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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利用同志们来探监的机会，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们，并采取措施，发动组织给他解决了困难。
几天后李看守来找我，感谢我给他张罗了彩礼。然后问我说，监狱当局说你是共产主义者，这是真的吗？
我回答说我是共产主义者。他很激动地说，这该怎么理解呢？人们说共产主义者都是”胡匪“，难道像你这样善良的人还能抢人家的东西吗？如果你是真的共产主义者，那么，给共产主义者扣上”胡匪“的帽子，是不妥当的。
于是我对他说，共产主义者是为建设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都过上好日子的社会而斗争的人，我们朝鲜的共产主义者是为了从朝鲜土地上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而斗争的人。有钱有势的人骂共产主义者是”胡匪“，是因为共产主义者要推翻地主、资本家、土豪和卖国贼飞扬跋扈的腐败的社会。
李看守连连点头说，因为自己无知，才受了当局虚伪宣传的骗，以后就不再听信那套话了。
从那以后，李看守每次交班回家时都来看我。我托他跟别的牢房作什么联络，他也爽快答应。不久后，我还通过他同外头取得了联系。从此，我的狱中生活就比较自由了。
但并不是所有的看守都像李看守那样善意对待我们的。有一个像毒蛇一样的看守长，他从窗洞向牢房里面窥视，成心找茬儿折磨囚犯。
吉林监狱一共有三个看守长，大家对这个看守长的反映最不好。他值班的时候，囚犯连打哈欠都不敢随便。
有一天，我们决心整他一下，让他改变态度。我们在狱中商量让谁去办这件事。这时，有个叫黄秀田的中国学生自告奋勇地要承担这件事，他是在吉林五中念三年级时被捕的。因读书会事件被捕入狱的学生当中，只有两个是朝鲜学生，其余都是中国学生。
我们问他说，要是整了看守长，就得蹲单人牢房，少说也得多受五个月的苦，行吗？黄秀田说，为了同志们，牺牲就牺牲吧，一定要想办法整他，我要用巧妙的方法让他脱胎换骨，你们就在旁边看热闹好啦。他把竹筷子削得尖尖的，当看守长从监视孔窥视牢房时，用它捅破了他的眼球。看守长的眼里流出了血和墨液。这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
牢房里的学生们也都称赞黄秀田是英雄。但是黄秀田本人却在寒冷的冬天被关进不生火的单人牢房，受了几天罪。
学生们要求看守赶快把黄秀田从单人牢里放出来，并威胁他们说，如果不把他从单人牢房放出来，就把他们的眼睛都给捅穿。
监狱当局被迫答应了学生的要求。
从那以后，我们在牢房里就可以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了。愿意开个会就开，如有必要还可以随意到别的牢房去。我说要到哪个牢房去，看守们就立刻应允，还给我开门。
我在坐牢时，得到孙贞道牧师的很多帮助。
孙贞道牧师是我在吉林进行革命活动的整个期间，像亲骨肉一样给予我积极支援的人。他在国内的时候就和我父亲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同窗（崇实中学）观念固然也起了作用，但我想更主要的是思想和信念的共同性使我父亲和孙贞道牧师以热烈的友情结合起来。
父亲生前谈了很多关于孙牧师的事。三·一起义后，孙贞道牧师流亡中国，在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担任过议政院议长。又有一个时期，他在上海同金九、赵尚燮、李裕弼、尹琦燮等一起组织以培养将担负起武装抗战的军事人材为使命的老兵会，担任过它的劳工部长。
但是，老兵会被解散，临时政府内的派别斗争激烈起来，他就感到幻灭，迁移到吉林去了。
他到吉林后，办了一个教堂，从事独立运动。我们作为教育群众的场所广泛利用的教堂就是这个教堂。本来，孙牧师是信仰心强的笃实的基督教徒。
他在吉林的基督教徒和独立运动者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在我国的基督教徒中，有很多像孙贞道那样把一生献给了独立运动的优秀的爱国者。他们祷告也为朝鲜祷告，向”上帝“祈求也是祈求消除亡国的不幸。他们的信仰心一向同爱国心结合在一起，他们要建设一个和平、和睦、自由的乐园的愿望，在争取祖国光复的爱国斗争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天道教和佛教的信徒绝大多数也是爱国者。
孙贞道是留吉学友会的顾问，所以我经常和他接触。他每见到我就对我父亲的过早逝世表示惋惜，并鼓励我继承父亲的遗志，成为独立运动的先锋，为民族忘我奋斗。
我到吉林能够在毓文中学念三年书，是因为得到了孙贞道等我父亲的朋友的很大帮助。
孙贞道牧师为我家靠母亲给人洗衣、做针线活勉强维持的贫穷生活操心，多次补助我的学费。牧师夫人也十分疼爱我。每逢节日，她就邀我去，做些美味的朝鲜饭菜招待我。我在他们家吃的兔肉炒豆腐和清明菜糕，真是别有风味。清明菜是一种叶子上长了茸毛的草本植物，无臭无毒。他们说，他们家在平壤的时候就用这种菜做糕吃。那天我在牧师家吃的糕，是用从北山公园摘来的清明菜做的。
孙贞道有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在吉林参与过我们运动的是二儿子孙元泰和小女儿孙仁实。
那时候，孙仁实同黄贵轩、尹善湖、金炳淑、尹玉彩一样，都是朝鲜人吉林少年会会员。她在我进行青年学生运动和在监狱受苦的时候，给了我很多帮助。
有一天，看守把一个新来的囚犯推进了我们的牢房。这个人被拷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
原来他是旅新青年会组织部长姜明根。他在1929年春突然被军阀当局逮捕，我们一直不知他生死与否，没想到今天竟在监狱里见到了他，真是又惊又喜。他被捕是由于宗派分子的诬告。姜明根是因驻中青总事件而遭到宗派分子报复的。
旅新青年会的代表退出在集厂子召开的驻中青总会议，发表声讨书，揭露了宗派分子们的冒险行动。宗派分子们便怀恨在心，百般谋害，最后把一个在蛟河病死的青年说成是毒杀，向军阀当局诬告说这是姜明根他们所为。
姜明根流着泪说，他是无辜受刑，太冤枉了。我对他说，一个立大志要干革命的青年不能为这点事气馁。我鼓励他说，一个人要是豁出命来干，就没有干不成的事，要同军阀当局斗下去，证明自己无罪。
