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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边玩耍的孩子大叫大嚷说，骑兵队来了。我就走到院子里，抡起斧头劈劈柴。情况就和在蛟河不知名的一个女人家的经历差不多。
骑警指着我，问他是谁。宋同志就回答，是他家的长工。
有一个骑警晃着头说：“据说，有一个共产党干部到这个村来指导”看样子，他们想象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绅士打扮的干部，急忙奔来，可是看到的却是一个穿着破旧的褂子，蓬头垢面的我，觉得白跑了一趟，显出挺失望的样子。
那时，我疑惑地想到，是不是我们的队伍里有通敌的不纯分子。因为我要打进富尔河村的事只有几个主要干部知道。
骑警回去后，我一看宋同志，他面无人色，额头上渗出了冷汗。
我从第二天起，大清早起来，给房东家打水、劈柴、扫院子、煮牛食。
然后，跟宋同志一道每天坐扒犁上山去。到了山上，我就看文件，讨论工作，砍柴，并一样一样地向宋同志交代任务。
村里人都说我是个老实的“长工”。富尔河村的人们只拿我当一个憨厚的“长工”。井边结了冰，村里的妇女就招招手叫我快给她们把冰砸掉。这种事我都乐意地给她们做了。因为我想，村里的人越是多使唤我，我就会越像“长工”，我越老实地为他们干活儿，敌人就越不易发现我是个革命者。
有一天，宋同志他们对门的人家办喜事。村里的人拥来叫我去给他们家打糕。他们可能以为我是扛“长工”的，干这种活一定是干得很漂亮的。
我的种了一辈子庄稼的祖父常说，能把扶犁、弄铡刀、打糕这三样活都学到手才算是真正的庄稼汉。可是，我从来没有打过糕。我家的生活情况，哪里富裕到能做打糕吃。我若听从村里人的话去，怕露了我的身份；要推辞，又不像个“长工”。因此心里犹豫不决。起初，就推辞说房东家活儿忙，不能去。
可是，人们再三地来催，不好再推辞了。
我来到办喜事那家的院子，这家主人一看有人来帮忙感到很高兴。他从前院的瘦瘦的半老人那里把木棰夺过来交给了我，说“小伙子，今天的糕好不好吃，全在你这一手啦。使出你的本领吧”。他们哪里知道我心里的苦楚呢！女主人忙把刚蒸出来的糕米盛在大木盆里端出来，我看着又好笑，又为难。村里的人们围着我，要欣赏我这个“长工”的手艺。在农村，看打糕，也是个乐趣。
我往拿着木棰的手上唾了一下唾沫，心里想，嗐，豁出去了，使出全部力气抡起木棰干吧，这反正是人干的活儿，“长工”也不是万能的嘛。顶多骂我手艺不高罢了。这时，宋同志察觉到了我的心事，使我摆脱了窘境。他说：“看你这人，你那胳膊怎么打糕？我不是告诉你，要留神你那胳膊吗？”他故意摆出主人的威严责怪我，然后对办喜事那家人笑呵呵地说：“他昨天上山砍柴，伤了胳膊，不能打糕。邻居办喜事嘛，我来替他打吧。”村里的妇女们在给客人分糕时，也把我当“长工”对待。别人的糕都放在碗里，可我的就递在手里，我对村里人这样慢待我，并不觉得不好，反而对我的工作有好处。
把富尔河村革命化的工作，就是这么不简单，在实现五家子革命化的过程中，曾遇到很多困难，但要和这里比起来，可以说是易如反掌的了。我在这个村，大约呆了一个半月，建立了组织，发动青年骨干清算了密探。
我回到小沙河，对同志们讲了在那里发生的事，同志们捧腹大笑。我对同志们说：“革命者没有打不进去的地方。过去一直没能打进去是因为像浮在水面的油滴，没能深入群众，绅士式地搞革命的缘故。”建立了反日人民游击队后，我曾率领部队去过富尔河村。我成为游击队长骑着马路过这里，开群众大会讲了话。村里的人们一见我都惊呆了。
那些招手叫我给她们砸掉井边的冰的年轻妇女，看到讲完话坐在马鞍上的我，说道：
“哎呀，那不是在咱村扛过’长工‘的小伙子吗？他成了革命军队长哩。”她们不知如何是好。
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就这样克服掉了。
可是，最严重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这就是对给朝鲜共产主义者带来了很多流血损失的救国军部队的工作。
五新的武装力量的诞生
由于一连串轰动世界的事件，1932年春显得非常动荡。霸占了满洲大陆的日本帝国主义搬出被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推翻的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制造出了傀儡国－－满洲国。日本的御用宣传机器和中国的关内以及满洲的亲日出版物，不失时机地大肆宣扬“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建设，赞美满洲国，而亚洲和世界的进步舆论则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
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到刚刚抵达日本的国际联盟调查团的活动，这个调查团的使命，是查明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原因及其责任。
以英国枢密院顾问李顿为团长，由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列强的代表组成的调查团，受到日本天皇的接见，同日本国的总理大臣、陆军大臣、外务大臣会见后，又到中国，同蒋介石、张学良会晤，然后到满洲同关东军司令本庄中将见了面，还视察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现场。日方和中方为了把李顿调查团拉向自己一边，大搞欢迎和招待竞赛，有人猜想，如果调查团查明事变的真相，国际联盟行使影响力，那么，日本也许会从满洲撤军，这种臆测不仅在政界、社会界和舆论界流行，连那些对政治开始敏感的小学生和农村的老年人也都这样说。
