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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到磐石的联络员，在我们离开海龙来到濛江的时候，才回到部队来。
他报告说，李红光和李东光都出去搞地方工作去了，没能见到他们，把我写给他们的信，交给了那里的地下组织。
我只好推迟了同李红光、李东光的会晤，在濛江大力开展积极的军事政治活动。我们在濛江提出的总目标是解决武器问题，扩大队伍。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活跃地进行政治工作，同时还必须进行军事外交活动。
对于实现这一目的，濛江具有一些有利条件。濛江的官吏中，有不少是我在吉林毓文中学时期的同学。过去他们都是既不属于左派，也不属于右派，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老老实实只埋头啃书本的书生一样的人，现在他们掌握了濛江的实权。他们在中学毕业后，在国民党县公署工作，日本侵略满洲后，都加入自卫军，各占一个显赫的职位。
濛江还有总部设在通化的唐聚伍自卫军总司令部派来的代表。如果由我的同学出面介绍，同这个代表好好交涉，还有可能解决武器问题。了解了这种情况后，我们决定在濛江住下来积极开展对自卫军的工作。
当时，我们部队的指挥员对自卫军的工作不大感兴趣，他们多半都认为，同自卫军接触是冒险。他们说，和同一民族的梁世凤的谈判，都因为思想不同而破裂了。要做自卫军的工作，更不用提了。去向他们要武器，根本不可能。况且，现在自卫军面临瓦解，有的部队甚至有日本的指导官，正在策划扫荡共产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队长自己要投入那个陷阱，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我对他们说，自卫军里有日本指导官，这用不着那么担心。如果日本指导官有辨别共产主义者的触角，我们就有避开他们的眼睛，进入自卫军指挥部去说服上层人物的胆略。自卫军处于瓦解状态，反而会成为我们易于达到目的的有利条件。他们会想到，与其把枪支交给日本鬼子或土匪，或是扔掉，不如交给抗日的我们。那么顽固的于司令都被我们打通了思想，实现了合作，自卫军还不能说服吗！
指挥员们说，队长同于司令谈判成功，那是干载一遇，碰巧成事。假如刘本草先生不在那个部队里，谈判就不会成功。他们恳求我，对去找自卫军的事，要三思而行。
我对他们说，不去行动，光蹲在窝里是呀非呀地议论，这不是共产主义者的作风。在把游击队合法化方面，我们确实得到了刘本草先生的很大帮助。
可是，把那次谈判的成功视为纯属偶然，是不科学的。如果我们不主动地为解决同救国军的关系作出努力，刘本草先生也无法帮助我们。我再三说服指挥员们说，成功与否在于能不能胸有成竹地主动地进行活动。就这样，我只带着一名传令兵到自卫军指挥部去了。
自卫军的兵营挤满了士兵，在大门口，运输军需物资的牛马车络绎不绝。
大门岗哨拦住我们，操着山东口音问：“你们是什么人？”哨兵的大眼睛不看我们的脸，只打量我们游击队与自卫军完全不同的军装和帽子上的五角星。
我也学着他的山东口音，用中国话回答他：
“我们是从安图来的救国军别动队。我是别动队队长金日成。我来见你们司令，劳你通报一声。”
“金日成？金日成别动队不是共产党吗？”
另一个脸上有麻子的哨兵嗫嚅着，猜疑地望着我。可能是听人说金日成部队是共产党部队，把它记在心里了。
“我们是于司令的别动队。你连于司令都不知道？”我显出威风地诘问，那个麻子哨兵说：
“噢，于司令我们知道。他们部队在南湖头缴获了鬼子的机关枪。于司令，他了不起呀。”他说着伸出了大拇指。
看来，还是于司令别动队这个牌子有点好使。在中国人反日部队当中这个牌子是很管用的。因此，我们在行军的时候，为了避免同反日部队发生冲突，总是打着救国军朝鲜人别动队这个牌子。
过了一会儿，操山东口音的哨兵从里面引出了一个很有风采的男子。当时的救国军大部分穿着张学良军队时期的军服。可是，奇怪的是跟着哨兵走出来的军官却穿着短袖衣和短裤，脚登布鞋，分头油亮油亮的。
“啊？这不是金成柱主任吗？”
原来，他是毓文中学的同学，外号叫“张大个子”。他叫我主任，是因为我在毓文中学读书时当过图书主任。他在学校时，总是叫我“金主任”或“成柱主任”，待我很友好。
我们俩握着手，怀着重逢的喜悦互叙了学生时代的情怀。我们是时隔三年重逢的。我后悔出狱后没跟同学们说一声告别的话，就匆匆地离开了吉林。
那时，抱着为革命牺牲一切个人问题的精神，东奔西跑，因此那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总觉得没有跟老师和同学们道别是一种道义上的负疚，心情很沉重，感到难过。
见到老张，已经远远地消失在地平线那边的毓文中学时期的种种往事和浪漫的学生气重现于怀，甚至觉得我不是站在军靴杂沓的兵营里，而是回到了丁香花芬芳扑鼻的毓文中学的校园，好像拉着老张的手走出兵营大门就能到北山或松花江边让清风尽情地吹拂似的。这是一种使人感到麻酥酥的乡愁。
老张就像学生时代一样挽着我的胳膊，不时地大声笑着把我带到他的房间去了。
“咱们学校的毕业照片上没有金主任，真是遗憾啊！”他让了坐，说道：
“我们在拍毕业照时，一直念叨金主任的名字呢。都说，你若没有中途辍学，一定是个优等生，得奖的。那个革命有那么大的诱惑力，竟叫你成柱中途辍了学？”
