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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形势依然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到卡特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重振中央情报局的措施：将800多名被解职的特工人员重新聘用；恢复了“人力情报”和“隐蔽行动”，中央情报局又恢复了活力。里根上台后，更是倚重中央情报局。他下令取消了卡特政府对中央情报局的一些限制，并在活动经费上大力支持中央情报局。1983年，中央情报局预算接近20亿美元，比1978年翻了一番多，比1982年增长25％，增长率比国防预算的增长率高两倍多。在里根执政期间，直接动用中央情报局从事对外斗争的活动达60次之多。如入侵格林纳达，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支持毛里求斯左派政府的反对派，袭击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等。里根还第一次赋予中央情报局在国内享有反间谍的侦察权，从而使中央情报局再度成为白宫决策者的宠儿。
引起美国舆论的“伊朗门”事件使一度恢复活力的中央情报局再次遭到国会的指责，中央情报局再度面临冲击，白宫办公厅主任里甘每天受到几十封要求凯西辞职的来信。在一片谴责声中，凯西不得不辞去中央情报局局长之职。美国国内反中央情报局的愤激情绪才稍得平息。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央情报局面临的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的局面，过去的老对手克格勃也已经在1991年底撤销，因此，它也不得不对自己的结构进行改革，将自己的工作重点做适当的调整，以适应新的国际形势。其调整主要表现在：
第一，改变任务：此前，中央情报局是为美国与苏联在全球争霸的战略需要服务的，对苏联、东欧的情报工作居于其整个工作的主体和重点，中央情报局长期以巨大人力、物力用于对这些国家进行颠覆、渗透与和平演变。1993年、新上任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伍尔西对中央情报局在“后冷战”时代的任务进行了说明，明确提出了冷战后中央情报局的三大使命：一是努力掌握介入核武器扩散和恐怖活动的国家的情况——其中最突出、重要的国家是朝鲜伊朗；二是密切注视那些一旦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发生不利的变化可能会使美国感到不安的国家的情况，比如俄罗斯和中国；三是努力协助政府确保美国企业能在国外生意场上进行公平交易，但不从事工业间谍活动。
第二，机构和职能调整：中央情报局将一些职责交叉的部门进行合并或是直接撤销，在小范围内加强“人力情报”和“隐蔽行动”。同时，在情报分析和研究上加大投入，使得情报在“量”上有所减少，但在“质”上有了长足的提高；将原来主要的情报搜集部门仅做适当的规模调节，保持其在情报搜集方面的大国地位；将原来用于颠覆与和平演变的人力和物力转向控制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活动，加强对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控制；加强中央情报局在经济和科学技术领域的作用。
经过调整，中央情报局本身及其在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出现了变化。首先表现在中央情报局的地位下降：冷战结束后，美国社会普遍认为情报工作的地位下降了。1994年埃姆斯间谍案的破获和1993年未能预测初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日里诺夫斯基在议会上的大胜，使中央情报局遭受多方面的批评和责难。中央情报局以前趾高气扬的气焰大为收敛，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也大为降低。克林顿总统一般很少与中央情报局局长直接联系，对该局的工作和报告明显不感兴趣；其次使中央情报局的规模缩小：首先是机构裁减，有三分之一的情报间谍人员失业；紧接着的是经费大幅削减，使它的活动范围也不得不大大缩小。
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民众对美国间谍情报组织的责难达到顶峰，中央情报局首当其冲，得到的非议最多。中央情报局一方面以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对情报工作的忽视及其对中央情报局开展活动的限制为自身辩护，一方面也希望借此机会获得经费支持和行动便利，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旗号下东山再起。但是，小布什总统建立国土安全部的计划不仅使其恢复往日地位的美梦成空，而且还可能使其规模进一步缩小，地位进一步降低。
也许，中央情报局本身就是冷战的产物，并随着冷战的深入而发展壮大，冷战结束了，中央情报局的存在理由也就不是很充分了，真的该到了由新的间谍组织来取代它的时候了。或者，国土安全部成立之日，就是中央情报局寿终正寝之时？当然，这种猜测或许有些离谱，但是，中央情报局风光难再却是确定无疑的，美国的间谍组织再新形势下也必定由新的变化和发展。
对中央情报局最有影响力的两个人（1）
威廉？杰？杜诺万
威廉？杰？杜诺万建立了美国的现代情报体系，直接促成了中央情报局的诞生，并对中央情报局的发展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美国历史学家对他的评价是：他不是一个政客、一个行政官、一个官僚或一个耍政治手腕的能人，而是一个对现代战争有预见的观察家、一个预言家、一个想方设法要把思想变成现实的人；他是美国现代情报事业发展的奠基者，也是罗斯福总统手中最有价值的王牌间谍。他的亲密朋友和同事是这样描述他的：“他的祖父是爱尔兰人，家境贫穷，未曾受过教育，早年移居美国。他在纽约是共和党的一名忠实党员，而且是坚定的亲英派。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道德要求很严格，十分注意个人的生活作风和身心健康。他容易发胖，喜欢吃大排骨。我在大战期间听说他是个酒徒，但我认为他从不碰杯中酒，至少在我与他多年相处的时期如此。他既不喝开胃酒、啤酒，也不喝烈性酒。他像许多人一样，一有机会就跃跃欲试。哪怕远离故土。他的社会意识极强。这倒不是说他是个趋炎附势的人，而是说他喜欢接触门路多、有钱有影响的人。他本人就向往成为这样的人，并为此而呕心沥血。他有爬到财富和权力顶峰的野心。他对成功之路有着浪漫式的幻想，对上层阶级的魅力没有足够的预防。他也是一个倔强的人，甘愿为自己的所得付出代价。”
