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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离开中江的那一天，天气格外阴沉。晚秋的落叶被风吹到摆渡口散落，飘零，天空里候鸟成群结队地向南飞去。看着那些鸟，我心里更觉得凄然。
离开中江去中国的这一程路，对母亲来说，是永远离别祖国的旅程。弟弟哲柱此去以后，也没能再回到祖国来。
人生一世，要经受种种可悲的事，可是在一切可悲的事中，最可悲的是国家的沦亡，作为亡国奴离开祖国，这时的悲伤是无可比喻的。背井离乡的悲伤再深切也比不上离开祖国的悲伤，如果把故乡比作亲娘，把客乡比作后娘，那么比客乡生疏几倍的外国，应该比做什么呢？
一想到要到既没人要我们去，也没有人迎接我们，而且连语言也不通的外国去生活，这对于年小的我来说，的确是感到茫然，眼前发黑的事情。可是为了实现父亲要光复祖国的意志，我默默地忍受了离别祖国的悲痛。
艄工感叹地说，到满洲去的移民越来越多，不知为什么朝鲜人的身世变得这般可怜！
我父亲说，就这样离弃门前沃田，奔向海外的人，不知有几千几万人呢！
在亡国之前，这个国度的百姓也曾因为无法糊口、成群地到满洲和西伯利亚荒山野地去。失去了生存权的百姓冒着遭酷刑的危险，拼命逃出了这块土地。移民的人群还流向遥远的美国、墨西哥等美洲各国。“四季如春，花开满园，只要撒上种，百谷自然丰登，一天做三个小时工。不过三年就能成为财主。”农夫和打零工的人，听信了这类甜言蜜语，远渡太平洋到美洲大陆去了。但他们受到的却是野蛮的待遇，有的到饭馆子或财主家当听差，有的在烈日曝晒的农场做非人的苦役。
但是，不管怎么说，那时候还有个具有国号的祖国。
国家沦亡后，成千上万的农民被夺去农田，于是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沦落到人地两生的满洲荒野里。
在世代相传的祖宗的土地上，那些梦想一本万利的日本财主和巨商，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而把这块土地变成肥田沃上的主人，却被他们撵到异国他乡去流浪。难怪人们把失去国权的百姓的身世比做一片落叶或路旁的小石头。
现在，几乎每天都有往日流浪民的子孙，回到他们的父母曾经遗弃的这块祖宗的土地上来。每当我见到那些侨胞，我就回忆起那时在鸭绿江畔看到的流浪民的情景。
到了临江，一切都显得生疏，不如意。可是有一点是好的，那就是见不①
到几个日本鬼子，临江是中国奉天省东边道的边疆商业城，又是一个通向我国和南北满的交通要地。
那时，日本帝国主义还不能公然把自己的势力扩张到中国土地上去。因此，他们只是暗地里派出特务去威胁独立运动者。由此可见，临江比中江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
我们一到临江，父亲就请了一位中国老师教了我半年多中国话，然后就把我送进临江小学一年级读书。我入这个学校后，开始正式学中文。后来，又在八道沟小学和抚松第一小学继续学中文。
我从年轻时中文就能运用自如，可以说这完全归功于父亲。
我父亲为什么那么急于让我学中国话，又让我上中国学校读书，当时我没能领会他的意图。可是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出于“志远”思想的先见之明，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如果父亲没有很早就让我学会中国话，那么，我在中国度过四分之一世纪的过程中，每一步都会碰到语言障碍。
老实说，我们的斗争舞台大部分是在满洲地区。如果我说不好中国话，就很难和中国人建立亲密关系，也不可能顺利地同他们结成抗日联合战线，在敌人的镇压极其残酷的东北土地上根本就站不住脚。
我穿上中国衣裳到街上去，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连那些像猎犬一样嗅觉灵敏的日本密探和满洲警察也辨别不出我是朝鲜人。总之，我学了中文，可以说给朝鲜革命带来了很多好处。
父亲通过早已相识的卢京斗，租了一栋房子，开了个医院。腾出一间屋子做了药房兼治疗室，在外面墙上挂了“顺川医院”的大牌子。在房间里挂上了圣佛兰士医专的毕业证书。我想，那是在离开平壤之前，托一位朋友弄到手的。
没过几个月，父亲做医生的名声传扬出去了。他读了几本医学书籍，就开始了临床实践。他被称为名医，靠的不是医术，而是仁术。他无论到哪里，最珍视人。父亲对失去了国家，背井离乡，到异国来过悲惨生活的朝鲜同胞，非常体贴，尽力照顾。到顺川医院看病的人，有不少是空手来，或者只拿着一点点钱来。他们为药钱发愁，父亲就说，要掏钱就等国家独立后再掏钱也不晚。他还安慰他们说，现在咱们来到外国，过着穷日子，但不久总有一天会光复祖国，重新渡过鸭绿江回去的。
在临江时，我们家和在烽火里时一样，总是宾客盈门。其中，大部分是反日运动者，并不只是病人。
大舅康晋锡来到临江组织白山武士团，也就是这个时期。白山武土团是以平安道一带的独立运动者为骨干组织起来的武士团。“白山”的意思是白头山。
当时，住在满洲的朝鲜先觉们，非常珍视“白山”这个名称，他们给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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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江县：成立于1902年，属于奉天省东边道。1929年至1931年改为辽宁省临江具。1932年初至12月，又属于奉天省。1932年12月，改为安东省临江县，1937年改为通化省临江县。1945年8月，即光复以后，改属于安东省通化地区。1946年5月，改为辽宁省临江县。1948年9月，又改为安东省临江县。1949年4月，再改为辽东省临江县。1954年8月，划归于吉林省。1968年1月，撤消临江具，归属于浑江市。
