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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大会上午进行的议程是颁奖。研究员李玉抱着奖牌走出礼堂大门的时候，心还在哈哈地跳，那场面实在令人激动。他夹在人流中，走过长长的楼道，在楼梯的转角处，猛然听见谁叫了一声“老九”！声音听来好耳熟。未及他回头，一只手掌已经重重地落在肩膀上，一张胖胖的脸膛正对他嘻嘻地笑着，又重复一遍道：“哈！老九！”
“呀！老八！”李玉惊喜地叫着对方。
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摇呀抖着。
一声老九，又一声老八，奇怪的称呼，惹来了拥挤着下楼的过往者好奇的目光。李玉那藏在近视镜多纹的镜片下的眼睛，窘迫地躲避着。老八却一手搭在李玉的肩头上，亲热地搂着他沿着楼梯台阶往下走，根本不理睬别人怎么瞧他。
“你到底成功了！值得祝贺！”老八说。
“你的事迹我在报上看过了，真是个好‘后勤部长’。”李玉说。
老八却哈哈一笑，表示对自己所做的成绩不值一谈。笑毕，悄声问：“你还到小河边去来没？”
“没。”李玉说，“你大概也没空儿去吧！”
“咱们再去一次，玩玩。”老八提议说，“顺便看看老大！”
“噢！老大——”李玉象勾起什么心思似的，沉吟一下，随之热烈响应说，“好！去！”
“下星期天，十点。”
“在桥头等。”
多年以来，研究员李玉几乎过着一种居士式的生活。四十出头的人了，既不喝酒，也不抽烟，更不会结交朋友。虽说分配到这个城市工作快二十年了，可这座北方古城的名胜古迹，城郊的山水风景，他一概没有光顾过。他有他的乐园，就是研究所里那座实验室。一旦进了实验室，他就忘了太阳在升在落，自然界雨雪风霜在变幻。脱下白褂回到家里，呆呆地坐在小桌旁，脑子里还满是那烧瓶里沸腾的液浆。
他有一个贤惠的妻子。她在工厂里工作，劳累的程度比他大得多，但她还是甘愿承担全部家务。
“吃饭！”妻子说。
“好！好！”他端起碗，捞起筷，往嘴里填。
“盐淡不淡？”妻子问。
“不淡不淡！刚好。”他点头赞许说。
“我给你碗里就没调盐！傻瓜！”妻子嗔笑着，爱怜地夺过碗去，调上了盐面儿，又递到他手里。孩子们哈哈笑着傻里傻气的爸爸。
他嗬嗬笑着，扶一下眼镜，接过妻子递过来的碗，也不在意——惯了。
吃罢晚饭，他钻进那间堆满大本小本的小屋里，一坐就坐到十二点。
有时候，他会轻快地跑上楼梯，扔下提包，满脸孩子似的喜气，钻进灶房来，忍不住说：“二号试验成功了！”似乎只有这时候，他才记得应该替妻子分担一份家务，蹲下摘菜，打水淘米。这时候，她会满心喜悦地临时做出决定，增添一两个可口的菜、汤，表示对心爱的丈夫取得成功的祝贺。平时，做着再好的饭菜，怕是他连味也尝不来呢！
他们很少有穿戴时髦，进出服装店、饭店、公园的时候，可都觉得很和谐，很幸福。百人百性，世上谁也没有给幸福的家庭规定下统一的内容嘛！各人按各人的志趣生活着。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的生活被搅乱了。实验室门上交叉着贴上了十字封条。那卷着旋风的扫帚，一下就把他不足百斤的瘦小的身躯扫进了牛棚。他惊魂未定，尽管对眼前发生的一切还看不透，尽管肉体和精神上都不好受，可并无怨言。从简陋的乡村小学到宽敞明亮的大学，他十几年来接受的教育所形成的坚定而神圣的信念，使他相信这是革命。既是革命，自己损失一点是不应计较的。他老老实实检讨，写了一次又一次。诚诚恳恳接受批判，站了一回又一回。终于，有一天，他被宣布解放了，从山沟里的牛棚，回到城市里的研究所。