杜诺万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是纽约义勇骑兵团的战友、哥伦比亚法学院的同学。两人不仅有比较相似的经历，而且在性格、政见上也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两人都生性乐观，坚信美国无论干什么事都能成功；都受西奥多？罗斯福所拥护和描绘的民主和自由观念影响，都是亲英派；两人都精力旺盛、崇尚自由，相信勇气能够创造奇迹。成年后，两人经常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政界相遇，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
杜诺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过爱尔兰裔美国人“善战的六十九团”的上校团长，并因勇敢、果断和大胆无忌而声名鹊起。他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人，又是一个能广交朋友，并让下属忠心耿耿的人。由于他热衷于旅行和做生意，他的朋友遍及世界各地。基于他的性格、声望、经验和关系，他也成为了别人着力结交的对象，如英国保安协调处就极力同他联络，其处长威廉？斯蒂文森还与他建立了密切的四人关系。这一切为杜诺万进入情报界，开创美国情报事业新纪元打下了基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杜诺万已经具备了把现代情报事业引入美国的所有条件：他对反间谍工作有着极大的兴趣，他对轴心国有仇恨心理，他对英国抱有同情心，他有足够的接近高层人物的关系，他也愿意到正处于战争中的英国去考察。在罗斯福总统的授意下，杜诺万同英国情报机构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到欧洲、北非、中东、拉丁美洲等地对情报间谍活动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考察，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形成了他对现代情报事业的深刻认识以及整合美国情报系统、在美国建立现代情报体制的基本思路。
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把美国拖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为杜诺万直接插手美国情报系统，将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提供了机会。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杜诺万紧紧把握住了这个机会，使他自己的情报工作潜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创造出个人生命的辉煌，更实现了美国情报工作的重点转移、实现了由传统情报工作向现代情报事业的转变，开创了美国情报工作的新局面，并直接催生了中央情报局。
杜诺万，在中央情报局深深打上自己印记的第一人，一个让中央情报局永远纪念的人。
艾伦？杜勒斯
艾伦？杜勒斯出身于美国的名门望族，他的祖父、叔父和哥哥都担任过美国的国务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杜勒斯参加了战略情报局，在瑞士指挥对德国的谍报网，并成功地争取了在意大利北部的所有轴心国部队缴械投降。由于在第二次事件大战中的杰出表现，他获得了自由勋章、功绩勋章和总统颁发的奖章。
1953年2月28日，艾伦？杜勒斯正式就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一干就是八年，成为迄今为止任职时间最长地中央情报局局长。此时，杜勒斯56岁，已经年届花甲，头发灰白，戴着一付眼睛，叼着一只烟斗，颇有学者派头，给人一种斯斯文文的感觉。但实际上他却精力充沛、老谋深算、极有心计。美国人都戏称他为中央情报局的“狐狸局长”。
杜勒斯对中央情报局的贡献在于，他顶住了麦卡锡对中央情报局的攻击，使得中央情报局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取代了国务院的作用，成为推行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工具，提高了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国内的威望。
20世纪40年代末，“共产主义威胁”论在美国悄然兴起，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是其中的狂热鼓吹者，并于50年代初在美国掀起了一股大清洗、大迫害狂潮，形成了反苏反共的恐怖。“麦卡锡主义”成了反共迫害狂的代名词。
杜勒斯接掌中央情报局不久，就与麦卡锡展开了斗争。1953年3月，麦卡锡迫使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发表公告，准许麦卡锡干预国务院的工作。6月，麦卡锡就将矛头指向了中央情报局。他宣布：“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至少有一百名共产党分子隐藏在庞大的中央情报局内部。红色势力最危险，我要尽一切努力将他们挖出来。”麦卡锡以为他的话就会像惊雷一样炸慌中央情报局，他可以像在国务院一样在中央情报局为所欲为。但是，他没有想到，才当上中央情报局局长几个月的艾伦？杜勒斯根本不理他的茬。艾伦？杜勒斯援引法律关于中央情报局的规模、雇佣的人员和人事档案材料对外保密的规定，依托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保护，对麦卡锡的胡说毫不理睬，维护了中央情报局的稳定和正常工作秩序。
1953年9月，杜勒斯再一次顶住麦卡锡的压力，保护自己的下属迈耶。这一次麦卡锡是通过联邦调查局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