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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说，为了抗日，从千里远征回来的军队在露天吃、睡，我怎么能舒舒服服地钻进被窝！于是他陪着我们说话，直到深夜。
他和刘家粉坊的大多数人一样，对时局很敏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队炮制了一个叫满洲国的傀儡国家，把长春改称新京，定为首都，把溥仪安置在那里，这些事他都知道。
我在同老人的谈话中，至今不能忘记的是关于安重根的事。
老人说，在朝鲜的烈士当中，他最尊敬的伟人是安重根。他说：
“安重根先生的确是东洋的巨人。难怪连袁世凯总统都做诗，称颂过安义士的义举。”
老人这些话，深深地感动了我。
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后，在满洲地区的中国人当中，他就成了传奇式的人物，广为人知。有的中国朋友，还把安重根的画像挂在家里，很是尊敬。
“老大爷，你又不是朝鲜人，怎么对安重根那么熟悉呀？”因为吕修文对安重根表示深厚的爱戴，我便这样问他。
“住在满洲的人哪有不知道安重根的人啊！还有人提议，要在哈尔滨车站立一尊安重根的铜像哩。我现在也常对孩子们说，要想成为革命家，就要成为像孙中山先生那样的革命家；要想成为大丈夫，就要成为像安重根那样的大丈夫。金队长，你既然组织了部队，不想把关东军司令官那个大头头干掉吗？”
我听了老人这样淳朴的话，不禁笑了。
“干掉那么一个关东军司令官，管什么用啊。正像杀了伊藤博文，又出现了新的伊藤博文那样，杀了本庄，还会有新的本庄出现。靠恐怖行动是不能扭转大局的。”
“那么，队长你将用什么方法跟他们斗呢？”
“据说，关东军有十万人，那就要以他们十万人为对象进行战斗。”吕修文老人一听这话，非常激动，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金队长，你真了不起。你真是和安重根一样的伟人啊！”我笑着说：
“过奖啦。我虽然不能像安重根那样了不起，但我决心不做亡国奴。”第二天，游击队离开村庄时，吕修文老人舍不得离开我们，一直送了很远很远的路。当我想起刘家粉坊的时候，总是亲切地重温与吕修文老人相逢的往事。
我们部队离开刘家粉坊，来到二道白河附近，又宿营了一夜。然后沿着大路继续行军，不料途中遇到从抚松往安图方向转移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先遣队。我们在每次行军时，也派三四名人员组成的先遣队，走在队伍前面。我们的先遣队和日军先遣队接上了火。
坦率地说，那时，我们心里慌得厉害。因为这是游击队建立后第一次与敌人的遭遇战，而且是和自称天下无敌的日军的第一次战斗。小营子岭那次战斗，是我们经过周密计划进行的埋伏战，对敌人进行了先发制人的打击。
可是这一次的情况就不同了，对方不是浑浑噩噩的伪满军，而是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凶恶、机敏的日本军。相比起来，我们是只有一次战斗经验的初学者。
当时，我们还不懂遭遇战应该怎么打。
无论从远征目的来看，还是从游击战的基本原则来看，在长途行军过程中，最好避免对我军行动产生不利影响的冲突。古时的兵书上也说要“避实击虚”。
那么，该怎么办呢？
全队都以紧张的表情注视着我，显然是在等待我的决策。我认定，在敌人的基本力量赶来之前，先占据有利的地形，是掌握战斗主动权的最好办法，于是把部队迅速移到先遣队正在接火的高地北边的山坡上。然后，把部分力量派到公路南边。部队在公路南侧和北侧同时开火，猛打敌人的先遣队。
敌人的行军纵队不久就出现了。他们全副武装沿路跑来。看来足有一个连的兵力。
敌人知道了他们的先遣队已被消灭，就企图包围我们。
我下令，信号枪不响，就不准射击，我们监视前方，等着敌人进入火力圈。因为我们没有多少子弹。
我打响了信号枪，全队一齐开始射击。
我倾听着从四面八方响起的枪声，力求从中了解队员的精神状态。我从一发发枪声中，听出了反映着战士们兴奋、高昂情绪的心声，但也感到他们有些慌张，失去自制。
敌人不顾大批的伤亡，仗着他们力量的优势，迅速重整战斗序列，向我军占据的阵地两侧猛烈攻击。
我从部署在公路北侧和南侧的主力中抽调了部分力量，迅速地拉到我军的两翼。队员们一到阵地，就以神速的狙击战歼灭了翼侧的敌人。
可是，敌人主力寸步不退，凶猛地朝我军占据的地方扑过来。我们从上往下滚大石头，坚守阵地，而敌人还是拼着命往上冲。
我乘敌人的攻势稍有松弛之机，下令全队冲锋。冲锋号声响彻山林，队员们一个个像猛虎似地从山坡上冲下来，扑向逃跑的敌人，狠狠地追击。敌人的一个连在我军冲锋面前被打得一败涂地，除了几个逃命外，全部被歼。
金日龙在进行肉搏战时，每见敌人倒下去就喊“又一个鬼子完蛋了！”我们游击队也有好几名队员阵亡。
我们把牺牲的战友们安葬在不知名的山岗上，在他们的坟墓前举行了永诀仪式。望着手握军帽饮泣的队员，我用颤抖的声音说了些永别的话。当时我说的话，现在一句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我说完抬起头时，看到队员们的肩膀都在抖动，再就是我们的队列比从刘家粉坊出发时显得短多了，致使我全身战粟。
