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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的墓地设在离小南门街有十里地的头道松花江边的阳地村。这是我父亲生前常来常往的地方。父亲常常同这里的乡亲们叙谈，给他们看病，相处得像一家人一样亲密无间。我想，我的父亲在九泉之下也会愿意同他生前好友们在一起的。
这天，从小南门街到阳地村的十里路，泣声不断，泪流成河。独立运动者们抬着灵柩还放声痛哭。
抚松一带的朝鲜妇女，从出殡之日起就在头发上扎一根白布条，表示哀悼有15天之久。
我就这样失去了父亲。我突然失去了父亲，失去了导师，失去了领导人，对我来说，父亲是给我以生命的至亲骨肉，同时又是从我小时候起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导师和领导人。父亲的逝世，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一无可弥补的损失，使我心若旷野，空无一物。
我有时只身走到江边，遥望着祖国的天空，情不自禁地悲泣流泪。
回想起来，父亲对我的感情是格外深厚的。从我刚刚开始懂事的时候起，父亲就认真直率地给我讲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无比的严厉，无限的深挚，这就是我父亲的爱。但是，我再也得不到也期望不到父亲的这种爱和引导了。
从悲痛的泪海中扶我站起来的，是父亲留给我的不同一般的遗产－－“志远”、三大思想准备、争取同志的思想和两支手枪。
在那还茫无头绪，不知所措和极度悲哀的时候，我从父亲的遗产中获得了力量，开始探索了我应走的道路。
第二章难忘的桦甸
（1926年7月～1926年12月）
一华成义塾
葬礼结束后，父亲的朋友们在抚松住了几天，商量我的前途问题。
经他们的保证和介绍，我于1926年6月中旬离开抚松。去华成义熟。
当时正是我国发生六·一○示威斗争之后不久，六·一○示威斗争，是由在三·一人民起义后，新近登上民族解放斗争舞台的共产主义者发动的群众性反日示威斗争。
在我国民族解放斗争由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方面，三·一人民起义起到了转折点的作用。这是世人共知的事实。先觉者们通过三·一人民起义痛切地认识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再也不能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了。在他们中间向往新思想潮流的趋势迅速高涨，通过他们的活动，马克思列宁主义迅速地传播开来。
发生三·一人民起义的第二年，汉城出现了称为劳动共济会的工人组织，紧接着陆续出现了农民组织、青年组织、妇女组织等群众组织。
在这些组织的领导下，从本世纪20年代初起蓬勃开展了维护无产阶级的权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群众斗争。1921年，釜山的码头工人举行了总罢工。从那以后，在汉城、平壤、仁川等工业中心和其他许多地方接连发生了工人罢工。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农民反对日本人地主和朝鲜人恶霸地主的斗争席卷了载宁那茂里平原和岩泰岛，青年学生反对殖民奴化教育、要求学自由的同盟罢课此起彼伏。
日本帝国主义者用“文化统治”的画皮掩盖“武断统治”的刀枪，把几个亲日派收进“中枢院”，他们一面用这种方法假装鼓励朝鲜人参与政治，一面在“畅达民意”的幌子下，允许用朝鲜文字出版几种报刊，然后大肆宣扬什么福扯时代到来了。但是，我们民族没有受他们的骗，而继续进行了反对侵略者的斗争。
工人运动等群众运动的发展趋势，要求有一个统一领导这些群众运动的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力量。为了反映这一历史要求，于1925年4月在汉城成立了朝鲜共产党。当时，在欧洲许多国家也出现了工人阶级的政党。
朝鲜共产党由于没有切合实际的指导思想、队伍没有得到统一、未能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等根本性的局限性，未能充分起到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作用。但它的成立，是标志着新旧思想的交替和民族解放斗争的质的变化的有意义的事件。它推动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等群众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共产主义者们为在全国范围内举行新的反日示威作了准备。
正在这时，李氏王朝的最后一代皇帝纯宗去世了。他的死亡大大激起了朝鲜民族的反日情绪。朝鲜人听到这个讣告，都穿上丧服，不论男女老少个个放声大哭。亡国后，纯宗还作为末代皇帝象征着李氏王朝，而现在连这个象征也不存在了，因此，积蓄已久的亡国悲愤爆发为痛哭。学生们奏着乐唱的歌使老百姓更加悲伤。
别了，昌德宫，
愿你永存不衰！
我要去北邙山，
那冷清寂寞的地方。
这一去，
何时能再来？
两千万白衣同胞哟，
愿你无限繁荣！
这一痛哭声，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炸弹爆炸一般的冲击。
无论什么地方，一发现朝鲜人聚在一起痛哭，日本骑警队就立刻出动，用刀枪和棍棒野蛮地驱散。连小学生也遭到无情的殴打。他们是要朝鲜人亡了国也不要悲伤，国王死了也不许哭，不许张嘴说话。这就是把“武断统治”换成“文化统治”的总督政治的真面目。
敌人惨无人道的镇压暴行，等于火上浇油，更加激起了我国人民激昂的反日情绪。
共产主义者们计划利用人民群众的反日情绪，在纯宗葬礼那天举行全国性的反日示威斗争，秘密进行准备工作。
可是，混进示威斗争筹备委员会的宗派分子竟然向日本帝国主义泄漏了这一秘密。因此，反日示威的准备遭到了残酷镇压。
但是，爱国的人民群众并没有停止示威斗争的准备。
