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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丘吉尔一开始好象是反对把我排挤掉的。他想把我当作“有用的工具”使用，并通过我向德国人民转达各种命令，这样英国人就用不着亲自“把手伸进骚动的蚁穴中”去了。丘吉尔还认为，如果我对英国人有用的话，他们可以对我担任潜艇部队司令以来所犯下的罪行一笔勾销。见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书，第6卷，第646页，丘吉尔首相1945年5月14日给英国外交部的信。丘吉尔的这种态度果然不出我所料，从当时英国的对外政策中我已估计到这一点。在他们达到目的之前，他们会一直需要我。
大概在1945年5月15日，艾森豪威尔考虑到与俄国的友谊，提出了应该把我排挤掉的要求。
1945年5月22日，我的副官及朋友吕德·诺伊拉特通知我，盟国监督委员会的首脑要求我同弗里德堡和约德尔在第二天早上到监督委员会的所在地“帕特里亚”号兵营船上去。我只回答了一句话：“准备行李！”我相信，通过逮捕来排挤我的时候到了。
当我们走上“帕特里亚”号的舷梯时，那里出现了一番不同前几次我拜访监督委员会时的情景：没有一位英国中校在下面迎接我，也没有向我致敬的岗哨。相反却涌现了一大批新闻记者在抢着拍照。
约德尔坐在“帕特里亚”号上方，弗里德堡和我坐在一张桌子的一边，另一边是监督委员会的首脑们，中间是美国的鲁克斯少将，两旁是英国的福特将军和俄国的特鲁斯科夫将军。在预感到我们的命运已经是大势已去的时候，我的两位同伴和我都镇定自若。鲁克斯将军向我们公布了一项宣告，并说他根据这项宣告和艾森豪威尔的指示必须逮捕我，德国政府和国防军统帅部的成员。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得把自己看作战犯。
他问我是否还有什么话要反驳的。我反唇相讥地说：“每一句话都是多余的。”
今天，当我回顾战争结束时我的活动时，我意识到我人道主义的行为还是很不够的。有时最佳的意图往往被证明是错误的，或者在贯彻过程中也证明是很不完善的。因此我根本不敢相信，我在此叙述的当时我的一切考虑和行为以后会被认为是正确的。
但是，即使今天我仍认为，我对德国人民是尽了职的，我负责结束了战争并尽力避免了混乱。分阶段逐步投降的成功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我得感谢命运，它使我在履行最后的使命中发挥了有益的作用。
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王雅芬、季星明、王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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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笔从戎
第二十三章 结束语
1945年5月14日，在以我们的投降而结束战争之后的短短几天内，一位战功最显赫的潜艇艇长沃尔夫冈·吕特海军上校因一个悲惨的不幸事件而在弗伦斯堡附近的米尔维克遇难。吕特海军上校是海军中仅有的两名被授予最高战功勋章——“配有橡树叶、宝剑和钻石的骑士铁十字勋章”——的军人之一。集中在弗伦斯堡的海军军官们在海校的大礼堂里向他的遗体告别。这是一种象征性活动。
从1909年以来在米尔维克经过训练的皇家海军、帝国海军和德国海军的候补军官在他们的长官率领下就在这个充满传统色彩的地方参加各种隆重的集会。在德国刚刚结束战争及前途渺茫之际，我们在这里举行葬礼，不仅是向吕特，而且也是向我们尊敬的海军表示我们最后的敬意。
直至最后时刻海军仍一直忠于职守。他们衷心希望各国间能相互谅解，以达到长久的和平，但事与愿违，他们只得在1939年无人过问和装备低劣的情况下投入了这场与大不列颠海军的战争。
他们利用现有的为数不多的兵力，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力战英美两国，并且取得了与他们的兵力极不相称的重大战果。他们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战绩，其中并非最不重要的原因是海军在精神上团结一致，如果没有这一点，他们在两大海军强国如此强大的物质优势面前就不能坚持战斗。
海军所具备的战斗和牺牲精神不单单是靠教育和训练培养起来的，这种精神还受到全体德国人民在战争的最后时刻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力量的鼓舞。
然而尽管人们具备了这种精神，并已作出了极大的牺牲，但得到的却是全面失败的悲剧。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现在人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一些不受任何外界压力影响的历史学家根据手头目前尚未公开的档案材料是可以对这个问题作出相当明确的判断的。
我在此只能对部分问题谈谈我今天的看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和毫无理智的凡尔赛和约的签订，使德国在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在经济和内政上面临重重困难。在魏玛时期，德国人民给自己制定一部宪法。但这部宪法与德国人民的政治成熟程度不相称。魏玛时期的国家机构面对内部的四分五裂、经济衰退及失业现象一筹莫展。于是德国开始走向专制。布吕宁除了采用公布紧急命令的办法来维持统治外，就别无他法了。到30年代初只能在布尔什维主义的专制和反布尔什维主义的专制之间进行选择。
在对两者进行选择时，希特勒在大多数德国人民心中似乎成了一位救世主，而少数人则把他看作小小的祸害。鉴于当时的条件，希特勒的上台是可以理解的。