过了一会，我又向队伍下了出发的口令。大家都到公路边整队，唯有车光秀还趴在坟墓上。他不忍心就这么离开无主的坟墓，连一块七星板都没能给铺上的战友的墓地。
我跑上山岗，使劲抓住车光秀的肩，摇晃着吼道：
“光秀！你怎么这个样子！还不快起来！”
因为我的声音又大又严峻，车光秀才拄着膝头蓦地站起来了。我低声在他耳边劝导：
“队员们都在注视着我们的脸色你那百折不屈的气魄到哪儿去了？”
车光秀擦去眼泪，站到队伍前面默默地迈开了步。
后来，我对那天的事后悔不迭。安图－－抚松县境战斗后，过了四个月，我接到了车光秀阵亡的噩耗。那时我最先想起的就是那天的情形。
“那时，我怎么对车光秀说了那样的话，难道就不能用别的话劝他站起来吗？”
说起来，在失去了战友以后，我也是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那时阵亡的队员都是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期就和我同甘共苦的骨干分子。
诚然，不会有没有牺牲的斗争。革命总是伴随着牺牲的。在改造自然的和平的劳动中也会有这样那样的损失，何况是动用一切兵器和工具决一胜负的武装斗争呢！但是，我们在安图－－抚松县境战斗中付出的牺牲太残酷、太不应该了。当时我想，就算革命是要伴随着牺牲的，可是怎么可以给我们刚迈出第一步的队伍带来这么惨重的损失啊！
若以算术来计算，我们只不过损失了不到十名的有生力量，损失可以说不算太大。在一次战斗中，会有成千上万人伤亡的现代战争中，损失十个人算不了什么。可是，我们失去战友时，从不是以算术来计算损失的大小。算术不能成为我们换算人的价值的手段。同我们一道走过革命道路的每个战士，都是世间无与伦比的宝贵的人。一百个敌人也不能与一名游击队员相抵，这是我们的信条。敌人可以发布他们的国法和动员令，在一天之内征集几千、几万兵力，大批地投入战场，但我们没有那种物质手段或实权。即使我们有那种力量，一个个革命同志仍是价值千金的。得到志同道合的同志、生死与共的战友，再由那样的人组成一个队伍，这要付出莫大的努力，经历无数的艰辛困苦。
正因为如此，在整个抗日革命斗争期间，即使是一场消灭了一百名敌人的战斗，如果我军有一名牺牲，我就没把它当做值得夸耀的战果。
历史学家们把安图－－抚松县界的战斗评为灵活地指挥遭遇战，使之转为反击战，从而歼灭了敌人一个连的成功的战斗。那是一场取得胜利的战斗，这是毋容置疑的。这次战斗的意义，不仅在于年轻的反日人民游击队完全消灭了一个连的日本正规军，还在于在游击斗争史上第一次打破了日军天下无故的神话。我们通过这场战斗，认识到日军虽然强大，但它决不是无敌的，也不是战无不胜的，更不是打不垮的。这使我们有了这样的信心：只要我们用符合游击战特点的战法，很好地进行战斗，完全可以用较小的力量打赢强大的日军。
可是，我们失去了将近十名“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第一批骨干，我们在这场战斗中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试想，为消灭一个连的敌人，失去了将近十名战友，那么为打赢朝鲜和满洲的十多万日本侵略军，该要付出多大的牺牲啊！
这是我在离开硝烟还未消散的安图－－抚松县境战场时，回头望着埋葬了战友们遗体的岗子所想到的。
我们经历了那场遭遇战后，大家都领悟到，在打游击战的过程中，今后要吃很多苦，要作出很多牺牲。
在安图－－抚松县境战斗后，我们在十多年的抗日战争中，实际上经受了以人们对战争的原有概念根本无法想象的痛苦、困难和牺牲。
四合作是不可能的吗？
从安图到通化这条反日人民游击队的行军路上，有很多只有在我国北部边境一带才能看到的险山峻岭和溪谷。由安图到抚松，有长白山脉绵延不断；由抚松到通化，有龙岗山脉的三岔子岭、三道老爷岭等山岭重重叠叠。
部队沿着这些山脉艰难行军将近一个月。白天，避开可能有敌人警戒的公路，抄山路行军；夜晚，找朝鲜人居住的村庄住下，忙着进行政治工作和战斗训练。
为了做革命组织的工作，我们在抚松也住了几天。在这里我见到了张蔚华。
因为我们逗留的时间太短，张蔚华感到非常惋惜。他挽留我说，看在学生时代的友情，在抚松多住两三天。我心里也很想答应。抚松和我在感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有意义的地方。可是我还是按原计划住了三五天就带部队出发了。不管对往日的回忆多么宝贵，挽留我的情谊多么深挚，为了同梁世凤司令会晤，不得不忍心同张蔚华分手。
据说，从抚松到通化约有500里路。它被称为“山外山”，越走山势越险峻，行军越艰难。翻越怪异的山峰，跨过深沟，进行几百里的强行军，队员们都筋疲力竭，开始出现病号了。我也相当疲劳。
远征队行军到达通化附近时，车光秀忽然跑来建议说，要在二道江休息一两天，喘口气，再进通化。
我模糊地猜到了车光秀说这话的意图，可是我不能同意他的意见，便故意问道：
“我们在抚松很想多住几天，可是忍心离开了，一直跑了500里路，通化就在眼前了，要休息，这是什么话？你说这话，还像车光秀吗？”车光秀在回答之前，摘下眼镜用手绢擦起来。这是他认为需要固执己见时特有的习惯动作。
“大家都精疲力尽了，队长你也疲劳到了极点。你可能不承认，可是，你瞒不过我的眼睛。病号不少，扶着病号行军，怎么能和梁世凤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