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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把话说完，在笔记本上潦草地写下这位女士的姓名住址，把纸扯下来。电话响了，他拿起话筒，同时把纸递给努丁。
“拿去吧。”他说。
“我看不懂。”努丁喃喃道。
梅兰德的笔迹像是鬼画符，几乎无法辨识，至少外人看来是这样。科尔贝里接过那张纸。
“象形文字，”他说，“要不然就是希伯来文。《死海古卷》八成是弗雷德里克写的，虽然他没那种幽默感。我可是他的首席翻译呢。”
他重新誊写了姓名和住址，说道：
“这是正常文字的写法。”
“行了，”努丁说，“我可以跑一趟。有车吗？ ”
“有，但是交通那么拥挤，路况那么糟糕，你最好还是搭地铁。坐十三线或南向二十三线，在阿赛斯丘下车。”
“再见。”努丁说着走出去。
“他今天心情似乎不怎么好。”科尔贝里说。
“你能怪他吗？ ”马丁·贝克回答，擤着鼻涕。
“不能，”科尔贝里叹口气。“为何不让他们回家算了？ ”
“因为我们管不着，”马丁·贝克说，“他们是来这里参与本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侦缉行动。”
“要是能……”
科尔贝里止住自己，觉得说下去也是没用——要是能知道他们在侦缉什么人，该到哪儿去侦缉，那就太好啦。
“我只是引述司法部长的话。”马丁·贝克装出一副傻样。
“‘我们最聪慧的头脑，’——他指的是蒙松和努丁——‘正致力于将这个疯狂的集体谋杀犯逮捕归案；让此人不能再度行动，对整个社会和其个人来说，都有至高的重要性。”’
“这话他是什么时候说的？ ”
“第一次是在十七天以前，昨天则是不知第几次啦，但昨天只在报纸的第二十二页占了四行的空间。我想他一定充满了怨气。明年是选举年。”
梅兰德讲完电话，用拉直的回形针掏烟斗的头，静静地说：
“我们是不是该好好对付这个疯狂的集体谋杀犯啦。”
十五秒钟之后，科尔贝里才回答：
“是，绝对是。同时也该把门锁起来，不接电话。”
“贡瓦尔在吗？ ”马丁·贝克问。
“在。拉尔森先生坐在那里用裁纸刀剔牙。”
“叫他们把所有电话都转给他。”马丁·贝克说。
梅兰德伸手拿起话筒。
“也叫他们送咖啡上来，”科尔贝里说，“我要三个甜面包和一份杏仁饼干，谢谢。”
十分钟之后咖啡送来了。科尔贝里锁上门。
他们坐下来。科尔贝里啜着咖啡，开始吃甜面包。
“目前情况如下，”他满嘴塞着食物说道，“想出名的疯狂凶手悲哀地站在警察局长的衣橱里，我们需要他时就拿出来掸掸灰尘。因此可以这么假设：一个带着苏米M 三七冲锋枪的家伙，在公车上打死了九个人。这些人彼此间毫无关联，只是刚好在同一时间处于同一地点。”
“枪手是有动机的。”马丁·贝克说。
“是的，”科尔贝里说，伸手拿杏仁饼干。“我一直都这么认为。但是他不可能有动机要杀害一群只是碰巧聚集在一起的人；因此，他真正的目的是杀害其中一人。”
“凶案经过仔细计划。”马丁·贝克说。
“九个人中的一个。”科尔贝里说，“不过，是哪一个？ 弗雷德里克，你有名单吗？ ”
“不需要。”梅兰德说。
“对，当然不需要。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们开始吧。”
马丁·贝克点点头。接下来的讨论以科尔贝里和梅兰德的对话形式进行。
