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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思想等当前的任务。
我为完成新日少年同盟的任务，制定了组织原则、工作体制和盟员的生活准则，并领导了他们的同盟生活，直到我上吉林市去为止。
1926年12月26日，我根据建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和新日少年同盟的经验，帮助母亲成立了反日妇女会。
父亲逝世后，我母亲积极开展了革命斗争。那时候，我母亲不仅在抚松县城内，而且走遍附近农村的广大地区，到处建立夜校，教朝鲜妇女学好我国文字，用革命思想教育她们。
我在抚松逗留一段时间后去吉林市时，照事先的约定，去桦甸拜见了金时雨。
金时雨说，金史宪先生是我父亲的好友，他给他写了一封信，是要他想办法帮我入学的介绍信。这是我同金时雨的最后一次见面。
金时雨是我难忘的人中印象最深的一个人。他少言寡语，但为祖国的独立做了很多工作。从群众启蒙工作和后代教育工作起，直到购买武器，筹备资金，做国内工作人员的向导，传递秘密文件和资料，以及合并武装团体，保障其行动统一的工作，没有他不参与的。
他不仅积极帮助过我父亲的工作，而且也诚心诚意地帮助了我的工作。
我们建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时候，他在外面为我们望风，又比谁都更为我们同盟的成立而高兴。
金时雨和我分手后继续经营永丰碾米厂，给独立军提供粮食，积极进行对朝鲜人学生的支援工作。在中国打国内战争的时候，他身为革命支援委员会委员长，为保护朝鲜人的生命财产免受日本军队和蒋介石军队的侵害，在桦甸一带吃了很多苦。
1958年，金时雨回到了祖国。他一辈子为民族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却从未讲过。所以，我也无从知道他的去向。
他在前川身患重病，临终几天前，才对自己的孩子们讲了他同我父亲的关系和他同我的关系。
他儿子听了十分吃惊，还责怪父亲说，跟将军有这般深厚的关系，为什么一次也不去拜见将军？将军见到父亲该多么高兴。今天将军正在前川地方进行现场指导，现在还不晚，如果父亲实在不能走，该请将军到我们家里来。
当时，我确实在前川郡进行现场指导。
金时雨听了儿子的话，反而责备说：
“临死前，我讲这些往事，不是为了让你们得到什么好处，而是为了让你们知道我家的家史，让你们也同样好好拥戴将军。将军的工作繁忙，我们一刻也不能耽误他的时间。”
老人生性耿直，老实忠厚。如果他听了儿子的话，他就能见到我，我也能见到他的。可是我们没见到面，太遗憾了。这是我终生未能补救的一桩事。
我每当想起华成义塾和“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期的往事时，就回忆起金时雨。离开金时雨，就谈不上我的桦甸时期。我们在桦甸普及新思想，建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日日夜夜是令人难忘的。就在那些日子里，默默无言地给了我最大帮助的正是他金时雨。
“打倒帝国主义同盟”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战无不胜的强大队伍，是因为有了金时雨这样忠厚的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
我心怀人民的期望，怀着远大的抱负和决心，奔向吉林市。
五独立军的女杰李宽麟
我在华成义塾辍学，回到抚松一看，来到我家的独立运动者不像从前那样多了。
同日夜人迹不绝的过去相比，家景确实寂寞冷清了。
抚松给我留下的印象中不能忘怀的还有李宽麟。我父亲去世后，她就住在我家。吴东振打发她来我家时嘱咐说，宽麟得过金先生的很大帮助，决不要忘记这些恩德，现在要到抚松去好好照顾成柱的母亲。李宽麟担任南满妇女教育联合会的工作，同时为我母亲做伴。
李宽麟本来就是胆大无畏，明朗快乐的姑娘。她文武双全，又清秀俊美，浩气凛然，恐怕当时在朝鲜再没有第二个像她这样的女杰了。
那时，封建观念很强，妇女外出也得把脸遮住。可是，李宽麟女扮男装，骑马走在大街上，过往行人无不惊异地望着她，好像看一个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人。
我回家没过几天，发现李宽麟不像从前那样生气勃勃了。
她听到我退出了华成义塾，大为惊讶。她知道这所军官学校不是谁都能去的，有些人想去也去不了。可是我自愿退学，怎么会不使她吃惊呢？
当她听了我辍学的理由和前后过程后，才说我做得对，并支持我去吉林市的决心。但她还是掩饰不住怅然之色。
看来，我否定民族主义系统的学校，并从思想上同它诀别的行动，给了她一定的冲击。感受性强的李宽麟分明是从我生活上的变化中更清楚地看到了独立军的结局和民族主义的末路。我母亲说，她比以前有很大变化，近来更是少言寡语了。
起初，我以为这也许是待字闺女中常有的那种苦闷。当时她已经有28岁。在那一到十四五岁就上头出嫁的早婚时代，听说姑娘有28岁，都摇头说太老不能娶。像李宽麟这样超过了婚龄的老处女，为自己的终身大事而苦闷，完全是可能的。
因为她常有发呆的现象，有一天我问她最近为什么脸色憔悴阴郁。