6月10日，纯宗的灵柩经过钟路街时，数万名汉城市民高呼“朝鲜独立万岁！”、“日本军队滚出去！”、“朝鲜独立运动者们团结起来！”等口号，举行了群众性的示威。“文化统治”七年来积蓄胸中的怨恨和郁忿，终于爆发成“独立万岁”的高呼声。
连12岁左右的普通学校的学生也列队参加了示威游行。示威群众同全副武装的敌军警展开激烈的搏斗，进行了勇敢的斗争。
六·一○独立万岁示威斗争，由于宗派分子的破坏活动，没能经得住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镇压而失败了，如果说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事大主义思想，是三·一人民起义遭到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那么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宗派行为，则是葬送六·一○独立万岁示威斗争的主要祸根。在领导这一斗争方面，火曜派站在自己一派的立场上进行了组织工作，而汉城派则与此相对立，进行了破坏活动。
在六·一○独立万岁示威斗争的过程中，朝鲜共产党领导班子的主要人物大部分都被逮捕。
通过六·一○独立万岁事件，“文化统治”的欺骗性和狡猾性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通过这一运动，我国人民显示了无论遇到任何逆境都一定要光复祖国、保持民族尊严的不屈的意志和斗争气概。
假如共产主义者们丢掉派别观念，统一组织和指挥这一斗争，那么，六·一○独立万岁运动就会扩大和发展成为全民族的斗争，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以更大的打击。
六·一○独立万岁运动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不克服宗派，就不能取得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反日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当时，我按自己的想法对六·一○独立万岁运动的结果作过分析。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一斗争的组织者们为什么照样沿用了三·一运动当时的和平方法。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要想发动群众参加一场斗争，就要对群众进行充分的教育，并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很好的训练。可是，组织和领导六·一○独立万岁运动的人们，却在事先没有作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使数万名赤手空拳的群众冲向持枪的军警，其结果就不能不是悲惨的。
一想到每次发动反日运动都要付出无数牺牲并遭到失败，我就气得连觉都睡不着。这种失败使我热血沸腾，更加坚定了我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的决心。
我怀着这种思想和激情，决心有意义地过好华成义塾时代，以不辜负父亲的遗训、母亲的夙愿和民众的期望。
华成义塾是以培养独立军干部为目的，于1925年初建立的。是正义府属下的二年制军事政治学校。
独立运动者和爱国启蒙活动家们认为，民族复兴的出路在于培养实力，便在建立一般学校的同时，还积极努力建立以培养军事人材为目的的武官学校。在他们的努力下，在满洲各地建立了新兴讲习所（柳河县）、十里坪士官学校（汪清县）、小沙河训练所（安图县）、华成义塾（桦甸县）等许多武官学校。
在设立武官学校的活动中，梁起锋、李始荣、吴东振、李范姡А⒔鹂病⒔鹱粽虻榷懒⒃硕闹匾宋锲鹆酥匾淖饔谩�
华成义塾的招生对象是正义府下属中队中选拔的现役军人。上面往下分配招生人数，下面就从中队里选拔优秀青年保送。他们学完二年的课程，就按成绩授予新的职位派回原中队。除独立军外，也有由个别人士介绍入学的青年，但很少。所以，有志的年轻人心里都想上这个学校。
现在，我在华成义塾时的同学已几乎都不在世了，我已不能和他们一起回忆当年了。
父亲在世时，我没有怎么为自己的前途问题和家庭生活操心。可是，父亲逝世后，对我的前途问题、家庭方面的各种复杂问题，我自然也就不能不关心了。
虽然父亲的去世给我带来悲伤和苦恼，但我也仍然抱着一定要继承父亲的遗志，把一生献给独立运动的心愿，抱着只要情况允许，即使给母亲增加些负担也一定要升学的抱负。对自己的前途问题我已深思熟虑了。
父亲临终留下遗言说，要送我念中学。但我家的情况，使我虽然很想上学，但不好开口说。如果我上学，就要由母亲一人承担交学费这一沉重负担，可是靠母亲给人洗衣、做针线得到的微不足道的收入，是无法维持贫寒的生活，更不用说每月为我交学费了。
父亲一去世，当助手的亨权叔也就立即失去了职业。父亲留下的药房也没有多少药了。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父亲的朋友们劝我上华成义塾。父亲临终给母亲留下遗言中有我的上学问题。当我上学时，要给父亲的朋友们写信，得到他们的帮助，这是父亲对母亲和叔叔的最后嘱托。
母亲遵照这一嘱托，给许多人写了信。在没有人情相助就连一天也活不下去的刻薄的世道上，母亲虽然觉得不好意思，但也只好这样做了。这样，我的前途问题就不能不在父亲的葬礼结束后成为留在抚松的独立运动者们的一个议题了。
吴东振对我说，已经给崔东旿先生寄去了介绍信，你就到华成义塾去吧，到华成义塾去学军事，会符合你的抱负。光在口头上说，是不能争取独立的，这不是你父亲的意愿吗？你毕业后的前途问题，由我们来负责照料，你就到义塾去努力学习吧。
看来，父亲的朋友们是想把我培养成将来接他们班的后备人材的。独立军领导人们对培养后备人材予以关注，重视培养人材，是很好的事情。
我愉快地接受了吴东振的建议。独立运动者们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