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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歌，并把它普及到革命组织中去。
起初，我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支歌。我到新安屯去，才听到那里的青年唱这支歌。
金赫背着我，和车光秀、崔昌杰等同志商量后，便在吉林一带普及了这支歌。当时，我对他们把我比做启明星，甚至编歌来唱这件事，曾严加批评。
在《朝鲜的启明星》这支歌得到普及的那个时期，我们的同志连我的名字也改称一星了。他们自己给我起了这样的名字，根本不管我同意不同意，就”一星“、”一星“地叫起来了。
和同志们一道提议把我的名字改力金日成的是边大愚等五家子的志士和崔一泉等青年共产主义者。
这样，人们以”成柱“、”一星“、”日成“这三种名字来叫我了。
金成柱，是我父亲给我起的本名。
幼年时节，叫曾孙，那是因为，那时曾祖母在世，她叫我曾孙，于是一家人都跟着叫起”曾孙“了。
我认为父亲给我起的本名是很宝贵的，所以不喜欢人家给我起别的名字来叫我。尤其是，把我比做星辰或太阳，对我这样的年轻人弄些不相称的名堂来拥戴，我是绝不允许的。
然而，我们的同志不管我怎么批评、怎么说服，也不管我高兴不高兴，就是喜欢叫金日成这个名字。
1931年春，我在孤榆树被军阀逮捕，在牢里呆了20天左右，那时金日成这个名字第一次登在公开的出版物上了。
可是，直到那时，认识我的大部分入都按过去的习惯仍叫我成柱。
唇来到东满开始武装斗争以后，同志们开始只用金日成这一个名字来叫我。
同志们就这样又给我起新的名字，又作歌来歌唱我，把我拥戴为他们的领导者。他们是那样诚心诚意地拥戴我。
我年轻，斗争经历也短，可是他们全心全意地推举我，那是因为他们从过去由于没有统一团结的中心，各党各派各自以英雄豪杰自居，专事派系斗争以致葬送革命运动的前一代的运动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是因为他们痛切地省悟到，要光复祖国，两千万民众必须同心同德抱成一团，要使两千万民众团结成一体，就必须有领导的中心、统一团结的中心这一真理。
我热爱和永不忘记金赫、车光秀、崔昌杰等同志，并不是因为他们作歌来歌颂我，拥戴我当他们的领导人，而是因为正是他们开辟了我们民族热切盼望却未曾实现的统一团结，即我国人民的骄做、光荣、无穷无尽的力量的源泉－－真心的统一团结的先河；因为他们是用鲜血开辟了在我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实现领导者和大众的一心同体的统一团结的新历史的先驱。
和我一道进行了革命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者们，从未因争权夺位而在队伍中造成不和，也从未因意见分歧而破坏我们当作生命的统一团结。统一团结，曾是在我们队伍中识别真革命和假革命的试金石。正因为如此，他们即使被拉到监狱和绞刑架上，还是用生命捍卫统一团结，而且把它作为瑰宝传给下一代共产主义者。
这就是他们的最大历史功绩。拥戴领导者，以领导者为核心实现了统一团结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崇高、优美的灵魂，是产生今天我们党称为一心团结的统一团结的伟大的传统。
自从青年共产主义者拥戴领导者，同心同德地团结在领导者周围开展革命斗争以来，朝鲜的民族解放斗争开始谱写新的篇章，给过去由于派系斗争弄得混乱不堪的历史打上了句号。
金赫离开我们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他那为了革命，熬夜、挨冻、挨饿，奔波于风雪大作的满洲旷野的情景，仍然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如果他现在仍活在我们身边，他会做很多的工作。当革命面临严重考验的关头，我就怀念那时全身燃烧着爱国热情，在斗争中使自己的青春发光的亲密的同志金赫，为他过早地去世而感到痛借。
我们为了把金赫的形象永远传给后代，在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的最前排立了他的半身像。
金赫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除了我，当时和他一起斗争过的同志们全不在世了，所以没人知道他的相貌。因此，在雕他的半身像时，我们的雕刻家付出了很大的辛劳，金赫的相貌是根据我的描述雕成的。
七1930年夏
ML派的宗派分子不仅不从五·三○暴动的失败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反而在1930年8月1日这个国际反战日前后，以吉敦铁路沿线地区为中心，又发动了一次冒险的暴动。
这场暴动给我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五·三○暴动后，转入地下的那些为数不多的组织也都暴露了。我出狱后奔走各地好不容易恢复起来的组织，也再次受到打击，遭到破坏。在满洲各地，许多优秀的领导骨干成批地被捕、判刑。敌人有了诋毁共产主义、镇压共产主义运动的借口了。
这次暴动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离间活动，起了多大的帮助作用，就更无须赘言了。由于两次暴动，朝鲜人在中国人面前完全失去了信用。后来，我们通过游击斗争，费了很大的劲才恢复了信用。
