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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新来的律师用哪间办公室？他的助理是谁？他从哪儿来？审理过多少医疗失当的案子？她给他当秘书是不是临时的？
艾丽斯支吾了半天，
“谁呆在我的办公室？”他问。
“没人。办公室还是老样子，到处是堆放的文件。”
“克利在干吗？”
“忙忙碌碌的。在等你回来。”——克利是内特最喜欢的助理。
艾丽斯有问必答，但没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消息。关于那个新来的诉讼律师，她更是守口如瓶。
“你要做好准备，”谈话快结束时内特说，“是卷土重来的时候了。”
“生活真没劲了，内特。”
他慢慢地挂了电话，回味着她刚才说的话。有点异样。乔希在悄悄地重新安排他的事务所。内特会在洗牌中出局吗？也许不至于。但他的庭审律师生涯算是结束了。
先别去管它，内特心想。还有许多电话要打。他认识一个法官，10年前戒的酒，他很想了解他在康复中心的情况。第一个妻子那儿也该去电话问候几句，但此刻他没这份心情。他还想给四个孩子去电话，问他们为什么既不来信一也不来电话。
可他一个也没打，他从手提箱里拿出文件夹，开始看有关特罗伊·费伦以及手头上这件公事的资料。午夜，在加勒比海上空，内特迷迷糊糊地睡着。
第十一章
拂晓前一个小时，飞机开始降落。他睡过了吃早餐的时间，等他一醒来，乘务员便急忙给他端上了咖啡。已经能看见圣保罗了。这是一座800平方英里的大城市。内特望着下面那片灯火的海洋，不禁在想一个城市怎么容得下2000万人。
驾驶员用语速很快的葡萄牙语道了早安，然后又是一大堆内特听不懂的问候语。紧跟着的英语翻译也很糟糕。语言上的障碍引起了他一阵小小的不安，但当一个漂亮的空姐让他扣上安全带时，他的这种感觉就消失了。
机场里很热，挤满了人群。他取了那只新行李袋后顺利地出了海关，然后重新确认了去格兰德营的机票。这时他看见了一个咖啡馆，墙上贴着价格表。他指着价格表说：“一杯浓咖啡。”收银员按下了现金出纳机。她对着美元皱了皱眉头，但还是给他找了零。一巴西雷阿尔相当于一美元。内特现在算是有了几个雷阿尔。
他站在一群大嗓门的日本游客中间喝着咖啡。各种陌生的语言传进了他的耳朵。广播里传来夹杂着葡萄牙语的德语和西班牙语。他后悔自己没买一本应急词典，不然他至少也能听懂一两个词。
孤独感渐渐袭来。在人流中他显得很孤单。他一个人也不认一识，这会儿几乎没人知道他在哪儿，而且也没人想知道。从游客嘴里喷出的烟雾朝他身上蔓延过来，他赶紧走开了，来到大厅。他没有目标地穿行在人群当中。手提箱很沉，他咒骂乔希塞了那么多的破烂货。
他听见有人在说英语，便朝那个方向走去。几个商人正等着返回美国，他在他们旁边找了个座位。底特律正在下雪，这些人急着回去过圣诞。他们是为了石油买卖来巴西的。没多久，他们无聊的谈话就让内特听腻了。如果他本来还有点想家的话，现在已没有了这份心情。
他想起了瑟吉奥。离开康复中心后，诊疗部让他去一个过渡疗养地呆了一个星期，使他能逐渐适应出去后的生活。他讨厌那个地方和那里的规则，但事后想想，这种做法还是有它的好处的。
“你确实需要几天的时间作调整，以适应新的环境。”
也许瑟吉奥是对的。他去投币电话亭给他挂了个电话，把他从睡梦中吵醒。圣保罗现在是早晨6点半，可弗吉尼亚才4点半。
瑟吉奥没有介意。这是地域造成的。
