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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春学是三光学校的前身彰信学校的创办者，又是校长。他曾到苏联去过几年，在滨海省读过书。因此，在当时来说，可算是相当开明的人物了。
当我们到孤榆树，把彰信学校改造成三光学校，把民族主义者组织的群众组织改编为共产主义组织、革命组织的时候，他最先对我们所做的工作表示理解、并积极地帮助了我们。
像承春学这样的人，竟对他俩的相爱持冷淡态度，金赫虽是男子汉大丈夫，也不免感到有些惶恐。
承少玉的母亲对金赫倒是称心的，认为金赫将来是个好女婿，所以对他俩的关系持默认的态度，而且在丈夫面前尽量庇护他们。后来，承春学经过对金赫较长时间的仔细观察，知道了他是出色的革命者，终于随了女儿的心愿。承春学允许他们订婚那天，金赫和承少玉照了相。那时，承少玉家还有照相机。
当金赫牺牲的消息传来，承少玉完全陷入了绝望的境地，她甚至想投河自尽、我们的同志们好容易才把她从伊通河畔拉回来，使她镇静下来。
承少玉在那以后，仍全心全意地参加革命活动。《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的作者崔一泉丧偶后，承少玉嫁给了他。宁愿做继母抚养别人生的孩子，也要同跟金赫一样的革命者度过一生，这是她作为女性的理想。
金赫的火一般的性格在革命实践中，表现为火热的忠诚。他是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和忠诚的革命者。他比我大五岁，曾到日本读过书，但他从不表现自己，总是诚恳地接受我们交给他的任务。因此，我格外珍重和爱护金赫。
1928年夏，金赫同车光秀一道在柳河县一带进行活动。就是在这个时期，由他们指导，在孤山子东盛学校办了社会科学研究会（特别班），组织了反帝青年同盟支部。那时，金赫讲授人类进化史、世界政治地理、文学和音乐科目。他在孤山子的青年学生中是个大红人。
当我出狱后向东满方面出发时，金赫往返于孤榆树和吉林之间，执行组织交给的任务。就在我去敦化时，我们用书面交给了他一项任务，让他去指导江东、吉林、新安屯的革命组织，同时为出版新刊物做准备。
过了一些时候，我在敦化办完事，回卡伦的途中去找金赫，见他正扎扎实实地执行我们交给他的任务。当我向他谈及我在狱中酝酿成熟的问题和要到卡伦去做的工作内容时，他兴奋地要马上和我同去卡伦。我告诉他，先别急着去卡伦，把任务完成后再来。金赫感到很遗憾，但是他还是按照我的话，在新安屯促进了新刊物出版的准备工作后，才到卡伦来。
卡伦会议以后，我们全面地加紧进行发行新刊物的筹备工作。新的革命路线提到了日程上，组织和动员群众将其路线付诸实现的第一个党组织诞生了。在这种情况下，出版一个能够起到思想代言人作用的刊物，便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了。
金赫很了解这种情况，因此他到卡伦后，通宵达旦地赶写稿子。根据他的提议，把新出的刊物定名为《布尔什维克》。
我们计划，完以杂志形式出版《布尔什维克》，借此用革命思想牢牢地武装群众，等到有了充分的物质准备后，逐步改成报纸形式，印发份数也要逐渐增加。1930年7月10日，《布尔什维克》创刊号问世了。
我们这个杂志分发到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各支部、各反日革命组织、朝鲜革命军各小组，还发到我们掌握的学校当教材用。那份杂志上，还登载了解释我在卡伦做的报告的文章。《布尔什维克》在介绍和宣传卡伦会议方针方面，的确起到了巨大作用。起初一个时朗，《布尔什维克》以月刊形式出版，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读者的要求，改成了周报。
金赫作为《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任总编辑，几乎每天都通宵地写稿子，直到离开卡伦。他那火一样的热情，没有让他平静地休息一下。
1930年8月初，他作为朝鲜革命军小组负责人被派到哈尔滨去了。在这以前，他主要在吉林、长春、柳河、兴京、怀德、伊通一带活动，哈尔滨对他来说是生疏的地方。我对这个城市也没有什么了解。
我们在吉林时就重视哈尔滨的工作。这个城市的居民，工人阶级居多。
要想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就要大胆地到长春或哈尔滨那样的大城市去培养我们的力量。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和反对军阀攻击中东铁路的背信弃义的反苏行为的斗争过程，说明哈尔滨的工人阶级和青年学生的革命性是很强的。到这样的地方去，如能部署好组织网络，就可以把很多群众团结到组织里来。
我们之所以重视哈尔滨，再就是因为共产国际的联络处在那里。我在吉林毓文中学组织的共青同盟曾接上关系的共产国际所属的共青组织，也在哈尔滨。要想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我们就必须在这个城市开辟自己的渠道，以便随意出入这座城市。
把金赫派往哈尔滨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哈尔滨一带扩大我们的组织，同时也为了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
金赫欣然接受我们交给他的任务，当时，他那显得非常兴奋的面孔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金光烈（金烈）给他写了去共产国际的介绍信。
