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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说，生活中多曲折，多体验，就会觉得岁月长久，我想这是有道理的。
陈翰章把我介绍给孟团长，然后说：
”我们不知道成柱的部队在哪里，四下派人打听过。听说你们从南满回来了，可就是不知道你们在什么地方。后来我们听到风声说，在两江口，一支朝鲜共军开始跟独立军合并了。“
”谢谢你的关心，陈同志。我也很想念你呀。你们是怎么到两江口来的？“
”王德林命令我们，要在此地活动到明年春天。怎么样，想不想在两江口和我们一起活动一个时期？“
在一旁听陈翰章说话的孟团长，也提出了同样的意见。
我想到，我们和孟团长的部队在一起，可以使好不容易搞成的同救国军的联合战线进一步得到巩固，于是欣然接受了他们两人的建议。
孟团长的部队是从张学良的正规军哗变出来的，所以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有大炮，有机关枪。这支部队战斗力很强，那些只有几支快枪和大刀标枪的其他救国军是不能与之相比的。反日人民游击队在两江口的期间，得到了孟团长部队的精心保护。
当时，在满洲地区组织起来的大部分反日部队，在日本军的猛烈攻击下，有的瓦解，有的投降归日军指挥。救国军当中没有投降，而且势力较大的是王德林部队。可是，就是他们也在向日军炮火打不到的满洲东部边境东宁和苏联境内退却。反日部队这样土崩瓦解的过程，使我们的不少军政干部对他们产生了不信任的情绪。有人说，中国人反日部队的动摇和混乱是无法阻止的，同他们实现联合战线是毫无意义的；有的人说，同反日部队合作，毫无把握，干脆跟他们断绝关系，由反日人民游击队单独进行战斗。这都是不能容许的危险的想法。
抛弃反日联合战线，就意味着把几万名的庞大的武装力量推到敌人一边去，意味着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实现其各个击破反日部队的策略。
反日部队之所以不够坚决，发生动摇，固然是因为领导他们的上层分子有着阶级局限性，但主要是因为他们对敌人有着恐惧心。要阻止反日部队的动摇和毁灭，就必须更积极地做他们的工作，同时需要通过战斗给他们增添胜利的信心。
从这种现实的迫切需要出发，我们在两江口召开了两次由陈翰章、李光、胡泽民等派到救国军做工作的政治工作员和来自东满各县的军政干部参加的反日士兵委员会，讨论了在同反日部队的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对策。
在会上，先通报了同救国军的工作情况，交流和总结了对救国军做工作的经验，分析了反日部队的动向。
鉴于绝大多数反日部队抛弃抗战，或向安全地区撤退，或投降敌人沦为反动军队，而日军却不受任何阻碍，不断地扩大占领区的情况，与会者们决定，由我们的部队同吴义成部和孟团长部联合起来，攻打敦化县城和额穆县城，以鼓舞爱国军的士气。
孟团长也欢迎我们的战斗计划。
2000名救国军部队分为三个组，分头向吉敦线方向、延吉方向和敦化县城方向挺进，我们的部队和孟团长部队一道沿着富尔河东边和大蒲柴河东边的山路到了敦化以南大荒沟附近的树林。我们在这里派侦察组去再次核实高在林送来的情报。
当时，敦化有日本守备队驻守，还有伪满军吉林警备队第3旅旅部、4团、9团、机场警备队以及日本领事馆警察、伪满警察等庞大的兵力。敌人在各个城门炮楼和领事馆分馆大门部署了严密的警戒网。
9月2日凌晨3点，我军同时攻进了敦化县城。我们的部队冲进了南门，胡泽民救国军打开了西门和北门，都攻进了县城。
我军迅速冲进县城，袭击了敌指挥部，然后一举扫荡了敌军旅指挥部、领事馆分馆和警察分署，沉重地打击了敌军旅分队。战斗的主动权掌握在我军手中。
惊慌失措的敌人，出动两架飞机向我军进行扫射，乱投炸弹。
救国军中发生了混乱。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到天亮，形势就会逆转，我军就将受到严重损失。我向陈翰章和胡泽民说明了剧烈变化的战况，提出了新的战术方案，即撤出现在的阵线，以诱敌战消灭敌人。
根据这个方案，我们部队占据了县城西南的高地，救国军部队占据官屯子以南的无名高地，以埋伏战消灭了追上来的敌人。救国军士兵看到不利的形势突然变得有利了，便士气高昂地追歼逃命的敌人。
可能是因为日本当局对新闻报道控制很严，当时的报刊对这次战斗没有进行报道。因此，当时的人们都不知道，在亡国22周年的初秋，在敦化发生过这样的战斗。
敦化县城战斗，与1933年9月的东宁县城战斗，在性质上是相似的。敦化县城战斗是我们同救国军联合进行的，东宁县城战斗也是同救国军主力合作，共同计划，共同进行的战斗。就规模来说这两次战斗也很相似。但是，敦化县城战斗的意义在于，它是在朝中人民共同斗争的历史上，朝鲜的抗日游击队和中国的反日部队以协同作战打败日军的第一次攻打县城的战斗。
”在一举击败了清、俄两大国的日本军事威力面前，我们一些中国人吓得萎缩了，可是今天，从这种萎缩中完全解放出来了。
“在领土获得解放前，精神先得到解放了。”
陈翰章拥抱着我，激动地说道。当时他那噙满泪水的两眼，今天仍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成柱，让我们在这条路上永远不要分离！”
他紧握着我的手，显得很激动。他所说的这条路，指的就是共同斗争的路。陈翰章一直忠实地履行了他最先提出的这个誓言，直到牺牲。
约一个星期后，我们同救国军一道又袭击了额穆县城。我军在这次战斗中也取得了胜利。虽然这是未被世人广为知晓的战斗，但那时的枪声却留下了悠长的余音。
七小沙河的秋天
