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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科利尼科夫稍动了动，想说什么；他的脸上露出激动不安的神情。彼得·彼特罗维奇停顿下来，等着，但是因为什么也没听到，于是又接着说下去：
“……随时等待着。给她们找了一处房子，先让她们暂时住着……”
“在哪儿？”拉斯科利尼科夫虚弱无力地问。
“离这儿不太远，巴卡列耶夫的房子……”
“这是在沃兹涅先斯基街，”拉祖米欣插嘴说，“那房子有两层，是家小旅馆；商人尤申开的；我去过。”
“是的，是家小旅馆……”
“那地方极其可怕、非常讨厌：又脏又臭，而且可疑；经常出事；鬼知道那儿住着些什么人！……为了一件丢脸的事，我去过那儿。不过，房租便宜。”
“我当然没能了解这么多情况，因为我也是刚来到这里，”彼得·彼特罗维奇很爱面子地反驳说，“不过，是两间非常、非常干净的房间，因为这只是住很短的一段时间……我已经找到了一套正式的，也就是我们未来的住房，”他转过脸来，对拉斯科利尼科夫说，“目前正在装修；暂时我自己也是在这样的房间里挤一挤，离这儿只有几步路，是利佩韦赫泽尔太太的房子，住在我的一位年轻朋友安德烈·谢苗内奇·列别贾特尼科夫的房间里；就是他指点我，叫我去找巴卡列耶夫的房子……”
“列别贾特尼科夫的？”拉斯科利尼科夫仿佛想起什么，慢慢地说。
“是的，安德烈·谢苗内奇·列别贾特尼科夫，在部里任职。您认识他？”
“是的……不……”拉斯科利尼科夫回答。
“请原谅，因为您这样问，我才觉得您认识他。我曾经是他的监护人……是个很可爱的年轻人……对新思想很感兴趣……我很喜欢会见青年人：从他们那里可以知道，什么是新事物。”彼得·彼特罗维奇满怀希望地扫视了一下在座的人。
“这是指哪一方面呢？”拉祖米欣问。
“指最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本质的东西，”彼得·彼特罗维奇赶快接着说，似乎这个问题使他感到高兴。“要知道，我已经十年没来彼得堡了。所有我们这些新事物、改革和新思想——所有这一切，我们在外省也接触到了；不过要想看得更清楚，什么都能看到，就必须到彼得堡来。嗯，我的想法就正是如此：观察我们年轻一代，最能有所发现，可以了解很多情况。说实在的：我很高兴……”
“是什么让您高兴呢？”
“您的问题提得很广泛。我可能弄错，不过，我似乎找到了一种更明确的观点，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批评的精神；一种更加务实的精神……”
“这是对的，”佐西莫夫透过齿缝慢吞吞地说。
“你胡说，根本没有什么务实精神，”拉祖米欣抓住这句话不放。“要有务实精神，那可难得很，它不会从天上飞下来。几乎已经有两百年了，我们什么事情也不敢做……思想吗，大概是正在徘徊，”他对彼得·彼特罗维奇说，“善良的愿望也是有的，虽说是幼稚的；甚至也能发现正直的行为，尽管这儿出现了数不清的骗子，可务实精神嘛，还是没有！务实精神是罕见的。”
“我不同意您的看法，”彼得·彼特罗维奇带着明显的十分高兴的神情反驳说，“当然啦，对某件事情入迷，出差错，这是有的，然而对这些应当采取宽容态度：对某件事情入迷，说明对这件事情怀有热情，也说明这件事情所处的外部环境是不正常的。如果说做得太少，那么是因为时间不够。至于方法，我就不谈了。照我个人看，也可以说，甚至是已经做了一些事情：一些有益的新思想得到传播，某些有益的新作品得以流传，取代了从前那些空想和浪漫主义的作品；文学作品有了更加成熟的特色；许多有害的偏见得以根除，受到了嘲笑……总之，我们已经一去不返地与过去一刀两断了，而这，照我看，已经是成就了……”
“背得真熟！自我介绍，”拉斯科利尼科夫突然说。
“什么？”彼得·彼特罗维奇没听清，于是问，可是没得到回答。
“这都是对的，”佐西莫夫赶快插了一句。
“不对吗？”彼得·彼特罗维奇愉快地看了看佐西莫夫，接着说。“您得承认，”他对拉祖米欣接着说，不过已经带点儿洋洋得意和占了上风的神气，差点儿没有加上一句：“年轻人，”“至少为了科学，为了追求经济学的真理……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巨大成就，或者像现在人们所说的，有了进步。”
“老生常谈！”
“不，不是老主常谈！譬如说吧，在此以前，人们常对我说：‘你该去爱’，于是我就去爱了，结果怎样呢？”彼得·彼特罗维奇接着说，也许说得太匆忙了，“结果是我把一件长上衣撕作两半，和别人分着穿，于是我们两个都衣不蔽体，这就像俄罗斯谚语所说的：‘同时追几只兔子，一只也追不上’。科学告诉我们：要爱别人，首先要爱自己，因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你只爱自己，那么就会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你的长上衣也就能保持完整了。经济学的真理补充说，社会上私人的事办得越多，也可以这么说吧，完整的长上衣就越多，那么社会的基础也就越牢固，社会上也就能办好更多的公共事业。可见我仅仅为个人打算，只给自己买长上衣，恰恰是为大家着想，结果会使别人得到比撕破的长上衣更多的东西，而这已经不仅仅是来自个人的恩赐，而是得益于社会的普遍繁荣了①。见解很平常，但不幸的是，很久没能传到我们这里来，让狂热的激情和幻想给遮蔽起来了，不过要领会其中的道理，似乎并不需要有多少机智……”
①英国经济学家、哲学家边塔姆（一七四八——一八三二）和他的信徒米利（一八○六——一八七三）的著作译成俄文后，当时俄国的报刊上正在广泛讨论他们的这种实用主义观点。