“古斯塔夫·本特松，”梅兰德说，“公车司机。我们可以说他有理由在这班公车上。”
“毫无疑问。”
“他似乎过着普通而正常的生活，没有婚姻问题，没有犯罪记录，工作认真负责，同事都喜欢他。我们也问过几个他们家的朋友，他们都说古斯塔夫正直稳重。他不喝酒，四十八岁，在本市出生。”
“敌人呢？ 没有。影响力昵？ 没有。钱呢？ 没有。杀害他的动机呢？ 没有。下一个。”
“我不准备依据勒恩的编号来说。”梅兰德说道，“希尔杜·约翰松，六十八岁的寡妇。当时正从女儿在费斯曼纳街的住处回家。
出生在伊得柏洛。跟她女儿问过话的有拉尔森、蒙松，还有……
啊，这无关紧要。她靠老年金过着平静的生活。其他没什么可说的。“
“只有一点，她应该是在欧丁路上车，所以只坐了六站。除了她女儿女婿之外，没人知道她会在这个时间搭公车走这一段路。继续。”
“约翰·谢尔斯特伦，五十二岁，出生在西脊市，席贝莉街格连修车厂的工头。当天他加班之后坐了公车回家，这点毫无疑问。他的婚姻也很幸福，主要的兴趣是他的车子和夏天的度假小屋。没有犯罪记录。薪水不错，但也就是这样而已。认识他的人说他八成是从厄斯特马广场搭地铁到中央车站，然后转乘公车。这样的话，他应该是从皇后街的出口上来，在欧里恩百货外面搭车。他的老板说他是个技术高超的技师，也是个好工头。修车厂的技工都说他——”
“是奴隶头子，会欺负人，对老板则摇尾巴谄媚。我去和他们谈过。下一个。”
“阿尔方斯·什未林，四十三岁，出生在美国明尼波利斯，父母是瑞典籍的美国人。他在战后来到瑞典，就一直留在这里。
他经营小生意，主要是进口喀尔巴阡山的云杉做传声结构板，但十年前就破产了。什未林酗酒，他在溪丘的戒酒中心戒过两次酒，也因为酒醉驾车在柏吉苏监狱坐过三个月的牢，那是三年以前的事，他生意失败之后，就改行当工人，现在他替本地的议会做杂工。案发当天晚上他从酒厂街的箭矢餐厅回家。他没喝多少酒，原因可能是因为没钱；他住的地方简陋破烂。他可能是从餐厅走到代沙路的公车站的。他独身，在瑞典没有亲戚，跟他一起工作的人都喜欢他，说他性情好，脾气好，能喝酒，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敌人。“
“他看见了凶手，在死前对勒恩说了些让人听不懂的话。专家对录音带的分析出来了吗？ ”
“没有。穆罕默德·布西，阿尔及利亚人，在餐厅工作，三十六岁，出生在一个我不会念的地方，名称我已经忘记了。”
“啧啧，真是太大意了。”
“他在瑞典住了六年，在此之前住在巴黎。不参与政治活动。他在银行有储蓄账号。认识他的人说他害羞内敛。他十点半下班，正在回家的路上。正直的人，但小气、乏味。”
“你这不是在说你自己嘛。”
“布里特·丹尼尔松，护士，一九四。年出生在艾斯卢。她坐在斯滕斯特伦旁边，但没有证据显示两人认识。和她交往的医生，当天晚上在南方医院值班。她应该是在欧丁街和寡妇约翰松一起上车的。她也是要回家，中间没有耽搁，她下班就直接上了公车。当然我们无法确定她不是跟斯滕斯特伦一起的。”
科尔贝里摇头。
“绝不可能，”他说，“斯滕斯特伦干吗要这么个苍白的小女孩儿？ 他要的家里都有了。”
梅兰德茫然地望着他，但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接着是阿萨尔松。外表体面，但内在就没这么漂亮了。”
梅兰德停下来，弄了一下烟斗，然后继续说：
