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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婆听了念阿弥陀佛，这里的‘飞机’，‘炸弹’，‘阿弥陀佛’都是外国货，从来没有人说不合国情。”这串串妙语，引起哄堂大笑。
周恩来又谈到共产党的名称问题。他说：“有些好心的朋友赞许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政策和行动，但认为‘共产党’这名称不很好，为了有利于国共合作，建议我们改一下。我了解他们的好意。但我同他们说，名称仅仅是名称，是代表一件事物的符号，主要是看它的实际行动。例如我的名字‘恩来’，带有封建迷信的味道，大家一向叫惯了，觉得很好，何必要改？”
古人说：“出言陈辞，身之得失，国之安危也。”也就是说，运用公关语言，陈述自己意见，既关系到个人得失，更关系到国家安危。对于政治家来讲，谈说之术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言语妙天下，一语定乾坤。这是周恩来在亲自宣传时的显著特征。
抗日战争时期的美国驻华使馆官员谢伟思回忆周恩来说：“他试图使我们赞同他（和他的党）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是深信不疑的。但是，他这样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词，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和世界知识以及对事实和细节的惊人的了解，人们会被说明（或受到教育），但不会被压服。”
1956年国庆期间，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国宴，招待各方贵宾。服务员端上一道由冬笋、蘑菇等组成的图案大菜。
可有人用筷子夹翻了一转，竟成了纳粹的图案！友人们吓了一大跳，不知此时出现此种图案是何道理，周恩来手疾眼快，神态自若，一边劝酒一边解释：“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万字图案，象征‘万事如意’，是对远方客人最良好的祝愿。”话音刚落，整个宴会的气氛又活跃起来。接着周恩来又幽默地说：“就是法西斯，也没有关系，来，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它消灭就是了。”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于是，所有的筷子一齐指向这道菜，来了个全面围剿，没费多少工夫，就把它干干净净消灭了。
1958年，七十二岁高龄的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第六次来华时决定在中国定居。此后，每当她生日来临，周恩来和邓颖超必定登门祝寿。
1966年11月，是斯特朗的八旬华诞。在庆寿会上，周恩来风趣的开场白，使主宾们感叹不已。他说：“今天，我们为我们的好朋友、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庆祝四十公岁诞辰。”
预料到“公岁”这个奇怪的词会使客人都困惑不解，他紧接着解释说，在中国“公”字是紧跟它的量词的两倍，四十公斤等于八十市斤，因此，四十公岁就等于八十岁。听了他对这个新名词的巧妙解释，几百位中外祝寿者爆发出阵阵欢笑声。
不说八十寿辰而说四十公岁诞辰，多么机智和诙谐啊！它使斯特朗顿时觉得自己真的变得非常年轻了！
周恩来接着说：“四十公岁，这不是老年，而是中年。斯特朗女士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作了大量的工作，写了大量的文章，她的精神还很年轻。我们祝贺斯特朗女士继续为人民写大量的文章，祝贺她永远年轻！”
周恩来的这番话，使整个祝寿宴会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1972年1月初，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来华安排尼克松总统访问事宜。周恩来接见黑格时，黑格在讲话中流露出帝国主义观念。黑格说，美国方面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Viability），所以我们双方有共同点，可以共同对付苏联。这些话引起了周恩来的警觉与关注。为了有针对性地使尼克松来华前不能有美国是来保护中国的思想，周恩来决定通过解决黑格的观点，给美国方面一个重要信息：中美谈判是要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让你来保护我。
1月6日，周恩来与黑格在人民大会堂进行正式会谈。周恩来说：“今天，我要请教黑格先生，你为什么在前天的讲话中使用Viability这样的字眼？”
黑格不以为然地说：“我的意思是苏联在贵国的北部边境摆着五十个正规师，百万大军，威胁着你们的……生存，美国是不能坐视不管的。那是霸权的表现。”
“我们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地区称霸的努力，这是中国政府一贯的立场。”周恩来平静而威严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存，不需要任何国家或集团来保护。”
巧言应答妙语生辉（3）
黑格这才有点紧张，辩解说：“我是对贵国的安全表示关心。”
这时，周恩来出示了翻译准备的好几份资料，严正地说：“我们查阅了包括美国出版的辞书在内的好些辞典。Viability是生存能力，来源于胎儿或婴儿的生活或生存能力。请看……”
周恩来提高了声调：“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生存能力，要你们美国政府来关心呢？美国人在世界上就是习惯到处充当保护人。我要直率地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观念的反映，也是一种大国沙文主义观念的反映。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黑格自觉理亏，满脸通红：“我实在没想到这个词包含有这个意思，很抱歉，总理先生，我可以收回我说的那句话。”
黑格受到周恩来的批评却没有生气。事后，他对翻译说：“久闻周恩来总理大名，今晚听他一番谈话使我佩服之至。”
不久，2月21日上午，尼克松总统正式来华访问。当尼克松走下飞机舷梯，向周恩来伸出手时，周恩来紧紧握住尼克松的手，说了一句诙谐风趣而又寓意深刻的话：“你把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啊！”