去格兰德营的航班没有头等舱，也没有空座位。内特惊奇地发现飞机上的每个人都在埋头看早报新闻，而且报纸的种类繁多。
那些早报的编印风格和质量丝毫不逊于美国的任何一张报纸，也许巴西并不像他想像的那么落后。那儿的人能够阅读。这架波音727飞机很干净，而且刚整修过，饮料车上放着可乐和雪碧。他感到很自在。
他坐在二十几排一个靠窗口的座位上，此刻他并没有理睬搁在大腿上的那份有关印第安人的备忘录，而在欣赏下面的田原风光。一片葱郁、丘陵起伏的田野上到处是牧场和纵横交错的红土小道。土壤是一种烧焦了的橙色，很醒目。乡间小道从一个村落伸向另一个村落，几乎看不见一条公路。
不久，公路出现了，车辆也跃入了视野。飞机开始降落，驾驶员欢迎乘客来格兰德营。一幢幢高楼，拥挤的市区，一个足球场，许多街道和汽车，每一幢住宅都是红瓦的屋顶。多亏大公司的办事效率，他已经有了一份有关这个城市的备忘录。不用说，做这份备忘录的肯定是一个每小时拿300美元的新手，他提供了许多有关格兰德营的详情，似乎它的存在同他手上的这件差事很有关系。
60万人口。牛的交易中心。有许多牛仔。城市发展很快。有现代化的设施。好吧，可知道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内特根本不想在那儿过夜。
相对城市的规模而言，机场显得太小。内特意识到自己把什么都在跟美国作比较，必须纠正这种思维方式。一走出机舱，热浪迎面向他扑来。外面的气温至少有9O华氏度。离圣诞节还有两天，可南半球却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他在骄阳下眯缝起眼睛，扶着栏杆走下飞机。
他设法在机场的餐厅叫了一份午餐。午餐端上桌子后，内特高兴地发现东西还能吃：一个他从未见过的熏鸡肉三明治以及和美国的快餐店做得一样香脆的炸薯条。他望着远处的跑道慢慢地吃着。吃到一半时，有一架潘特纳尔民航的双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降落下来并滑行到候机坪。从飞机上走下六个人。
他停止了咀嚼，竭力克服突如其来的一阵恐俱感。这种短途航班他在报纸上读到过、在有线新闻网上看到过，但这架飞机如果在这儿掉下去了，美国人是无法知道的。
但这架飞机看上去很结实，很干净，甚至还很现代。机组人员都是穿着制服的专业人士。内特继续吃午餐。往好处想，他对自己说。
他在小小的候机厅转悠了一个小时，他先在报亭买了一本葡萄牙语应急手册，开始背些单词。他还浏览了一番去潘特纳尔探险的广告——英语的名称是生态旅游。候机厅里供出租的汽车。一个外币兑换亭、一个架子上摆放着各种啤酒招牌和威士忌酒瓶的酒吧：大门门有一棵细长的人造圣诞树，上面缀着孤零零的一串灯珠。望着大灯珠在巴西圣诞颂歌的乐曲中一明一暗地闪烁，他还是想起了他的几个孩子，尽管他不想这么做。
这是圣诞夜的前一天。并不是所有的记忆都是痛苦的。
他咬紧牙关、背脊僵硬地上了飞机。在一小时的时间里他一直在睡觉。科伦巴的小机场非常潮湿，那儿聚集着一群等候去圣克鲁斯【注】的玻利维亚人。他们个个带着大包小包的圣诞礼物。他叫的那位出租车司机不懂一句英语，但这没关系。内特指给他看旅游手册上的“皇宫饭店”几个字，他坐上这辆又旧又脏的出租车离开了机场。
【注】圣克鲁斯：玻利维亚东部城市——塔界注
根据乔希另一个助理准备的备忘录，内特知道科伦巴有9万人，坐落在巴拉圭河畔，紧靠玻利维亚边境，很久以来一直被视为潘特纳尔的首府。这个城市是靠航运和贸易建立起来的，而且还在发展。
