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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特照她说的做了。她回来时拿着两只杯子，里面盛的东西看不清楚。
“这是macajuno，很像橘子汁。”他们坐在地上，身体挨得很近、他们背靠茅屋的墙，烧着的陶罐就在他们的脚边。
“说话声音轻点：”她说，“黑暗中声音传得很远，印第安人准备睡了。而且他们对我们很好奇。”
“他们什么也听不懂。”
“是的，可他们还是会听的。”
有好几天没用肥皂了，他突然想到了个人的卫生。他呷了一小口果汁，接着又呷了一口。
“你成家了吗？”她问。
“我有不止一个家庭，结过两次婚。离了两次，有四个孩子，现在我一个人过。”
“离婚太容易了，不是吗？”
内特呷了一小口果汁，他一直很留意疟疾，这种来势凶猛的疾病使许多外国人都遭了殃。显然，这种浑浊的液体没有危害。
两个美国人孤单地坐在黑暗里。有那么多的话题，干吗要谈离婚呢？
“事实上离婚是很痛苦的事。”
“可我们还在这么做。结婚，然后离婚了再另找一个，结婚，然后离婚。再找。”
“我们？”
“我只是选用了一个指代词而已，文明人，受过教育、有思想的人。印第安人从不离婚。”
“他们没碰上我的第一个妻子。”
“她不好！”
内特吐了口气，又呷口饮料！满足一下她的兴趣吧，他暗自说：她太想和故乡的人聊天了。
“对不起，”她说，“我不想窥探别人的私生活，这对我一点也不重要。”
“她不是坏人，至少早些年不是的——我拼命工作。拼命地喝酒，我不是在办公室就是在酒吧。她怨恨起来，然后变得暴躁，接着是恶毒，局面失去了控制。我们彼此仇视对方。”
简短的忏悔一下子就结束，他们没有必要长淡这个话题。他婚姻中的沉渣浮沫此时此地显得毫无意义。
“你没有结过婚？”他问，
“没有。”她喝了口饮料说。她是左撇子，在端起杯子时肘部碰到了内特，“你知道，保罗就从未结婚。”
“哪个保罗？”
“使徒保罗。”
“哦，是那个保罗。”
“你读《圣经》吗？”
“不。”
“我大概在大学时恋爱过一次。我爱的那个男孩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但他的身体很弱。他是无法在传教地生存的。”
“你要在这儿呆多久？”
“我不打算离开。”
“让印第安人给你下葬？”
“我想是的。这不是我担心的事。”
“世界部落传教团的大部分传教士都死在他们的传教地？”
“不。大部分人退休后便回家了。他们有家人替他们送葬。”
“如果你现在回去，你也会有很多家人和朋友的，你会很出名。”
“这是另一个我要留在这儿的原因。这里是我的家。我不想得到那笔钱。”
“别犯傻了。”
“我不傻。钱对我来说毫无价值。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你还不知道这笔钱有多少。”
“我不想问。我今天丝毫没想到过钱，明天也不会想，后天也不会。”
“那是110亿美元，送到你面前的。”
“这就能打动我吗？”
“我可是被打动了。”
“你推崇金钱，内特。在你生活的文化中，一切都是以金钱来衡量价值的。它成了一种宗教。”
“没错。但性也是很重要的。”
“好吧，金钱加上性，还有什么？”
“名望。每个人都想出名。”
“这是一种悲哀的文化。人人生活在狂热之中。他们不停地工作，是为了能购买这样那样的物品以便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自身的价值是以他们拥有多少来衡量的。”
“我也包括在内？”
“你说呢？”
“我想是的。”
“那么你的生活中没有上帝。你是个孤独的人，内特。我能感觉到你不认识上帝。”
他扭动着身体在思索反击的词，但事实使他失去了反击的力量。他没有装备，没有力量，没有可支撑的信念。
“我相信上帝。”他诚实但又软弱无力地说。
“口头说说倒并不难。”她说，她的语调依然很悠闲、柔和，“我对此并不怀疑，但说是一回事，生活又是另一回事，树底下那个瘸腿的男孩叫雷克。他今年17岁，身材要比同龄人矮小得多，而且经常生病。他母亲告诉我，他是早产儿。雷克总是第一个感染上传到这儿来的疾病。我怀疑他是否能活到30岁。但雷克并不在乎。他几年前信了基督教，具备了这儿每个人所有的可贵的灵修生活。他整天同上帝交谈，也许这会儿就在祷告。他没有忧愁，没有恐俱。如果他遇上难题，他就直接去找上帝。”
内特望了一眼树下雷克在祷告的地方，但什么也没看见。
她继续说道：“这个小印第安人在世界上一无所有，但他在天堂却积累了很多财富。他知道，当他死后他会在天堂和造物主共度永恒的时光。雷克是个很富有的男孩。”
“那么特罗伊呢？”
“我不知道特罗伊死的时候是否相信上帝。如果不是的话，他现在就正在地狱受煎熬。”
“你不会相信这是真的。”
“地狱是个很真实的地方，内特。读一读《圣经》吧。眼下特罗伊正用他的110亿美元在买一杯冷水喝。”
有关神学的话题内特是辩不过一个传教士的，他知道这一点。
他沉默下来，她也没开口。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村里最后一个婴儿也睡着了。这是个伸手不见五指、万籁俱静的夜晚，天空不见星月，惟一的光亮是他们脚边那暗红的火苗。
她轻轻地碰了碰他。她在他的手臂上拍了几下说：“对不起，我不该说你是个孤独的人，我怎么能知道呢？”