后来，姜明根真地按照我们说的做了，他在法庭上豁出命来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姜明根在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朝鲜的整个期间坚持了革命气节，解放后回到祖国，接受我们党交给的任务，忠实地做友党的工作。
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之后，我才听到他还活着，而且住在不远的地方。于是我派人去跟他约好要见一次面。
看来，他接到这个信过于激动了，在我们就要见面的前夕，他不幸突然患了脑溢血。
如果他没有死，我们是可以久别重逢，回顾吉林时代，畅叙衷肠的。
在监狱里，我对我国民族解放斗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作了分析，也对别国革命运动的经验作了研究。
我们民族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进行过示威斗争、罢工斗争，也进行过义兵斗争和独立军运动。但是，这一切斗争都未能避免失败的命运。
尽管进行了多次的斗争，洒下了很多鲜血，我们民族的斗争为什么每次都不能取得胜利，都被挫败呢？
我国反日斗争队伍的内部出现了宗派，给民族解放斗争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举起反日抗战的第一把火炬驰骋在朝鲜八道江山的义兵队伍，因为上下不一致而处在分裂状态中。希望复辟王朝政治的儒生出身的义兵将领，和主张改革旧秩序的平民出身的义兵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思想上的矛盾和对立，这使义兵的战斗力无法加强。
以复辟旧制度为最终目标的部分义兵将领，甚至为了得到政府的官职，互相争斗，争战功，以致分裂了队伍。
平民出身的义兵将领不肯同儒生出身的义兵将领联合，这导致了削弱义兵力量的后果。
独立军的情况也与此相差不大。独立军，其组织本身就暴露了分散性和散漫性。
在满洲地方进行活动的许多独立运动团体合并为三府之后，派别斗争仍然在持续。
虽然三个府合并了，成立了国民府，但其上层集团却分裂成国民府派和反国民府派，仍不断地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
民族主义者就这样分裂成许多派别，各自仰仗着一个大国，进行着无谓的争吵。
占据了独立运动领导地位的人物当中，有的企图依靠中国实现朝鲜的独立，有的企图借苏联的力量战胜日本，有的还指望美国把独立”恩赐“给朝鲜。
民族主义者之所以搞事大主义，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民族主义运动脱离人民群众，停留在上层运动上，所以它没有牢固的基础，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脱离人民，只有几个上层人物聚在一起以空谈和争权夺利虚度岁月，不去发动群众投入革命斗争－－这一本质上的弱点，也出现在所谓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们之中。
早期共产主义者们不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教育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投入斗争，反而脱离人民，专事空谈和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未能克服内部的宗派。
我国的宗派分子是民族主义系统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以及没落的封建贵族和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们是随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工人运动迅速高涨，马列主义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支持的时代趋势，打着马克思主义招牌被卷进革命潮流中来的人。
他们一开始就形成派别，进行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宗派分子们极尽欺骗讹诈、玩弄权术之能事，甚至制造出暴力团来，像强盗那样互相斗殴。
由于宗派分子的派别活动，朝鲜共产党没能实现队伍的统一，没能经得住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
早期共产主义者们为事大主义思想所俘虏，不想用自己的力量建设党，进行革命，却各自都说本派才是”正统派“，甚至用土豆刻印章，为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而奔走。
我分析过我国民族主义运动和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这种情况后，深刻认识到革命绝不能用这种方式进行。
由此，我就有了这样的信念：本国的革命只有由本国人民自己负责，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进行，才能取得胜利，革命中的一切问题都必须自主地创造性地加以解决。这就是现在所说的主体思想的出发点。
我在监狱里从各方面研究过今后将如何引导朝鲜革命前进的问题。
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光复祖国，应该用何种形式和方法进行斗争，怎样使反日力量团结一致，怎样建立作为革命的领导机关的党，我为研究这些问题绞尽了脑汁。同时也想过出狱后首先该做哪些工作。
当时，从我国的实际和社会阶级诸关系出发，我把朝鲜革命的性质规定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确定了这样的斗争方针：要打败武装的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就必须拿起武器进行斗争；把工人、农民、民族资本家、宗教徒等一切反日爱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