当天晚上，在欢迎尼克松总统及其一行的酒会上，周恩来说：“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二十多年。”
多么绝妙！既让人们意识到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是美国侵略和干涉的结果，又不伤美国客人的面子，听者皆发出会心的微笑。
动之以情潜移默化
宣传是一种很讲究艺术性的公关活动，生硬的灌输是不能实现预定目的的。对宣传对象动之以情，往往能在潜移默化中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周恩来在亲自宣传中是深谙此道的。
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国民党政府派了一个宪兵排来当警卫，还派了一个司机来给毛泽东开车。这些宪兵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周恩来对他们的宣传工作就采用了动之以情的潜移默化术。
周恩来亲自找司机谈话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领袖，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领袖。重庆这个地方，车子多，道路窄，不好走，一定要注意安全。”他还亲自找宪兵队长谈话，到宪兵住的地方去看望他们，和士兵一个一个握手问好，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并说：“毛主席到重庆来，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外面有什么人来，一定要经过我们传达、允许之后，才能让他们进去。”
周恩来的一举一动，都没有丝毫架子，一言一语都温暖人的心田，宪兵们非常感动，都说：“周先生是共产党的大官，还跑到这里来关心我们，和我们握手。真是终身难忘啊！”
周恩来还指示重庆办事处的同志多和宪兵接触，搞好关系。生活再艰苦，也要挤出钱来，保证宪兵每天有肉吃。
蒋介石得知后，下令对派来的宪兵一星期换防一次，一个不留，全部重新换过。
刚刚搞熟了，又得从头做起。同志们心里很恼火。可周恩来说：“这不是很好吗？别说他们一个星期换防一次，三天换一次，隔天换一次才好呢。这样，我们宣传的面不是更广泛了吗？”
周恩来身体力行，率领大家把工作做到了国民党宪兵中间。这些宪兵不仅听从指挥，做好保卫毛主席的工作，而且换防时许多人洒泪而别，难舍难离。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为新生的共和国赢得了巨大荣誉。美国对此极为敌视和不安。有个美国记者说：在日内瓦看不到共产党统治下的几亿中国人民的悲哀和愁苦，更看不到他们对共产党专政的憎恶和仇恨。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马上安排工作人员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记录片《1952年国庆节》。并特别交代：要选好放映日期，不要在开会的日子，也不要在周末；要把请柬分成两种，一种指名邀请，一种不写名，请放在“新闻之家”，让一些不便邀请的记者自取。放映时根据中文解说词，用英文通过扩音器作简单说明。
放映时，全场座无虚席，还有许多人是站着看的。放映过程中，不时响起掌声。放映结束后，掌声雷动。观众纷纷与中国人员握手祝贺。有的说，不能再用1949年以前的眼光看中国了；有的说，美国不少记者来看了，不知他们作何感想？瑞士的一位记者在报道中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过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
但也有一个美国记者说：“我们感觉中国是在搞军国主义。”
周恩来认为，即使是个别人挑衅，也值得我们注意。他指示工作人员再放一部彩色越剧片《梁山伯与祝英台》。
为了便于外国记者观看，工作人员准备将剧情介绍写成十五六页说明书分发。周恩来批评说：十几页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他出主意说：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就行了：“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用英语作三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作其他解释。周恩来充满信心地说：“你就这样试试，我保证不会失败。”
“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果然引起了外国记者们的极大兴趣。放映场又一次爆满。观众们不仅看懂了，而且入戏了。当演到“哭坟”和“化蝶”时，全场一片同情的感叹声中杂着啜泣声。影片结束，灯火复明，全场观众还如醉如痴地坐着，静默了一分多钟，突然，谁鼓了一下掌，全场顿时沸腾了，暴风骤雨般的掌声、喝彩声经久不息。
观看者普遍认为，影片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有的说，简直忘了是看电影，仿佛置身于画图之中。有的说，想不到色彩这么绚丽。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之后，这部电影又在更大的范围内放映了几次，许多社会名流称赞色彩、音乐的美，说这是“东方式的细腻的演出”。一位美国记者不请自来，看后要求购买拷贝。电影艺术大师卓别林在家中看后，也是称赞不已。
“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多么亲切，多么吸引人，这简单的几个字，蕴含着多么丰富的知识和高超智慧啊。观众们就是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受到了宣传，中国有了好的印象。
事后，工作人员汇报放映影片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时，周恩来说：“问题在于宣传什么，怎么宣传。”
文以传意胜似有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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