当时，我们正在安图地区加紧武装斗争的准备，对那种臆测和风闻并没有怎么注意，而专心进行军事训练。小沙河妇女会会员们天天把午饭装在木盆里，用头顶着送到土器店沟的台地上。
3月中旬，我们为东满许多具组织起来的游击队小组的指挥员，在安图举行了短期训练（短期讲习）。有将近20名指挥员从其他地方聚集到小沙河土器店沟。
短期训练进行了两天，头一天上理论课，第二天进行动作训练。我在政治课上讲了朝鲜革命的路线和方针问题，还讲了游击队的生活规范和行动准则。军事训练主要由朴勋负责辅导。那时我们的训练逐步从规定动作、武器装卸等基础训练深化到袭击、埋伏等战术训练。
安图成了朝鲜共产主义者建立抗日人民游击队的活动总部和中心，常有工作员和通信员从豆满江沿岸各县来到小沙河同我们联系。我们在安图组织游击队的消息，一直传到国内各地，20岁上下的热血青年们听到这个消息，冒着生命危险，从朝鲜和满洲各地拥到安图来，要求参军。
边达焕在带领八名志愿入伍的五家子青年来安图的路上，被日本军警逮捕关进监狱，也是在这个时期。解放初，边大愚老人来找我，讲到他儿子未能实现入伍的理想，在狱中虚度了几年岁月时，表示十分惋借。
在间岛的各县中，特别是延吉地区，来找我们的人最多。延吉地区密布敌统治机构和镇压工具，密探网也很多。1932年4月初，池田大佐指挥的以罗南19师所属38旅75团为基干，由炮兵、工兵和通信兵加强的间岛临时派遣队，为了对东满地区进行“讨伐”，渡过豆满江闯进了延吉等间岛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地区的地下组织把很多要求参军的青年送到安图来了。
也有不少青年未经组织的推荐，只听到有关我们的消息，便自动来找我们要求参军。
敦化的陈翰章也领着名叫胡泽民的中国青年来找我。胡泽民曾在和龙当过师范学校的教师。
有时候一天就有十多名青年结伙来找我们。
可是，救国军却在路上拦截他们，常常把他们抓去杀害。
当时，中国东北地区有东北自卫军、反吉林军、抗日救国军、抗日义勇军、山林队、大刀会、红枪会等形形色色的反日部队。所谓反日部队，是指在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满洲后，由那些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帜，从旧东北军脱离出来的爱国军人和官吏以及农民组成的民族主义军队。这些部队被统称为救国军。
在满洲地区的反日部队中，较为有名的有王德林、唐聚伍、王凤阁、苏炳文、马占山、丁超、李杜等的部队。
东满最大的反日部队是王德林部队。王德林在青年时代，在穆棱和绥芬河一带密林中，毫无政治主张，过着“绿林豪杰”的土匪生活。后来他率部队编入张作相麾下的吉林部队，才成为具备了正规军外貌的军官。九·一八事变以前，他在旧吉林军当了第3旅7团3营营长，民间称他的营为“旧3营”。
日军进攻满洲后，他的上司吉兴旅长向日军投降，拜见了关东军司令。
他宣誓要效忠日本帝国，被日军任命为吉林警备司令。
王德林为上司的背叛行为所激怒，立即举行哗变，宣布抗日救国。他率领500多名队员进入山林，组织了中国国民救国军，并任命吴义成为前方司令，开始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作战。
吴义成、史忠恒、柴世荣、孔宪永等都是王德林的忠实部下。他们以罗子沟一带为活动据点，牵制间岛地区的敌人，后来跟我们游击队建立了血肉联系。
南满的山区有唐聚伍的自卫军进行活动。黑龙江省一带则有马占山部队抵抗北上的日军。聚集到安图偏僻山区的是吴义成属下的于司令部队。这支部队非常强横凶暴。
他们都一致把朝鲜共产主义者看作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认为朝鲜人是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引进满洲大陆的肇事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朝中两国人民之间不断进行挑拨离间活动，加上在五·三○暴动和万宝山事件中所产生的对朝鲜人的坏印象，直到那时还留在中国人的脑海里。
朝鲜民族和中华民族，都是同样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强加的灾难和不幸的被压迫民族，正如中国人不会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一样，朝鲜人民也不会成为他们的走狗；正如中国人不会成为朝鲜人民的敌人一样，朝鲜人也不会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然而救国军的上层顽固分子没有具备能够理解这些道理的政治判断力和洞察力。他们也盲目地敌视共产主义。当然，这是同救国军的上层大部分是资产阶级出身这一点也有关系的。救国军的上层造出朝鲜人是共产党，共产党是宗派分子，宗派分子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这样一条公式，并以此为准，毫不留情地迫害和杀害青壮年朝鲜人。
在城市和平原地区，有日本侵略军在猖狂肆虐；在日军还没有占领的农村和山区，又有成千上万的救国军把守在路口，使我们动弹不得。救国军的敌对行为，是对我们年轻的游击队生存的严重威胁。
不消说日本帝国主义，就连山林队和独立军也都反对朝鲜共产主义者，因此，我们名副其实地陷入了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的地步。
不改善同反日部队的关系，就不能使我们游击队的存在和活动合法化；不把游击队的存在合法化，就不能扩大队伍，就不能公开地进行军事活动。
虽然组织了部队，却不能合法化，因此，我们处于躲在人家后屋的境地。
只有公开露面才能发挥作用，而我们却不能公开露面。我们没有军装，都穿着便衣，躲在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