居住在东满的朝鲜人，经历了八·一暴动，才开始逐渐深刻地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有多大的危害，才以不信任和戒备的目光对待驱使群众举行冒险暴动的宗派事大主义者。
我们立即派遣工作人员到暴动席卷过的地方，使革命群众不再上宗派分子的当。
我也准备经由吉林市到敦化方面去做恢复组织的工作。我到了吉林市一看，像五·三○暴动后一样，空气十分紧张，杀气腾腾。
我每天化装几次，到处去找那些与组织有过联系的人。吉林市的火车站、城门和各岔路口，都设了检查站。日本领事馆的密探也在街上到处乱窜，搜索朝鲜革命者。当时民族主义运动已经趋于衰亡，所以敌人也不像在安昌浩事件时那样追寻独立军老头儿们，而到处设网，企图捉拿搞共产主义运动的青年。
曾以反对铺设吉会铁路的斗争而沸腾的吉林市，如今也很难见到熟悉的面孔，想到这里，我心情无比悲痛。
同志们跟我分手的时候，劝我说，到了吉林市决不要久留，要马上到海龙或清原去。但也不能因此就轻易离开吉林市。想到整整三年为开拓新的革命道路日夜奔波付出的心血，我不忍心那么轻易地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如果我在吉林市没有为革命受苦，甚至坐过牢，那么，对这个城市也许不这样留恋。越是倾注了自己心血的地方，就越热爱，这是人之常情。
幸亏我遇到一个做过共青同盟工作的同志，得知了几个组织成员的下落。我把他们叫到一块，指示他们不要再在敌人面前暴露组织成员，吉林少年会、留吉学友会等合法组织，也要暂时转入地下。
我们还讨论了贯彻卡伦会议方针的措施。然后对一些可靠的同志交代了恢复革命组织的任务，把他们派到各自的活动地点去。
我也决心离开吉林市了。我要做的事太多。吉林市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我就更急切地想到东满方面去恢复被破坏的组织。
我打算先到清原或海龙方面去，在中国朋友家暂时躲一躲，然后到一些遭敌人破坏严重的地方去，消除暴动的后果。我估计，到了海龙和清原，可以同卡伦会议后一直没有见过面的崔昌杰取得联系，和他一起开辟去南满的通路。这一地带和柳河是崔昌杰的活动地区。
崔昌杰来往于柳河、海龙和清原一带，正在建立基层党组织，扩大共青同盟、反帝青年同盟等各种群众组织。当时这一地区的革命运动，由于国民府派和反国民府派的对立，正经受着巨大的阵痛。加上八·一暴动余波的冲击，革命组织成批地遭到了破坏。
海龙和清原之间，有一个我很熟悉的吉林时期的中国同学。初建游击队时，他曾在我们部队，南满远征后他回家了。我想到他家去住些时候，等白色恐怖稍稍平息，就可以顺利地闯过这个危险关头。
我离开吉林那天，有几个女同志到车站为我送行。因为她们都像富家小姐似地穿着漂亮的衣服，所以我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安全地上了车。当时，军阀以为绅士家的人是不会搞共产主义运动的。
那时，我没有在吉林本站上车，而到警戒不严的市郊车站上车。不料在车上我遇见了张蔚华。
张蔚华说，他是到沈阳去念书的。他说，在去沈阳之前，为了找我商量干革命的办法问题，先到过吉林市，可是那里却杀气腾腾。他说：”我认识的朝鲜人都已隐藏起来，所能见到的不是军警，就是日本走狗。我找不到你，又没有熟人，只好去沈阳了。“他说着，不由分说地把我拉到他乘的一等车厢里。看来，他也猜到我是为躲避敌人的恐怖行为而潜行的。
这天，警察对乘客的检查特别严。他们把所有的车门都封锁起来，一一检查上车人的身份，对有些乘客，还毫不留情地翻他们的行李。这天，检票员检票也比往常严得多。八·一暴动的后遗症，不仅影响到城市和村庄，甚至影响到列车上。
在张蔚华的帮助下，我安全抵达了海龙站。警察对乘客的检查那么严，可是对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张蔚华，却连问都不敢问一声。我跟他坐在一起，也没有受到警察的盘查。检票员也没有查我们的车票就过去了。这可能是因为张蔚华的背景吧。
那时，我怀里藏着文件和秘密材料。如果警察搜身，我是不会没事的。
到海龙站一看，日本领事馆的警察早已在站台和检票口严阵以待。我凭直感意识到某种危险要临头了。
我想到海龙站的敌人是日本警察，心里就非常紧张。中国警察和日本警察同样都是警察，可是如果落到日本警察手里，那就更没办法了。他们在满洲抓到朝鲜革命者，就不由分说地押送到国内去，或者在关东都督府法院审判后，关进旅顺、大连、吉林等地的监狱。
当我拿不定主意，呆望着车窗外时，张蔚华说，没有特急的事，就跟他一块走，要我到他家去见见他父亲，也商量商量他的前途问题。
我本来是打算在草市站下车到目的地去的。要到草市站，还要走五六站。
张蔚华在海龙站下了车，就没有人保护我了，那就可能出现意外的危险。
于是我决定应他的邀请，跟他一起下车。
张蔚华的父亲正好在车站等着。他父亲是到营口去卖人参，在归途中听说儿子要来海龙，才前来接儿子的。他带着几十名腰挎盒子枪的家丁，把一辆高级马车赶到了我们面前，真够气派。领事馆的警察们，愣愣地站在那里，不敢触犯我们。
我们坐上高级马车，在家丁们的护卫下，大摇大摆地向站前大街驶去。
那天，我同张蔚华他们一起，住进了高级旅馆，休息得很好。
张蔚华他们让家丁们站岗，家丁们把旅馆围了两重三重，戒备非常森严。
张蔚华的父亲说，隔了好久才见到我，很高兴，便把我领到特等房间，连连替我点好菜。他在抚松的时候就很体贴我。客人问他我是谁，他就开玩笑地介绍说，是他的干儿子。起初是开玩笑的，后来就真的叫我干儿子了。
我知道张蔚华是大富翁的儿子，可是，从我在抚松的时候起，就跟他亲密相处。我从小就有地主是剥削者这种一般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