他急急跑进研究所的大门，一步三级地跨上楼梯，奔到实验室。门敞开着，室内已经掠劫一空，水泥地板上撒满玻璃杯瓶的碎渣，窗户上连一块完整的玻璃也不存在了。他的腿发软，无力地靠在一只残破的木椅上，那颗剧烈跳动的心刹时凉得象要冻结了。
他背着行李卷，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过大街，小巷，回到家里。妻子不在，孩子们几乎认不出他了。他抱起小儿子，跑进他的小书屋，啊，塞满了面袋、米缸、蔬菜和不常使用的杂物。
他放下孩子，扶着门框，流下眼泪来。在那小山沟的牛棚里，他检讨，站台子，为的是能早一日回到实验室。现在，多么出乎意料！怎么办呢？
“再别学傻了！”妻子甚至不管孩子在当面，一把搂住他的头哭了。她揩掉眼泪，就说了这一句话，“咱们过去太傻了！”
他待在家里，没处去了。
他企图弥补结婚近十年来自己不顾家务的过失，替妻子烧饭，但却把饭烧糊了；给妻子和孩子洗衣服，怎么也洗不净。
妻子瞧着他笨拙狼狈的样子，笑说：“老天安排就的，还是我来服侍你！”
“那么，我该干什么呢？”他无聊而又惶惑。
“出去逛去！”
他出去了，没过点把钟又回来了，十分沮丧的样子：“没啥好逛的！”
“领着孩子看电影去！”
不等他回答，孩子们乱纷纷反对了。他明白，他不会使孩子们玩得开心。再说，那几部轮番上映的片子，孩子们早都背熟了，腻了。
坐着，躺着。坐、躺不住就踱踱步，从寝室到小灶房六七步长，踱着过去，又过来……，无聊！无聊得心神不安！
这一天，妻子从工厂回来，从提兜里掏出一把伸缩式的钓鱼杆：“去！钓鱼去！散散心。”
他踌躇了。虽然生在南国水乡，自上了中学，他象神话传说中的少年进了东海龙宫，贪婪地攫取人类智慧的珠宝，儿时在河浜钓鱼捉虾的兴趣早淡漠了。现在，却……
妻子像是看透了世事，对他劝解：“什么也不要想！咱们过去真傻！”她的神情和语气是坚定地，又是痛楚地，“拿上杆子逛去！活动活动身体，老呆在屋里，愁死你，啥也不顶！”
他难受到极点！妻子对他的事业的冷淡使他更难受一层。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到哪儿去钓呢？”他吱吱唔唔。
“出城，往东，有一条小河，风景不错哩！”妻子说，“俺厂一伙‘逍遥派’，成天在那儿钓鱼摸螃蟹。”
这样，他来到了小河边上。
一道大堤，把沙滩和田地隔开。沙滩上，望不尽的石头、沙砾、茅草，沙子里的小粒赤金在火样的阳光下闪射着耀眼的光彩。一条细细的流水弯来拐去，在沙滩上静静地流着，河堤上密密丛丛的杨柳，遮挡着阳光，丝丝凉风顺着河道吹过来。堤内是一畦畦吐穗的稻田和一片片白顶绿身的玉米林，多好的地方啊！
一座座石头垒成的大坝，全是一头接着河堤，一头伸进沙滩，坝头下都窝着一潭深水，那是洪水冲击石坝淘出的深潭。李玉顺着河堤，推着车子往前走，越往上走，空气越清新，城市的噪音渐渐消失了。他走到一个圆盘坝上，坝头有一道深水槽，背后有几十株大柳树，长长的枝条垂挂下来，拂到水面上。他撑起自行车，放下竹篓、挂包，坐下来，把长线抛到水里去，好舒心啊！
这儿，没有人对他呵斥，也没有人向他翻白眼，更没有无休止的争辩、吵闹，只有树间连成一片的蝉鸣，听得多了，倒听不见了。