我们一回到两江口，就召集没能参加南满远征的人员，一起总结了游击队建立后半年来的工作情况。会议的主要内容当然是有关南满远征的问题。
游击队员们一致认为，在半年时间里，我们的武装队伍得到了迅速壮大和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坚定了通过游击战也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
在这次总结会议上，我们为了把游击斗争推向新的更高阶段，给部队提出了如下几项任务：
第一，要把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根据地转移到汪清地区去；第二，要进一步深入做好对中国抗日救国军的工作；第三，要正确地领导在东满地区开始急剧扩大的游击斗争，加速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并牢固地保卫根据地。
在这三个问题中，争论最激烈的是把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活动根据地转移到汪清的问题。
就这一问题，我们同来自安图、延吉、和龙的军政干部讨论了好几天。
安图的同志们反对把活动据点转移到汪清去。他们为难地说，在安图建立的游击队应当驻在安图，为何到汪清去呢？游击队转到汪清去，安图怎么办？这是一种没有摆脱狭隘地区观念的朴素的想法。
延吉与和龙的同志们却说，把游击队的始祖和母体安图部队转移到朝鲜人聚居的间岛中心去，不论是从战略意义上看，还是从地理条件上看，都是应当的和适时的。他们提出保证说，如果战斗力最强的安图部队转移到汪清去，延吉、珲春、和龙等邻县游击部队的活动就会发生很大变化。
安图的同志们也都承认，从地理上看，汪清确实是个好地方。首先，汪清离朝鲜很近，是个好处。朝鲜北部六邑地区是刮进了不少“吉林风”的地方，将来可以建成给游击斗争以人力及物力支援的可靠基地。我们可以以六邑地区为跳板去发展国内革命。汪清地区的群众具有高度的革命性和斗争性。这在支援独立军武装斗争史上形成最高峰的青山里战斗和凤梧洞战斗中已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汪清又是北路军政署的活动基地，在这里活动的几百名独立军和武官学校的学生吃的都是这里的人民群众种出来的粮食。
但是，不能因为汪清是好地方，就毫无考虑地转移到那里去。我们深入地讨论了是把安图县建成根据地，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开展游击斗争呢，还是继续同救国军一道进行合法活动，同时悄悄地扩大朝鲜人的部队。对这两个方案，讨论了好几天。
我强调指出，即使我们的活动因为要同救国军采取联合行动而受些限制，也要进一步巩固用鲜血换来的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合法化，向把旅居满洲的朝鲜人当作“二鬼子”的中国兄弟证明我们民族既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也不是他们的斥候，证明被他们认为亲日的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武装部队不是亲日的，而是坚决进行抗日斗争的。
我们最后通过了这样的方案：在一定时期内继续跟救国军一同进行活动，保持游击队的合法化，同时要通过实践斗争加强其影响力，以扩大武装队伍，等到各支部队发展壮大后再汇合起来。
此后，我们抽出许多人，派到东满各地。我们派人到延吉、和龙和珲春，向罗子沟救国军部队也派去了好几名优秀的工作员。我们还另组织了一个别动队派到汪清。金日龙留在安图。我们一百几十名的队伍又缩减到40名左右了。
我们这样经常抽出人派到别的县去，东满特委的干部们也表示满意。他们说我们的部队是基干部队，曾多次要求我们选拔优秀的同志派到别的地方去，加强各地的游击部队。
我们部队自从离开小沙河，踏上远征南满的征途，已经过了四个月。两江口的江河山野，秋意一天比一天浓了。过了一夜，满地落叶，霜若白盐，预示着冷酷无情的冬天就要到来了。
季节变了，天气冷了，我不由得惦念起病中的母亲。然而，也只能惦念而已，根本抽不出时间去一趟小沙河。我极力按捺着回家探望母亲的殷切心情，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着回家的日期。
当我们向北满开拔的日子快到了的时候，车光秀给我带来一包不知从哪里弄来的药，叫我回家去一趟。他看到我犹豫不决，就指责我说不像金成柱了，若是队长连母亲都不去照顾，就再也不理我了。
这样，我就向小沙河出发了。
我拿着药包走在路上，心里却担心母亲会不会又责备我为闲事操心。可是又一想，要是母亲知道这药是车光秀送的，她会高兴的。
我在小沙河时带去的那一斗小米，一定早吃光了。母亲不能干活，靠什么维持生计呢？虽然母亲说过，活人的嘴结不了蜘蛛网，你只当世上没有我这个母亲和弟弟，不要为家事操心。然而，作为一个人，要忘记亲生的母亲和骨肉兄弟，不惦念家，决不是像说的那么容易的。
我拎着并不重的晃晃悠悠的药包往家走，不知为什么，离小沙河越近，脚步越觉得沉重。母亲的病是不是加重了？这虽然使我感到不安，但最使我犯愁的是没有完全实现同梁司令携手合作，就从南满回来了。要是母亲知道了，一定会很难过的。母亲身患重病，还那么紧催我去南满，是因为对我这个儿子要去找父亲的好友携手合作，感到高兴和满意。我母亲不喜欢年轻人只主张自己的主义，同独立运动的前辈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