从闷热的汽车后座望出去，科伦巴像一个悠闲、舒适的小城镇。平整的街道很开阔，两边栽着树木。商人们坐在凉蓬下一边等顾客一边聊天；年轻人踩着滑板穿行在马路上；光着脚的孩子坐在人行道上的桌子旁吃着冰淇淋。
驶近商业区后，车子多了起来。他们被阻塞在炎热的马路中间。司机咕哝了吉句，但并不太着急。要是在纽约或华盛顿，出租车司机早就要骂娘了。
但这是在巴西，在南美。时钟走得要缓慢得多。没有事情是紧迫的。时间并不特别重要。取下手表，内特对自己说。最后，他闭上了眼睛，呼吸着凝固的空气。
皇宫饭店位于市中心，在一条向远处的巴拉圭河斜伸出去的街道上。他给了司机一大把雷阿尔，然后耐心地等他找零，他用葡萄牙语道了声谢，司机笑笑，说了吉句他听不懂的话。
像科伦巴所有沿街的门一样，饭店的大门也是开着的。
一进门他就听见一个得克萨斯人在大声嚷嚷：一群油田正在办理结账手续！他们在那里快活地畅饮，一心想着赶回去。内特在一台电视机旁找了个座位，等他们离开。
他的房间在八楼。房间10英尺见方，一天的租金也只有1美元。一张很窄的床几乎紧贴着地板，床垫薄得叫人感觉不到，没有席梦思之类的玩意儿。房间里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一个空调、一只放有瓶装水、可乐和啤酒的小冰箱，卫生间很干净，备有肥皂和许多毛巾，还不赖，他暗自想，这是探险。虽然比不上四季饭店，但住人绝对没问题。
为了和乔希通电话，他足足花了半个小时。是来自语言上的麻烦：前台服务员会一点英语，她替内特拨通了外线，可那里的接线员只讲葡萄牙语。他又试了试那只新的手提电话，但当地的通讯线路还没有开通。
内特在那张不太结实的小床上舒展开疲倦的身子，很快就睡着了。
瓦尔德·鲁兹是个细腰身的矮个子，浅棕色的皮肤，光溜溜的脑袋上只剩下几络抹得油光程亮、往后梳理的头发。他的眼睛呈黑色，眼角堆满了皱纹，那是30年烟龄的后果。他今年52岁，17岁时曾作为交流学者离家去衣阿华生活了一年。他很为自己的英语骄傲，尽管他平时在科伦巴不怎么使用它。为了保持语言上的敏感，他大多数夜晚都看美国的有线新闻网和美国的电视节目。
在衣阿华呆了一年后，他上了格兰德营的大学，然后又去了里约热内卢的法学院。他很不情愿地回到科伦巴，在他叔叔的那家小律师事务所里工作，同时照顾他上了年纪的父母。许多年来，瓦尔德忍受着科伦巴懒散的工作节奏，心里一直在想去大城市当律师会是怎样的情形。
但他是个性格开朗的人，满足于大部分巴西人所追求的那种生活：他工作很讲效率，办公室里只有他和一个接接电话、打打字的秘书。他从不去法院，因为在巴西，法庭并不是开业律师的基本活动内容。很少有审判。美国式的诉讼还没有在南美找到它的立足点；事实上，它的使用仍局限在美国的50个州。瓦尔德对美国律师在有线新闻网上的所作所为感到很惊讶。他常问自己，他们为什么喜欢炫耀自己？他们举行新闻发布会，频频地在访谈节目上亮相，对他们的委托人说三道四。这在巴西是不可想像的。
他的办公室坐落在一个很开阔、四周有树荫的地段，离皇宫饭店三个街区，这地方是他叔叔几十年前买下的。扶疏的枝叶遮盖着屋顶，因此，外面再热，瓦尔德仍打开窗户。他喜欢街上传来的声音。3点15分，一个他从未见过的人站在了他的办公室门口。
来人显然是个陌生人，而且是美国人。瓦尔德知道他一定就是奥里列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