杨继续“剿共”。如不“剿共”，就把他们调离西北，肢解东北军、西北军。但张、杨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早已不愿打内战，要求抗日。蒋介石大怒，一面仍威逼张、杨，一面调兵遣将，将解决“两广事变”的嫡系和精锐部队约三十个师，统统调回，准备对付西北军和东北军。自己则借“避寿”为名，带了二十余名高级军政大员，坐镇西安。
应付西安事变的公关艺术（2）
张学良、杨虎城在蒋介石的高压下，也下定了决心：一不打内战，二不离开西北。他们研究的对策是：第一步“苦谏”，尽量说服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苦谏”无效，就“兵谏”，设法捉蒋，逼蒋抗日。12月7日，张学良抱破釜沉舟的决心，向蒋介石作了一次“哭谏”。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却换来蒋介石“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迷惑”的训斥，蒋并且一拍桌子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变。”之后，杨虎城又去“进谏”，也无济于事。一连几天，张学良天天去谈，杨虎城也不时去说，均毫无效果。
“哭谏”，慷慨陈词、委婉劝说都归失败，张学良、杨虎城被迫无奈下决心“兵谏”。
如果说西安事变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国民党内部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进步和反动的矛盾等各种矛盾的总爆发，张、杨和蒋介石两方则是这些矛盾具体化的代表，即上述矛盾以张、杨和蒋介石发生冲突的形式来了个总爆发。因此，他们自然成了这次突发事件的主要公众，也就是周恩来所要接触的主要公众。解决了他们之间的问题，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抓住这两方主要公众，展开了讨论、说服、谈判等公关活动，终于取得了成功。
问题众多，公众关心焦点何在
杀蒋还是放蒋
西安事变的爆发暴露了许多矛盾，引发了一连串的问题。公众从各自的角度对事变提出了不同的疑问和担心：
发动者张、杨关心的是能否就此逼蒋抗日。
国民党南京方面最关心的是蒋介石本人的命运。
日本人想知道能不能乘此机会扶持亲日派上台。
美、英国人则担心失去蒋对自身利益不利。
全国人民希望由此进入一个全国抗战的新局面……
公众提出问题的角度虽然不尽相同，但所有的问题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杀蒋还是放蒋？而这个问题换一种说法即：内战还是抗战？
周恩来在抵达西安的当夜即同张学良进行了长谈。他指出这次事变是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对蒋介石的处置极需慎重。处理结果可能有两种前途：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这样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还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不仅不能抗日，而且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就使中国的前途变得更坏。
周恩来不仅抓住了公众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且对解决问题的两种办法可能引起的迥然不同的结果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为解决事变指明了前途。但是，明确了“杀蒋还是放蒋”是解决事变的关键和公众关心的焦点，并不等于公众都明白这两种做法引起的不同后果，将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东北军的官兵中有不少人坚决要求杀蒋，连杨虎城也是准备杀蒋的，至于张学良，他不杀蒋是从忠孝义气出发，对于事变和平解决的重大意义的认识也不十分清楚，这就需要周恩来做大量的说服工作，有时还要冒很大的风险。
至于蒋介石，他既怕死又不愿轻易就范，逼蒋抗日也需一番艰巨的谈判。
因此，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就是围绕公众共同关心的核心问题，与事变的主要公众——张、杨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和蒋介石等人进行政治公关的过程，既要说服发动者，又要与蒋介石一方舌战交锋。由于周恩来始终抓住主要公众围绕中的问题来进行，终于和平解决了事变。
说服张、杨及其部下
蒋介石被抓后，张学良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方面广大东北军、西北军将士情绪高涨，大多主张杀掉蒋介石，然后举起义旗，抗日救国。一方面南京政府兴师问罪，各地方实力派或作壁上观，或反目侧视。张学良对蒋介石兵谏不遂，欲杀不能，欲放无辞，本意又不为各方理解。周恩来的到达，使他在精神上有莫大的安慰。他们已经算作老朋友了，两个月前，两人曾在延安天主教堂共商抗战大事。
周恩来带着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示而来，关键在逼蒋抗日上要和张、杨及其部下取得一致。抓住这个主要问题，针对张、杨的不同情况，分别做他们的工作。到达当晚，他立即与张学良举行会谈，同时指定罗瑞卿、王炳南了解杨虎城及十七路军的情况，为同杨会谈做准备。