当时希特勒的目标是使欧洲摆脱共产主义。这个目标不仅得到德国大多数人民的赞同，而且也得到西方政府的支持。战前推行希特勒政策的结果是，德国因而起码也可以说是东欧没有受到布尔什维主义思想意识的影响，而且他把德意志各邦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其它国家的人民早在几百年前就已实现了这种联合）。德国成了欧洲反布尔什维主义最坚强的堡垒。
希特勒曾提倡和宣传的一些原则——一个民族各个组成部分的命运的共同性，劳动伦理观，根据这个观念每一个在他的岗位上为共同的幸福而履行义务的人都应该受到普遍的尊重——是被广大德国人民所理解的。这些原则迎合了人们内心深处对社会安定的强烈渴望，并使希特勒赢得了许多工人的支持。这些工人在此以前是与国家相对立的，而现在他们拥护这个国家，因为这个国家也是他们的，是所有德意志人的国家。
希特勒具有魅力的个性及其所产生的诱惑力无疑对他的上台起了促进作用。这种力量甚至使他经常能争取到一些本来与他势不两立的人——只要这些人经常围着他转，就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自己对这种影响力也常有感觉，每当我在大本营呆了两天之后往往就会感到，为了摆脱希特勒的这种诱惑，我得再次溜走。后来他在我心目中不仅成了我唯命是从的合法合理的掌握实权的国家元首，面向军人的政治家，而且我还把他看作一位足智多谋、精力充沛的人。对他魔鬼的本性我看透得太晚了。
希特勒认为英国决不会容忍德国力量的不断增长。他对英国心理状态的这种认识导致了世界战争。于是一场本来他想避免的冲突就爆发了，因为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场冲突必然会导致“日耳曼完蛋”。
凡是1939年9月初在德国呆过的人都知道，当时德国人民对战争并不感到高兴。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忍受了这个事实，并为此作出了重大牺牲，德国军人忠于职守，在战争中表现了罕见的自我牺牲精神。人民和国防军自始至终目标一致，不管是胜利还是失败。
今天，每一个真正的德国人都为某些人在第三帝国里背着德国民族所犯下的罪行深感羞愧。
让全体德国人民为极少数人的行为担当集体罪责，这种做法是违背任何一个法律观点的。有些人对某些事情一无所知。对这些人是不能判罪的。
那种认为一个民族从总体上来说在道德上要比另一个民族更坏些的想法本身是不切实际的，尤其是当这种观点来自那些在战时和1945年后同样干了许多违背法律和道德的事情、并使几百万德国人民成了其牺牲品的民族时，那更是不合理的。
个别德国人拒绝为了整个德意志民族而反复自咎并公开地承认总的罪责，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这样的一种行为会使我们失去其它国家的尊重。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干出我们所干的那些非人道的事情。
领袖原则不主张对权力进行监督，这在希特勒身上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没有哪一个民族在选举一位领袖时能未卜先知，这位领袖的哪些品质将占上风。因此从中只能吸取这样的教训，必须在宪法中具体规定如何避免滥用职权，必须使自由和法律成为共同生活的基础。
因此可以肯定，对一个发展水平较高的民族来说，采用能保证个人自由和法律保障不受侵犯的民主政体才是正确的。对所有的公民都同样的实行这些原则，是民主立法和内政工作的主要任务。
如果我们从过去的教训中已经懂得，骄傲自大和滥用职权会有怎样的后果，那我们应该从另一方面认识到，我们民族复兴的基础必须是一种朴实自然的民族感。这种民族感来自对家乡、对本族语言、对德意志民族及其文化和历史的热爱。这种民族感也是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前提条件，因为正如这句话本身所说明的那样，在处理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方面，首先要考虑到民族关系问题。所以说民族感并不妨碍与其它国家建立友谊。
那种在“国际的”概念中牵强附会地加进去一种对自己的国家来说是反民族的观点的做法是错误的，也是不以国家之间的利益为重的。除了德国有人暂时这样做外，没有一个国家会这样做的。
我重申一遍：我们必须重新恢复那种朴实、健康而适度的民族感。对下一代的教育也应该本着这种精神。为此有必要告诉他们德国过去的历史真相，不要让他们接受由于占领国“再教育”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片面的看法。
我一生中耳闻目睹了大量我部下的军人自我牺牲和忠贞不渝的动人事迹，使我对他们充满了感激之情。谁也不应贬低这些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这种气质；否则就会伤害人们对那些在履行职责中不幸牺牲的人们的崇敬之情。
自我牺牲和忠贞不渝是我的信念，它对我们民族的经济恢复、团结一致和重新兴起也是十分必要的。
卡尔·邓尼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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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1
附件2
摘自《1938年商船队防御手册》和国际军事法庭档案第40卷第88页。
（A）《商船队防御手册》第3章第1节第55条：
报告敌情
商船船长一旦意识到所发现的舰船或飞机为敌方目标，他首要的职责就是用无线电报告敌目标的性质和位置。及时发出这样的报告不仅能挽救商船自己，而且还能挽救一些其它船只。这样可以向己方的舰艇或飞机提供摧毁来犯者的机会，因为这种机会可能不再出现。发出敌情报告和遇险信号的方法和时间在第2篇第6章已作说明。船长和高级船员必须熟悉此章内容。
《商船队防御手册》第2篇第6章第1节第150条：
报告的重要性
（a）第三章的第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