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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门”号被击沉后，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又派军舰“谢南迪亚”号，一直进犯到大同江入口，大肆烧杀掳掠。这时候，万景台的人民群众也组织义兵，齐心参加了保卫祖国的战斗。
祖父常说：“男子汉应战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沙场上。”他经常教育我们全家人都要为国尽忠，而且不惜把自己的子孙献给了革命斗争。
祖母也教育子孙要刚直不阿，坚强不屈。
有一次，在严寒的冬天，日本人把我的祖母拉到满洲的山野拖来拖去，百般折磨她，企图迫使我祖母诱我“归顺”。但是，我的祖母大义凛然，坚强不屈，痛骂敌人，表现了作为革命家的母亲、革命家的祖母的气概。
我的外祖父（康敦煜）在故乡办了一所私立学校，教育青少年。他是一位为教育后代和争取国家独立献出一生的热诚的爱国者和教育者。我的大舅（康晋锡）也是一位早年投身于独立运动的爱国者。
我的父亲从我小时起就孜孜不倦地教育我，让我具有崇高的爱国精神。
也是从这种愿望出发，父亲给我起了“成柱”这一名字，意思是希望我成为国家的顶梁柱。
我父亲在崇实中学念书时，带着两个弟弟，在我家旁边种了三棵象征三兄弟的白杨树。那时候，万景台还没有白杨树。那天，父亲对他的两个弟弟说，白杨是一种长得快的树，我们三兄弟要像白杨树一样茁壮地成长起来，争取国家的独立，过上幸福的生活吧。
后来，为了革命工作，父亲离开了万景台。接着二叔（金亨权）也走上了斗争的征途。只有大叔一个人留在万景台老家。
那三棵白杨长得很好，很快就长成了大树。树荫越过地界，一直投到地主的地里。地主借口有树荫遮着良田会降低产量，蛮横地砍掉了我家那三棵白杨。尽管这样，谁也不敢说一句话。那时就是这样一个不公道的社会。
解放后，我回家听到这件事，感到既惋惜又气愤，就越发想起父亲的纯洁而高尚的夙愿。
令人惋借和气愤的何止这一件事。在老家的前边原先有过好几棵水曲柳，我小时候常常领着小朋友爬上去玩。可是我回到阔别20年的老家时，那棵靠近我家的水曲柳竟然不见了。
祖父告诉我那是大叔砍掉的。原来，这里也有令人气愤的故事。
大平派出所的警察为了监视我家，天天来这里值班。大平与万景台有一段距离，因此，每到夏天，警察就把这个有水曲柳树荫的地方当成他们的“办事处”，盘坐在树荫下，动不动就叫来村里的人进行审讯，没事就扇着扇子乘凉，睡大觉，有时杀鸡喝酒，还向我的祖父和大叔寻衅闹事。
有一天，我那老实憨厚的大叔，突然挥起斧头，一口气砍倒了那棵水曲柳。祖父说，当时他看见了这情景，但根本不想阻止。他说：“俗话说，三间房虽已烧光了，可看到臭虫也都烧死，心里倒是挺痛快。”听了祖父的话，我不禁苦笑。
我的祖父和祖母，因为有闹革命的子孙，受尽了苦。他们在严重的苦难和残酷的迫害下，坚守了气节，顽强地坚持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在他们统治的末期，强迫朝鲜人改用日本式的姓名，但我的祖父母没有听从。在我的家乡，直到解放坚持没有改用日本式姓名的，只有我们一家。别人都改了姓，因为不改姓，在城市里日本官厅不发给粮食，活不下去。亨禄大叔因为坚持不改用日本姓，多次遭到毒打。
警察问他：“从今天起，你不是金亨禄。你叫什么名字？”大叔回答：
“我叫金亨禄。”
警察扑过来打他的耳光，然后再问：“再说一遍，你叫什么名字？”他仍不改口，坚持说：“我叫金亨禄。”
警察气极了，打得更狠。我的大叔只要回答一声他叫“金亨禄”，警察就打他一拳，可是他自始至终没有屈服。
当时，祖父对大叔说，你没改成日本名字，做得对。现在，成柱一正跟日本鬼子打仗，你把名字改成日本名字，那还行吗？就是被打死，也绝不能改用日本名字。
我家里的很多人在辞别祖父和祖母，离开故乡的时候，都留下了一定要光复祖国后再回来的誓言，健步走出了柴门。但是，在他们当中，回到祖国来的只有我一个。
为独立运动献出一生的父亲，32岁时在异国他乡与世长辞。男子32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葬礼结束后，从故乡赶来的祖母，来到抚松阳地村我父亲的坟墓前放声痛哭的情景，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六年后，我的母亲，没能等到祖国独立的那一天，在安图逝世。
母亲去世后加入游击队扛枪作战的弟弟哲柱也牺牲了。因为他战死在战场上的，所以，连遗骸都没能找回来。
又过了几年，被判了长期徒刑后关在麻浦监狱中的二叔，因遭到敌人残酷的严刑拷打，死在狱中。当时，我家收到了一份领尸的通知，却因为没有钱，没能领回来。所以，我二叔的遗骸就埋在麻浦监狱的共墓里。
在20年的岁月里，我们一家许多生机勃勃的人就这样死在人地生疏的他乡异邦，化作一把泥土分散在天南海北。
解放后，当我回到家乡的时候，我的祖母迎至柴门外，搂着我，捶着我的前胸，说道：“你把爹妈都丢在哪里，一个人回来了？一起回来不成吗？”
祖母都这样悲痛万分，而我却把躺在万里他乡的生身父母的遗骸，都没能运回来，只身走进老家柴门的人，心里又该多么痛苦啊！
从此以后，我每当走进别人家柴门的时候就想，这一家里走出这扇柴门的亲人该有多少？没能回来的又有多少？这个国度里所有的柴门，都有着亲人洒泪离别的悲痛，都有着对那些永远不能回来的亲人的深切怀念，都有着失去亲人的撕心裂胆的痛苦。这块国土上的成千上万的父母和兄弟姊妹，为光复祖国，献出了生命。我们的民族，越过鲜血、眼泪和叹息汇成的大海，冲过枪林弹雨，争取祖国的光复，竟花了36年的漫长岁月。这是浴血奋战的36年，我们付出了极为昂贵的代价。但是，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浴血奋战，没有作出这样的牺牲，还能想象有今天的祖国吗？无疑，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纪，必定成为一个耻辱的奴隶生活仍在持续的痛苦而不幸的世纪。