他背靠在石坝高一台的石头上，任浮子在水面飘来荡去，并不在意是不是真有鱼儿在咬钩儿……
李玉猛然发现，沙滩上有一个人，沿着河水往上走，走走，停下，把一只网抛到水里，拉起来，抖抖，又往上走。近了，他才看清，那人只穿背心，短裤，从头到脚晒得油黑，屁股上吊着竹篓，手里提着网，秃脑门，胖胖的脸，他走到圆盘坝头，瞧一眼李玉，扔下鱼网，从背包里取出钓竿儿，把线儿抛到水里去。看来这是一位捕鱼行家了。
两人各据一方，自顾自钓。
李玉想和后来者拉拉话，却找不到搭讪的词儿，就闷着口。他看对方是位不安静的角色，立起、坐下、抽烟，几次瞧他。他等他开口，他相信对方是耐不过自己的。
那人终于忍不住，问：“敢问在哪个单位？”
“研究所。”李玉答。
“嗬！老九呀！”那人装出吃惊的神气说，“不错，我能闻出你那股味儿来！”
李玉有点不习惯，又闷住了腔儿。
“咱俩是兄弟。我是你老哥——老八！”那人自嘲自乐，“走资派！排行老八！哈哈！”
李玉笑了，这是个乐天派！
自嘲为老八的人告诉李玉，他在阴湿的地下室里趴了十个月，严重的肺穿孔已使他奄奄待毙，当作死了没埋的废物被抛了出来。他的老伴到处奔波，为他疗治，稍有好转，他就逃到小河边上来接受大自然的疗养了。他只承认医生的药物起一半作用，另一半呢？他说归功于他的不在乎：“活一天赚一天！我以为我是再也看不见太阳、树木了呢！”
谁也不再问谁的真实姓名，你老九，我老八地互相戏谑、呼唤。老八肚里装着那么多逗趣的事，逗得李玉好笑。一天，两天，三天，日子在逍遥中流逝，像小河中枯水时节那一股细流，无声无息。
十天没过，李玉又烦腻起来。是啊，中午河滩上燥热得无法忍受，沙子的反光刺得人眼睛发干发疼，杨柳的叶子无力地垂吊着，那施过皮渣的稻田里沤出一股难闻的臭味。他又想起他的实验室，那是多么令人沉醉的地方！
“这种日子，何时为止呢？”他烦躁地说。
“你问它——”老八指着没有一丝云彩的蓝天，说，“天知道！”
老九指着沙滩上，又对老八说：“你看那个老汉——”
老八顺着老九指的方向望去。在下面一个坝头上，有个老汉，年纪约略六十了，穿一件半截袖白褂，敞开前襟，露着绛红的肤色，赤着脚，在晒得灼人的沙滩上抬石头。拾满一担笼，挑上肩，担到石坝上。坝上支着一个用铁丝编织的大笼子，长约五六米宽，高一米多，他把担来的石头，倒进铁丝笼子里，摆正垒齐。
“天天这样！”老九说，“自我来到河边，看见就他一个人，一天三响，不紧不慢。”
老八说他早就见着这位老汉了，整整一晌，老汉只在半晌时坐下来吃一袋烟，不过十分钟，就又干起这单调、机械而又笨重的活。
“我看这老汉，保准是个劳模。”老九说，“没人督促，也没人管他，全凭自觉性儿，干得多踏实！”
老八也呆呆地看着，赞叹说：“还是农民兄弟好！不管社会上闹得再乱，他们两手不停。”
“贫下中农本质好！”老九说，“他们只相信：地里要打粮食，就得出力流汗，胡说和瞎吹是得不到丰收的！”
“与体制也有关系。”老八说，“他们凭工分吃饭，一天不上工，就没有工分。工厂不一样，逛一天照样发工资哩！”
“可这老汉少干一会儿，多歇一会儿，或者一担少挑几个石头，谁知道？照样记工分。”老九分辩说，“你看他每一担都装得满溜溜的……”
“这肯定是生产队的老实社员，干部信得过的，才放到这儿！”老八说，“要是滑头，他睡一天也没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