“没关系。”
她的手指仍放在他的臂上，似乎想触摸到什么。
“你是个好人，对吗，内特？”
“不，事实上我并不是个好人，我做过许多坏事：我很软弱，脆弱。我不想谈这个，我来这儿不是找上帝的。找到你己经够不容易的了。法律要求我给你看这些文件。”
“我不会在文件上签字的，我也不要钱。”
“你就——”
“请别恳求。这是我最后的决定。请别再谈钱。”
“可钱是我来这儿的惟一目的。”
她移开了手指，但身体又向内特那儿挪了挪，他们的膝盖几乎碰到一起：“我为你来这儿感到抱歉。你浪费了这次旅程。”
谈话又一次出现了停顿。他想离开，但不敢朝任何方向走出三英尺远。
雷克的声音让内特吃了一惊。他离他只不过10英尺左右，但什么也看不见！
“他要回他的茅屋了。”她站起身说，“跟他去吧。”
内特慢慢地站起来，全身的关节在嘎吱作响，绷紧的肌肉一时还舒展不开：“我想明天走。”
“我会对酋长说的。”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也许不会，”
“我需要占用你30分钟的时间，至少将这些文件过过目，还有那份遗嘱的副本。”
“我们会有时间谈的。晚安。”
他几乎是贴着雷克的后脖子从小径一路走进村子的。
“睡那儿吧。”雅维在黑暗中低声说。他居然在男人住的那间屋子的门廊里挂了两只吊床。内特问他是怎么弄到吊床的，雅维答应明天给他解释。
雷克消失在了黑暗中。
第三十章
帕尔·威克利夫在法庭埋头看一些无聊的听证会的备忘录。乔希拿着录像带在法官的办公室等候着。他在这间杂乱无章的房间里来回踱着步，手里握着手机，心里牵挂着在南半球的人。
还是没有内特的音讯。
瓦尔德的解释看来是事先准备好的——什么潘特纳尔太大了啦，向导是一流的啦，船也不会有问题啦，还有印第安人到处迁移以免让人发现啦，等等。反正一切都正常。他一有内特的消息就会打电话给他。
乔希有过派人前去营救的念头。但去科伦巴已经很不容易了，要进入潘特纳尔找一个失踪的律师更是难上加难。当然，他自己可以去那里，和瓦尔德一起等候内特的音讯。
可他现在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一个星期干六天。费伦的遗产案快见分晓了。他几乎连吃午饭的时间也没有，更不要说去巴西了。
他用手机给瓦尔德打去电话，但那头占线。
威克利夫走进办公室，他边说抱歉边脱下他的法官长袍。他要让斯塔福德这样的大律师意识到这些备忘录的重要性。
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他们不做评论地先看了录像的第一部分。开始的画面是特罗伊坐在轮椅上，乔希摆正了他面前的话筒，还有三个拿着提问小本的精神病专家。鉴定持续了21分钟，结果是一致认定费伦先生完全知道他在做什么。威克利夫忍不住笑了。
人们离开会议室，对准特罗伊的摄像机仍在转动。只见他快速地取出那份手写的遗嘱，并在上面签了字。这时离刚刚结束的精神鉴定才四分钟。
“他就是在那儿跳楼的。”乔希说。
摄像机没有移动，它摄入了特罗伊突然推开桌子、从轮椅上站起来的画面、接着，他从画面里消失了，只有乔希、斯尼德和蒂普·德班惊呆了的目光。然后他们朝老头冲了过去。这组连续的镜头很富有戏剧性。
带子继续放了五分半钟，机子记录下的只有空座位和叫喊的声音。随后，斯尼德坐到特罗伊刚才坐的座位上。他身子在哆嗦，眼眶里盈着泪水，但还是设法对着镜头讲述了他刚才口睹的经过。
乔希和德班也跟着做了同样的叙述。
带了的长度一共是39分钟。
“他们将如何推翻这些证据呢？”录像放完后威克利夫问。这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有两个继承人——雷克斯和利比盖尔——已经向法院递交了质疑遗嘱的诉状。他们的律师——哈克·格蒂斯和沃利·布赖特——想方设法要引起舆论的关注，而且已经让新闻媒体做了采访，还拍了照。
其他的继承人很快也会仿效的。乔希已和他们的大多数律师谈过了，他们都在积极准备着打官司。
“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无耻的精神病专家都想插一手。”乔希说，“会冒出很多观点的。”
“你是不是在为自杀而担忧？”
“是的。但他把一切都安排得十分周到，甚至连他的死都是如此。他十分清楚他该在什么时候死、该怎么个死法。”
“其他的遗嘱怎么办？包括他先签的那份厚厚的遗嘱？”
“他并没有在上面签字。”
“可我看见他签了，都录进去了。”
“不。他在上面涂的是米老鼠。”
威克利夫正在一本标准拍纸簿上做笔记，写到一半的手突然停住了：“米老鼠？”他重复道。
“实情是这样的，法官。从1982年到1996年我一共为费伦先生起草了11份遗嘱。有厚厚一摞的，也有薄薄一张的，他们用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方式分配他的财产。根据法律规定，一旦立了新的遗嘱，旧的就必须销毁。于是，我常常带了新的遗嘱文本去他的办公室，我们花上两个小时对其中的某些细节斟酌一番，然后他签上字。遗嘱由我存放在我的办公室。每次去的时候我总是把旧的那份也带上，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