金赫出发时，久久地握着我的手不放。他对我们交给他的任务，从不计较轻重，总是怀着火一般的热情去完成。可是每当他为单独出去执行任务离开我们时，又总表现出深深的惜别之情。他不管做什么，喜欢很多人在一起干，最不喜欢孤独。
有一次，我问他，一个诗人时常体验孤独的心境，对磨练文学修养是没有坏处的，为什么你那么惧怕孤独？金赫坦白地说，过去满腔郁愤，像浮云一样游历四方时，孤独曾是个贴心的旅伴，可是自从结束了那种生活，就不喜欢它了。他说他在江东过了几个月孤独的生活，来到卡伦和同志们在一起熬夜工作，正在兴头上，又要分手了，他感到很惋惜。
我握住他的手，像哄孩子似他说：
”金赫，还不是因为要干革命才有这样的离别呀。等你从哈尔滨回来，咱们一同到东满去工作吧。“
金赫苦笑一下说：
”成柱，哈尔滨的事你别担心。无论如何，我要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笑着回到同志们身边来。以后到东满去时，要最先叫我同去。“这就是我同金赫的最后离别。
同他分手后，我自己也不禁感到惆怅。
我们的组织网是从1927年末开始伸向哈尔滨的。当时发生过这样的事：
有几个在吉林第一中学勤工俭学的学生，同讲课时侮辱了朝鲜民族的反动的历史教员大闹了一场以后，跑到哈尔滨。在那些学生中有几名我们领导下的留吉学友会成员。
我们把到哈尔滨建立组织的任务交给了他们。他们以在哈尔滨学院、哈尔滨高等工业学校、哈尔滨医专读书的朝鲜青年学生为中心，组织了朝鲜人学友亲睦会和读书会。1928年秋，以这些组织的骨干组织了反帝青年同盟哈尔滨支部。1930年初，组织了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哈尔滨支部。每逢假期，我们派韩英爱去指导哈尔滨的组织。当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席卷满洲的时候，哈尔滨的青年学生积极响应，并开展了大规模的斗争，就是因为那些组织发挥了作用。
哈尔滨的革命组织中，朝气蓬勃的青年很多。现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徐哲同志，那时就在哈尔滨共青同盟支部里工作过。
由金赫率领的朝鲜革命军小组到达哈尔滨时，那里的空气非常紧张。当时的情况，是连学友亲睦会、读书会那样的合法组织也要被迫转入地下。共青同盟等非法组织必须彻底伪装起来。
金赫同哈尔滨的同志们一起，讨论了保卫组织、保护组织成员的办法。
按照他的意见，这个城市的所有革命组织，都分散成许多组，更严密地转入了地下。
金赫和武装小组成员一道，深入码头工人和青年学生等各界群众中间，积极地解释卡伦会议方针。他以熟练的组织手段和胆量教育青年，扩大组织，同时还大力推进了建立基层党组织的准备工作和筹措武器的工作。他避开敌人严密的监视网，同共产国际联络处也接上了关系。
在整顿和提高哈尔滨的工作方面，立下了很大功劳。他作为担当一个区域革命工作的负责人，走遍了整个城市，活跃地开展工作。不料在哈尔滨道里区的一个秘密联络站，他遭到了敌人的突然袭击。他和敌人开枪拼杀，最后他下定决心自杀，从三层楼上跳了下去。但是，他那铁铸般的肉体没有听从意志的指挥，反倒使他被敌人捉去。敌人把他押到旅顺监狱，施以种种迫害和严刑拷打，在敌人残酷折磨下，他终于牺牲在监狱里。
金赫和白信汉一样，是在我们革命队伍中，为祖国和民族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的第一代的代表人物。
在一个革命同志贵于千金的那个时代，我们失去了像金赫那样出色的革命才子，是对革命的莫大的损失。我听到他被捕的消息时，几天都没能入睡。
后来，我到哈尔滨时，曾在他留下脚印的街巷和码头踱着步，低吟他生前创作的歌子。
金赫和车光秀、朴勋一样，为探索朝鲜的前进道路，遍历他乡，终于和我们携起了手。当他在上海法租界的一个亭子间，寄人篱下，长吁短叹度日的时候，是车光秀写信给他，介绍了我们的情况。车光秀在信中写道，不要在上海虚度年华，到吉林来吧。只要你到吉林来，就有你所寻找的领导人，既有理论也有运动。吉林是你的理想所在之地。车光秀给他去了三四次这样的信。金赫就这样来到了我们这里。他和我们见过面后，在吉林转了几天，然后找到我，有力地握注我的手说：”成柱，我要在这里抛锚。我的人生要从现在开始。“
据说，车光秀和金赫是在日本东京留学时成为莫逆之交的。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在建立共青同盟那天，他流着泪领唱《国际歌》的情景。
那天，金赫握着我的手说：
我在上海时，曾同中国学生们一起参加示威游行。我见他们呼着反日口号行进，牵动了我的心，便投入了游行队伍。示威遭到挫折，我回到住所，翻来覆去地想，现在该怎么办？明天该做什么？因为我不属于哪个党派或组织，是个无党派青年，所以没有人告诉我要在哪里集合，也没人指示或跟我说，明天要在哪里，怎样进行斗争。
我参加示威时，心里想，当我泄气时如有人喊着叫我前进，该多好！示威游行结束，要回家时，如有组织和领导人指示明天要怎样行动，那该多带劲！当我中弹倒下时，如有同志抱着我，挥泪叫喊”金赫“、”金赫“，我该多么幸福！我参加的示威队伍如果都是朝鲜人，是朝鲜的组织，又该多么好！当我朝向敌人的枪口前进时，这种想法始终都凝结在脑间。来到吉林，我找到了好同志，这就够幸运了。今天又加入了共青组织，真不知怎样表达我内心这种骄傲和自豪。
金赫的这一席话是毫无修饰的真心话。
他常说，他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就是找到了好同志。正因为他有这佯一种人生体验，所以他才创作了《朝鲜的启明星》那样的歌，并把它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