我笑着，愉快地用玩笑话回答说：
“那当然，你还不是抵不住那个诱惑力，才挎上匣子枪当上了自卫军军官的吗？”
老张眨巴着眼睛，拍拍我的手背说：
“那倒是啊。九·一八以前，我们还是一些不识时局的庸人。看到日本打进满洲来了，才从睡梦中醒来。”
“你看，我不是说过吗，人不可能生活在政治之外，对吧？”“那时候，这话只当耳边风听的。嗨，真不知道为什么时局这样急转直下，这满洲大地，就像狂风席卷过似的，一片肃杀之气。”我觉得老张对时局的评价是对的。
在满洲发生的历史进程充满了令人惊讶的变化。这个变化给人的命运带来了难以抵御的曲折。老张这个人，前几年还满怀着远大的抱负，准备到北京大学去攻读历史。但是看到日军侵吞满洲，就抛弃了学生时代想攻读历史的理想，毅然参加了自卫军。
连被誉为文人中的文人、曾专心致志地给学生讲解杜甫诗篇内含的牧歌式的和悦情感的刘本草先生，也当了救国军的参谋长，去冒枪林弹雨的风险。
这是过去能想象到的吗？
“你看，金主任，我也沾了九·一八的光，穿上戎装成了绿林好汉啦。”老张说着现出了苦笑。
“穿戎装的何止你一人啊。我这不也成了军人辗转到濛江了吗？看，咱们不仅作为同学，而且作为军人，促膝而坐，谈论局势，不是绝妙的奇缘吗？”他说，这都是托日本鬼子的“福”，托了他们的“福”，人们好像都变聪明了。
我了解到，濛江的自卫军部队里，除了老张以外，还有好几个毓文中学的同学。那天，我和他们一直谈到深夜。他们这些一向不问政治，只想立身扬名的人，如今却义愤填膺地谴责日本，嘲讽蒋介石是中华民族最大的畸形儿。我看着他们这样谈论，心里深感满意。
我们还讨论了反日人民游击队和自卫军共同行动的问题。在自卫军领导班子里的老同学都欢迎我们同他们合作。
这样，我就比较顺利地进入了自卫军，还同驻在濛江的自卫军总司令部代表见了面。
有一天，我受者张的邀请，向自卫军指挥员们作了演说。总司令部代表也在场。
“诸位，让我们共同前进吧！”我一开头就发出了这样有力的号召。
“自卫军和反日人民游击队应当努力采取共同行动。给反日人民游击队贴上共军的标签，加以敌视，是妨碍抗日，帮助日本的行为
”反日人民游击队和自卫军应当帮助朝鲜人独立军部队，结成联合战线。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离间朝中人民，利用我们的纠纷削弱我们两方，他们想用这种方法统治我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种无比狡猾的阴谋诡计，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自卫军应该说服大刀会、红枪会等民间武装力量和土匪，制止他们杀害和掠夺无辜的朝中人民，积极地吸收他们参加反日斗争。大大小小的民间武装队，都应当团结成一个抗日救国力量
”有些反日部队害怕日军的威力，有的退入关内，也有的投降。应该记住，投降和半途而废，是自取灭亡。“
我当时所作的演说，归纳起来大致是这样。
自卫军指挥官都表示热烈的响应。
听了我的演说后，总司令部代表送了我们几十条枪。
我们在濛江驻了两个来月。在自卫军的保护下，我们深入群众做了宣传工作，进行了训练，还选拔身强力壮的青年来扩大了队伍。从安图出发时不过40名的队伍，到了濛江增加到150名左右。濛江及其附近村庄的青年们听到金成柱组织大部队进行活动的消息，陆续来找我们要求入伍。我们在濛江，就像掌握了主权一样，自由地进行活动。
据派到安图的联络员的汇报，东满的情况也很好。从联络员带来的金正龙的信中了解到，我们留在安图的部队也大有扩大，汪清、延吉、珲春等地也都分别组织了100名以上规模的游击队。
我决定，把我们的活动舞台转移到游击斗争从萌芽阶段发展到枝叶繁茂阶段的东满的中心（汪清），在那里同别的县联合起来，开展更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在远征南满的过程中，我们吸取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根据当前游击队力量还较弱的情况，占据一定的活动据点去进行斗争才更有利，工作效率也更高。
我们把行军路线定为从濛江直抵安图，不经抚松。在途中，几次与土匪和反日部队的散兵游勇相遇。他们看到我们带的新式武器，就想用武力夺取，因而部队经历了几次危险。这时，有一位参议府系统的善良老人像传奇故事中的道人一样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带领我们穿山越岭，平安无事地到达了两江口。这次翻山越岭，是一次很好的锻炼，也为我们进行长期的游击战争作了准备。
我们准备出发时，于司令麾下一个团的主力来到了两江口，那是孟团长部队。孟团长的秘书陈翰章也跟来了。
陈翰章一见我，从老远就张开两臂大步跑过来。
”成柱，好久不见啦！“
他像阔别几十年后的重逢那样，搂着我打转。
在安图和于司令谈判时分别以后，一直没见到他。要论时间，还不过三个月。可是他好像分别了三年甚至三十年似的，以洋溢着深厚友情的目光望着我。
我也同样怀着久别重逢的心情，感到非常高兴。在人的一生中，三个月不过是短暂的一段时间，可是对我来说，这三个月里好像流逝了漫长的大半生。
常言说，生活中多曲折，多体验，就会觉得岁月长久，我想这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