“这个阿萨尔松是个颇为可疑的角色。两次因为逃税被定罪，还有一次是一九五。年初的性犯罪——性侵害一个打零工的十四岁少女。三次都坐了牢。阿萨尔松很有钱，他做生意、做事都毫不留情。许多人都有理由讨厌他。连他的老婆和弟弟都觉得他很可恶。但有件事情很清楚：他之所以在公车上是有原因的。他参加完在纳法路举行的某种聚会，要去找一个叫做奥尔松的情妇。情妇住在卡尔贝里街，在阿萨尔松的公司上班。他打电话给情妇说他要过去。我们问了她好几次话。”
“谁去的？ ”
“贡瓦尔和蒙松。分别去的。她说——”
“等一下，他为什么搭公车？ ”
“可能是因为他喝了不少酒，不想自己开车。雨下得太大叫不到出租车。出租车公司的总机忙不过来，全斯德哥尔摩没有一辆空出租车。”
“行了。那个情妇说了什么？ ”
“她觉得阿萨尔松是个龌龊的老头儿，几乎等于性无能。她是为了钱，不想失去工作才跟他。贡瓦尔觉得这女人是贱货，一定还有别的男人，而且她很蠢。”
“‘拉尔森先生和女人’，我想干脆写本小说就叫这个名字好了。”
“她也对蒙松承认自己还服侍和阿萨尔松有生意往来的人。
这是阿萨尔松要她做的事情。阿萨尔松出生在哥德堡，上车地点是在动物园桥。“
“多谢了，老朋友。我的小说就要这么开头：‘他出生在哥德堡，上车地点是在动物园桥。’太棒了。”
“所有时间都符合。”梅兰德不为所动地说。
马丁·贝克第一次参与讨论。
“那么就只剩下斯滕斯特伦和那个无名氏？ ”
“对，”梅兰德说，“奇怪的是，我们只知道斯滕斯特伦是从动物园岛那个方向来的，以及他带着枪，至于无名氏，我们知道他有毒瘾，大约三十五到四十岁。就这样。”
“其他人部有搭公车的理由？ ”马丁·贝克问道。
“是的。”
“我们查出了他们为何搭公车？ ”
“是的。”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业已成为经典的问题：‘斯滕斯特伦在公车上干什么？ ”’科尔贝里说。
“我们得去和他的女朋友谈谈。”马丁·贝克说。
梅兰德取出嘴里的烟斗。
“奥萨·托雷尔？ 你们两个都和她谈过了呀。在那之后我们又问过她话。”
“谁？ ”马丁·贝克问。
“勒恩，一个多星期前。”
“不行，勒恩不行。”他喃喃自语。
“你是什么意思？ ”梅兰德说。
“勒恩的方式是没问题，”马丁·贝克说，“但他并不真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而且他跟斯滕斯特伦一点儿也不熟。”
科尔贝里和马丁·贝克互望了许久。两人都没说话，最后是梅兰德打破了沉默。
“所以呢？ 斯滕斯特伦在公车上干什么？ ”
“他要去找某个女人，”科尔贝里的话令人难以信服，“要不就是找朋友。”
科尔贝里在这种讨论中一向扮演反对派，但这次连他也不相信自己说的话。
“你忘了一件事，”梅兰德说，“过去十天以来，我们敲遍了那个地区每一家的门。没有半个人听过斯滕斯特伦的名字。”
“这不能证明什么。那个地区充满了奇怪的藏身处和阴暗的出租公寓。那种地方可不欢迎警察。”
“就算是这样，我想以斯滕斯特伦来说，去找女朋友的理论可以不必考虑了。”
“你有什么根据昵？ ”科尔页里敏捷地问。
“我不相信是这样。”
“但是你也承认这有可能？ ”
“对。”
“好吧，那就算了，目前不考虑。”
“这样一来，关键问题似乎就是斯滕斯特伦在公车上干什么？ ”马丁·贝克问。
“等一下，”科尔贝里抗议道，“那个无名氏在公车上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