立在抚松的朝鲜人私立学校，也取名白山学校。1927年12月，我们在抚松建立的青年组织，也都起名为白山青年同盟。
白山武士团，在临江和长白一带组建的一批小独立军团体中，算是规模较大、队伍整齐的武装队伍。这个武装队伍的本部就设在临江县。白山武士团的国内活动地点分布在中江、楚山、厚昌等平安北道一带，还远远伸展到平壤、顺川、江西等地方。
大舅原来在平壤作为秘密青年团体成员进行了活动。他来到满洲后，直到组织武士团为止，一直住在临江的我们家，做了一个时期的伐木工。武士团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外务委员。在平安南道和平安北道一带为进行政治工作和募捐军资活动而奔忙。
大舅常和武士团的指挥官一道到我家来。那时，来过的有边大愚和武士团的财务负责人金时雨。他们时常在我家过夜，别的客人都睡在上屋，而大舅和我们睡在一个屋。他在睡觉时总把手枪藏在枕头底下。
当时，我父亲根据在宽甸会议上宣布的改变方向的要求，为做好基于先进思想的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倾注了很大力量。我父亲常到红土崖去，就是为了去做白山武士团的工作。
有一天夜里，我从睡梦中醒来，看见大舅和父亲在油灯下拆卸手枪。当我看到手枪的瞬间，不知为什么，在我眼前浮现出在进行三·一独立万岁示威时，在普通门前的大街上见到的情景。那时，我在示威群众中看到的只有铁耙和木棍。从那时到现在还不到一年的工夫，在大舅手里竟看到了枪。千百条性命的牺牲，带来了血的教训，终于使朝鲜的先觉们武装起来了。
几天后，父亲交给我一项到中江去运子弹和火药的任务。看样子，是因为海关对大人搜得很严，才决定让我去做这件事情。
我壮起胆子渡到中江，把子弹和火药装在皮包里，平安无事地回来了。
警察在海关上对要坐渡船的人查得挺严，但不知为什么，我一点也不觉得可怕。
在那以后，大舅为了到国内去开展武装小组活动，离开了临江。
可是，还不到一个月，中江宪兵队伍长金得秀来到临江，把大舅被捕的消息告诉了我们。金得秀虽然是宪兵伍长，他帮了父亲不少忙，是个有良心的人。
我放学回来，看到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直流泪。因舅舅被捕，全家人都坐立不安，满腔怒火。
舅舅离开临江后，率领武装小组成员在慈城、介川、平壤一带开展了猛烈的活动。1921年4月，在平壤被日本警察逮捕，后来被判15年徒刑。
他坐牢13年零8个月后，被保释出来，1942年在家逝世。
原来，舅舅在家乡组织了一个名叫美风会的启蒙团体，进行反对赌博、饮酒、迷信的活动。他的这种活动所以能够升华为救国运动，是因为受了外祖父康敦煜和我父亲的影响。
革命，并不是只有一些特殊的人才能去干的，只要给予好的影响，搞好意识化，任何人都可以在改造和变革世界的革命斗争中发挥惊人的作用。
敌人逮捕了我舅舅以后，把很多密探和便衣警察派到临江，企图逮捕我父亲。因此，夜里父亲躲到临江郊区的朋友家去睡，白天回家来办事。
这样，我们在临江也住不下去了。我们家不得不再次打起行李，从异国的他乡，搬到另一个异乡去。全家人都背着、扛着、顶着行李，可是光靠人力怎么也没法搬家。有一位叫方士贤的传教士带来爬犁，把我们送到长白县八道沟去了。据说，从临江到八道沟大约是250里地。
八道沟和临江一样，是挨着鸭绿江的边境小镇。正像临江对岸的中江有日本宪兵队和警察驻在所一样，八道沟对岸的葡坪也设有日本宪兵队分遣所和警察驻在所。
葡坪虽然位于朝鲜的北端，但由于独立运动的活动中心已转移到满洲，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一带布置了稠密的武装力量。从葡坪派来的密探、宪兵和警察，天天钻到八道沟来，到处乱窜，搜捕爱国者。
我们家住在离八道江流入鸭绿江的汇合处不远的地方。父亲在这里挂上了“广济医院”的新牌子。
我家右边住着一个姓金的朝鲜国民会会员，左边住着开冷面馆的另一个姓金的，对过也是个开冷面馆的姓金的人。
还有，在我父亲领导下，一直给鸭绿江沿岸的武装部队提供物资的商人，哥儿俩也姓金，他们也住在我家附近。这样，住在我家周围的四家姓金的，都可以说是好人。
只是住在我家后面的一家很可疑。后来才查明，那家主人孙世心是葡坪警察署派进来协密探。这个姓孙的原来住在中江，他是按照日本警察机关的指令搬到八道沟来监视我父亲的。
父亲来到八道沟后，和各阶层的人们来往。他们当中，有一位姓黄的思想家。他在南社木材所当文书的时候，受到先进思想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在暗地里执行我父亲交给他的联络任务。
他一接受任务，就离开八道沟，到各处去执行任务。任务完成以后，他就返回我们家，等待新的任务。
有时，他和我父亲摆上酒桌，长时间地进行谈话。有时，他们提到《朝日新闻》登的文章如何如何，并热烈地对时局进行评论。
父亲去钓鱼，他就带着辣酱跟着去，到江边帮着拉网，剖鱼肚，同享一番野餐之美。他三年来经常来我们家，有一年还和我们一起过了中秋节。
父亲曾跟他一起到200里外的南社木材所去了好几次。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