李宽麟长吁一口气，回答说，那是因为年岁越来越大，诸事却没有一个称心的。成柱的父亲活着的时候，一天走一二百里路也不觉得累，可是你父亲去世后，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起劲，带在身上的手枪也快要生锈了。在这种情况下，又没有可依托的主心骨，这不是糟糕吗？我看独立军怎么也做不了大事。现在独立军的情况可糟了。顶头的老爷们不知在想什么，光摆架子，也不上班。那些还能打仗的大汉，沉迷于过小家庭的日子。年轻小伙子只追逐女孩子几天前，有个英勇善战的小伙子娶了媳妇，就退出独立军，上间岛去了。一个个看着风头夹着尾巴溜走。男大娶妻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娶了老婆就放下了枪，谁来争取朝鲜独立？我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这样不顾自己的体面。
我这才明白了她苦闷忧郁的原因。她一个姑娘家，为了祖国的独立，把终身大事都置之脑后了。而那些年富力强的男子汉却扔掉枪支去找个人的安乐窝，她怎么能不愤慨呢！
当那些有点文化的姑娘们，被开化运动卷起的熏风所陶醉，到处卖弄新女性的风韵的时候，李宽麟腰佩六轮枪，活动在鸭绿江两岸，与日寇军警展开了浴血奋战。
我想，在我国历史上女扮男装，腰佩手枪，作为职业军人与外寇奋战的实例是罕见的。我在这部回忆录中特辟一个专题回顾李宽麟的生涯，正是因为我很重视这一点。在男尊女卑的旧观念根深蒂固的我国，女人佩着手枪上战场，是难以想象的。
过去，我国妇女反抗外寇的方法是按时代的不同而不同的。但是，从这些差别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种反抗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带着以封建儒教的贞操观为基础的消极形式表现出来的。
每当外寇来犯、屠杀掳掠我国人民时，妇女们就进到深山或寺庙去躲避，以免遭受辱身之耻，来不及躲藏的妇女则以自尽反抗敌人。壬辰倭乱时，载入国史的烈女比忠臣多30倍以上，可见我国妇女的节操是多么坚贞。
据说，崔益铉在对马岛绝食殉国，其夫人服丧三年后自尽。
从人伦之道来看，此举可视作为国尽忠、为夫守节的最高尚的道义。
不过，这里有值得考虑的问题：如果都这样寻死，由谁来消灭敌人，保卫祖国呢？
随着国家的近代化，我国妇女的思想方法和人生观也发生了变化。曾用躲藏、自尽等消极的方法反抗敌人的我国妇女，开始同男子一道敢于在军警的刀枪面前挺身而出，参加反日示威，向敌人官署投掷炸弹。
然而，身为女独立军，手持武器，在异国土地上进行十多年武装斗争的，恐怕只有李宽麟一人。
李宽麟面目俊秀，无论到哪里，她都为甩不掉许多追求她的男子而苦恼。
论容貌、学识和家庭环境，她都有很好的条件，或者当个学校教师，或者找个如意的丈夫，过上不次于别人的富裕生活，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她把自己的青春视如草芥，献给了独立运动。
她父亲属于在朔州自耕的中产阶层，家里有好几町步的土地和山林，还有10间大草房。宽麟12岁那年，她母亲去世。两年后，因为她父亲续弦，竟娶了个16岁的姑娘。
李宽麟不愿把这个比自己才大两岁的女人叫母亲。而她父亲是老封建，女儿长到15岁，就不想送她上学念书，一心想找个适合的女婿把她嫁出去。
李宽麟看别的孩子上学念书，心里羡慕不已，经常缠着父亲让她上学念书，但她父亲一直置若罔闻。她对父亲深感不满，15岁那年便逃出了自己的家。
她趁父亲外出的机会，悄悄来到鸭绿江边，把衣服和鞋子脱在冰窟窿旁边，径直跑到义州去了。她到那里求得一家远亲的帮助，入了养实学校。她逍遥自在地学了半年多，到了秋天才给父亲去信，要求提供学费。
她父亲以为女儿投江自尽了，一直在泪水中度日，忽然接到女儿的信，又惊又喜，立刻赶到了义州。他见了女儿，说他再也不阻拦女儿上学念书了，叫她有什么需要，尽管随时来信。
从此，李宽麟再不为学费操心，专心学习。因为她学习成绩优异，学校保送她到平壤女子高等普通学校技艺科学习。
她在这里学习几年的过程中，逐渐懂得了人情世事，又经我父亲的介绍，加入了朝鲜国民会。从此，她作为一名堂堂的革命组织成员，参加了地下活动。就在这个时候，她从我父亲那里学到了“志远”的思想。她在平壤女子高等普通学校、崇实中学、崇义女校和光成高等普通学校的学生中，秘密地进行了吸收同志的工作。
有时，她以野游为名，到万景台的我们家来，跟我父亲谈工作，也帮我母亲做些活。当时，虽然交通还不方便，但由于万景台的风光秀丽，崇实中学、光成高等普通学校等各校的许多学生，一到春天，就带着午饭到万景台来野游。
在平壤爆发三·一人民起义的时候，李宽麟一直站在游行队伍的前列英勇奋战。示威受挫时，她就跑回宿舍喘口气，再出来高呼着万岁鼓舞学生。
当起义失败，敌人开始大肆逮捕示威主谋时，她就回到家乡专门从事独立运动。她下定决心，在结束亡国命运以前，决不再安然坐在教室里学习。起初，她在吴东振组织的广济青年团做总务工作。
李宽麟早在转移到满洲以前，就因在家乡用手枪击毙了两名日本警官，把他们扔进了鸭绿江的冰窟窿，轰动了天下。
她加入独立军后，有一次回到国内进行募集资金的工作，不料被警察盯住，要来搜查她。而她顶在头上的包裹里藏有手枪，情况十分危急。
警察要她把包裹打开。她装作打开包裹，飞快地掏出手枪，把警察拉到树林里去处决了。
她经常到国内去募集捐款，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一次，她受吴东振之命，到平安南道一带进行募捐工作。她完成任务后，同国内组织的一个同志一起回总部的路上，在三道湾过夜的时候，附近的另一个武装团成员赶来胁迫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