“对不起，我也并不机智，”拉祖米欣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所以我们别再谈了。我这样说是有目的的，不然，所有这些废话和自我安慰，所有这些絮絮叨叨、没完没了的老生常谈，说来说去总是那么几句，三年来已经让我听腻烦了，真的，不但我自己，就是别人当着我的面说这些话，我都会脸红。您当然是急于炫耀自己学识渊博，这完全可以原谅，我并不责备您。现在我只想知道，你是什么人，因为，您要知道，近来有那么多各式各样的企业家要参加公共事业，而不管他接触到什么，都要曲解它，使之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结果把一切事业都搞得一塌糊涂。唉！够了！”
“先生，”卢任先生怀着极其强烈的自尊感厌恶地说，“您是不是想要这样无礼地暗示，我也是……”
“噢，请别这么想，请别这么想……我哪会呢！……唉，够了！”拉祖米欣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急遽地转过脸去，面对佐西莫夫，继续不久前的谈话。
彼得·彼特罗维奇显得相当聪明，立刻表示相信所作的解释。不过他决定，再过两分钟就走。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认识了，我希望，”他对拉斯科利尼科夫说，“等您恢复健康以后，而且由于您已经知道的那些情况，我们的关系会更加密切……尤其希望您能早日康复……”
拉斯科利尼科夫连头都没转过来。彼得·彼特罗维奇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一定是个抵押过东西的人杀死的！”佐西莫夫肯定地说。
“一定是个抵押东西的人！”拉祖米欣附和说。“波尔菲里没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不过还是在审问那些抵押过东西的人……”
“审问抵押过东西的人？”拉斯科利尼科夫高声问。
“是的，怎么呢？”
“没什么。”
“他是怎么找到他们的？”佐西莫夫问。
“有些是科赫说出来的；另一些人的名字写在包东西的纸上，还有一些，是听说这件事后，自己跑了去的……”
“嘿，大概是个狡猾、老练的坏蛋！好大的胆子！多么坚决果断！”
“问题就在这里了，根本不是！”拉祖米欣打断了他的话。
“正是这一点让你们大家全都迷惑不解，无法了解真实情况。我却认为，他既不狡猾，也不老练，大概这是头一次作案！如果认为这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凶手是个狡猾的老手，那将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认为凶手毫无经验，那就只有偶然的机会才使他得以侥幸逃脱，而偶然的机会不是会创造奇迹吗？也许，就连会碰到障碍，他都没预料到！他是怎么干的呢？——拿了几件值十卢布或二十卢布的东西，把它们塞满自己的口袋，在老太婆的箱子里那堆旧衣服里面乱翻了一通，——而在抽屉柜里，在上面一格抽屉的一个小匣子里，除了债券，人们还发现了一千五百卢布现金！他连抢劫都不会，只会杀人1第一次作案，我说，这是他第一次作案；发慌了！不是他老谋深算，而是靠偶然的机会侥幸脱身！”
“这好像是说的不久前杀死一位老年官太太的那件凶杀案吧，”彼得·彼特罗维奇对着佐西莫夫插了一句嘴，他已经拿着帽子和手套站在那里了，但临走想再说几句卖弄聪明的话。看来他是想给人留下个好印象，虚荣心战胜了理智。
“是的。您听说了？”
“那还用说，跟她是邻居嘛……”
“详情细节您都了解吗？”
“那倒不能说；不过使我感兴趣的却是另一个情况，可以说，是整个问题。最近四、五年来下层阶级中的犯罪日益增多，这我就不谈了；我也不谈到处不断发生的抢劫和纵火；对我来说，最奇怪的是，上层阶级中的犯罪也同样愈来愈多，可以说，与下层阶级中的犯罪是并行的。听说某处有一个从前上过大学的人在大道上抢劫邮车；另一个地方，一些属于上层社会的人制造假钞票；在莫斯科捕获了一伙伪造最近发行的有奖债券的罪犯，——主犯之一是个教世界通史的讲师；还有，国外有一位驻外使馆的秘书被人谋杀，是由于金钱和某种难以猜测的原因……如果现在这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是被一个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杀害的，因为乡下人不会去抵押金器，那么，第一，该怎样来解释我们社会上那一部分文明人士的堕落呢？”
“经济上的许多变化……”佐西莫夫回答。
“怎样解释吗？”拉祖米欣吹毛求疵地说。“正是因为我们根深蒂固地过于缺少务实精神，这就是解释。”
“这是什么意思？”
“在莫斯科，问您的那个讲师，为什么伪造有奖债券，他是这样回答的：‘大家用各种办法发财，所以我也急于发财。’原话我记不得了，不过意思就是：尽快发财，不劳而获！大家都习惯坐享其成，靠别人的思想生活，吃别人嚼过的东西。哼，最后审判的时刻一到，每个人都要前去受审：看你还靠什么发财……”
“然而道德呢？也可以说，作人的原则……”
“您在为什么操心啊？”拉斯科利尼科夫突然插嘴说。“这正是根据您的理论产生的结果！”
“怎么是根据我的理论呢？”
“把您刚才鼓吹的那一套引伸开去，结论就是：杀人是可以的……”
“怎么会呢！”卢任高声喊道。
“不，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