我的祖父和祖母，都是种了一辈子地的乡下老人。但我要说句真心话，我佩服他们坚定的革命精神，我从他们的革命精神中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我认为，把子孙们拉扯大，送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然后默默地忍受随之而来的种种苦难和折磨，还坚持不懈地给子孙们作后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和一两次的战斗或几年的监狱生活所不能相比的。
我们一家遭受的这种不幸和苦难，只是失去国家的我们民族所遭受的不幸和苦难的缩影而已。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下，千百万朝鲜人被饿死、冻死、烧死和打死。
国家沦亡了，人和山河都不会安宁。在被沦陷的国家里，就是那些卖国求荣的奸臣逆贼，也必然不能高枕无忧。人，即便活着，也不如丧家之犬；山河，虽依旧存在，却难以保持本来的面貌。
最早认识这种道理的人，叫先觉者；卧薪尝胆，努力改变国家悲惨命运的人，叫爱国者；自己变成一团火，照亮人们看到真理，唤起千百万人民去推翻旧社会的人，叫革命者。
我的父亲，是我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他于1894年7月10日诞生在万景台，1926年6月5日，在国破家亡，暗无天日的深夜含恨去世，将一生献给了革命事业。
我于国家沦亡后的第二年，即王子年（1912年）4月15日出生在万景台，是父亲金亨稷的长子。
二父亲和朝鲜国民会
我的父亲把“志远”这一思想作为他一生的座右铭。
家里就不用说，顺和学校、明新学校等他所到的地方，他都用毛笔写出“志远”这两个大字，贴在墙上。
我父亲写的毛笔字，是很有水平的，他的墨迹至今还保存着一些。
当时很重视书法，把著名人物和书法家的字画做成挂轴、匾额或屏风点缀屋子，成了一种风气。因此，我还不懂事的时候，只是把父亲贴的“志远”二字，当成一般的字画看待。这两个字，父亲不作任何裱褙，只是把它贴在醒目的地方。
当我开始懂事的时候，父亲就开始教我要热爱祖国。他告诫我，要真心热爱祖国，就要有远大的雄心壮志。
“志远”，就是要有远大的雄心壮志的意思。
父亲教自己的儿子要有远大的雄心壮志，这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不论是做什么事情，如果不抱着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不勤奋努力，是不能成功的。
“志远”的含义，不是以追求个人的立身扬名、荣华富贵为目的的庸俗的人生哲学，而是教育人们在为祖国和民族的斗争中寻求真正的人生价值和幸福的革命的人生观，是激励人们前仆后继坚持斗争，一定要光复祖国的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
父亲给我讲了很多为什么要有雄心壮志的道理。把它概括起来说，就像一部我国人民的反日斗争历史。
父亲说：
我们朝鲜，本来是一个国力极强的国家。武功发达，打仗从来没有败过；文化发达，其光辉直照到隔海相望的日本。可是，如此强盛的国家，由于李朝500年的腐朽政治，一朝之间落到了亡国的悲惨境地。
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日本鬼子用刀枪吞并了我们国家。把国权出卖给①
日寇的奸臣，叫做“乙巳五贼”。然而朝鲜的灵魂，这些逆臣是出卖不了的。
义兵高举扎枪，呼喊了“灭倭复国”的口号；独立军用火绳枪打死了侵犯国土的敌人。有时，人民起义，高呼万岁，投掷石头，到处打击敌人；人人大声呐喊，向人类的良心和世界的正义发出呼吁。
崔益铉被动至对马岛，拒不食倭贼的饭，以绝食殉国；李俊在帝国主义②
列强代表们的面前，切腹自尽，显示了朝鲜民族真诚的独立精神；安重根在哈尔滨车站击毙伊藤博文，高呼独立万岁，表现了朝鲜人的气概。甚至年逾花甲的姜宇奎老人，也向齐藤总督投掷了炸弹；李在明为报亡国之仇，用短剑刺了李完用；闵泳焕、李范晋、洪范植等爱国忠臣以自尽的方式号召人民维护国家的主权。
曾有一个时期，我们的民族还开展了叫作“国债偿还运动”的令人心酸的运动。所谓国债，指的是日俄战争以后从日本借用的贷款中未偿还的1300③
万元的债。为了还清这个债，全国的男子都戒了烟。甚至高宗皇帝也以戒烟参加了这一运动。妇女们捐出了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和佩带的首饰；姑娘们献出了自己的嫁妆；连富贵人家的婢女、针娘以及糕饼贩子、蔬菜贩子和卖草鞋的，也都为了偿还国债，毫不吝啬地捐出了浸透汗水的零碎钱。尽管这样，我们的国家还是没有保住独立。
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用一定要收复国家这样一个统一的意志去发动全国人民，培养能够击退敌人的力量。只要有坚定的决心，就能培养这种力量；有了这种力量，就能打退任何强大的敌人。
只有唤醒并发动全国老百姓，才能恢复国家主权，而这不是一两天就能做到的。正因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