张学良先叙述蒋介石被扣后的表现、南京的动态和各方面的反应。他认为，争取蒋介石抗日，现在最有可能。周恩来同意张学良的看法，进一步提出：这次事变震惊中外，捉蒋出其不意，但蒋介石既不是滑铁卢战败被流放的拿破仑，也不是被群众暴动推翻的尼古拉沙皇，蒋的实力仍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杀不杀蒋会导致内战和抗战两种完全不同的后果。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向一个更好的前途。这样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蒋介石还实际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迫使他走上抗日的道路，还拥护他做全国的领袖，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一席话使张学良的心里透亮。他原来虽也主张和平解决，但仅仅是一个笼统的认识，并没有想得那样深远，因此他也说服不了部下为什么不杀蒋，现在他对事变的前途看得更清楚了，更坚定了逼蒋抗日的信念。
应付西安事变的公关艺术（3）
取得了共识，周恩来和张学良随即又商定了五项与南京谈判的条件：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战；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
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第一次公开宣言，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同天，周恩来又去做杨虎城的工作。这比说服张学良就要困难得多。杨虎城是爱国的，坚决主张联共、反蒋、抗日。事变前，他多次与亲信干部商讨如何捉蒋。12月11日晚他下决心捉蒋时说过：“把这个摊子（指部队）这样摔了，响！值！”其破釜沉舟的气概，溢于言表。但杨虎城对捉蒋之后，又要放蒋的问题，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周恩来把头一天晚上同张学良的谈话内容告诉他之后，杨在思想认识上还不能完全认识。
杨虎城说：“蒋介石是个政治大流氓，阴险狡诈，中国少见。他向来说话不算数，翻脸不认人。今天他的命在我们手里，他会答应得好好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可是明天他一回去，没准一下飞机就要变脸。放他走，一定要慎重！”
周恩来说：虎城兄的看法很有道理，蒋介石的为人我们也清楚，我也曾经想过你说的问题。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不但全国各阶层人民逼迫蒋介石抗日，就连国际上也争取他抗日。英美从自身利益出发，更希望他抵制日本；反法西斯阵营也在争取他走抗日的道路。蒋介石本人，现在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讲，促使他改变政策，实际对日作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杨虎城又说：您的意见很对，但我还有点想法。蒋介石手腕多，据我所知，中国的军阀都斗不过他，谁没吃过他的亏！贵党和国民党是敌对的党，地位上是平等的，可战可和。而我是蒋的部下，如果轻易放蒋，蒋一旦翻脸，那处境可就与你们不同了。
周恩来对杨的顾虑表示理解，进一步解释说：蒋介石是否会报复，并不完全取决于蒋个人。只要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力量，蒋徒有报复之心，也不可实现。
杨虎城终于表示：“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
周恩来接着重申：“如果蒋介石要整你们，红军一定全力以赴援助你们！”
杨虎城激动地说：“我杨虎城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周先生，你们说放，我绝无二话！”
对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其他高级将领、中下层军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工作，周恩来也费了不少口舌。除委派其他同志，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工作外，还经常亲自说服张、杨两部将领及持不同意见的朋友，耐心开导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
和宋氏兄妹谈判，逼蒋抗日
从抗日的立场来说，张、杨两将军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一致的。对周恩来和平解决事变来说，他们是内部公众。内部的意见比较好统一。蒋介石方面则不那么好办了。不过，周恩来在与宋氏兄妹谈判中，抓住对方弱点，充分展示他那无与伦比的谈判公关艺术，终于逼蒋就范。
蒋介石被捕后，先是惊恐万状，以为张、杨这回准要他的脑袋。当张、杨出于好意让他搬进一个安静宜于警戒的地方时，竟误以为要拉他去枪毙，面如土色，龟缩床角，不肯挪窝。后知张、杨并无加害之意，反而装腔作势摆起了架子，以“死”相威胁，甚至还像模像样地给宋美龄写了一份遗嘱。张、杨与他谈话，他要么不开口，要么说放他回南京后再说。直到看了宋美龄给他的信，他才被震住了。原来信后附语：“南京方面戏中有戏。”蒋明白了何应钦进攻是假，要蒋某人的命是真。但蒋介石毕竟老奸巨猾，又生一计。一方面害怕何应钦进攻危及个人性命，另一方面仍想利用这张“王牌”要挟张、杨在这几天之内放他回南京。因此他给何应钦的手令中只限停止军事冲突三天。
12月20日，宋子文来到西安。周恩来认为，从宋子文在南京政府中的地位及与蒋个人关系来说，都是一个关键人物。争取他，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很有必要。便抓住这个时机同宋子文作了一次长谈，阐明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陈述走不走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