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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遇刺身亡。斯大林借此开始大肆运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秘密警察力量和手段，对所有异己人物和势力进行无所不至的监视和调查，随后，以彻底剪除为目的而大加杀戮。首当其冲被蒙上不白之冤的是布尔什维克的早期革命活动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到1935年1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司法人民委员会以参与谋杀基洛夫的罪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进行了旷日持久的“精心审判”，并于1936年8月将他们处决。
1936年，雅戈达因为“不能胜任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集团的斗争”而被斯大林免去了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先是改任邮电人民委员，其后不久，他被当作了布哈林的同谋而被指控为反革命杀人犯和外国资产阶级的间谍而被解除了职务，在经过司法人民委员会形式上的公开审判之后，就被他当初的下属枪决了。
在雅戈达之后继任内务人民委员会领导职务的是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叶若夫。后人关于叶若夫的描写都不免带有几分神秘而生动的笔触：这是一个身高只有1。54米、言行不同常人的“冷血侏儒”。
内务人民委员会不仅没有因为其领导层的换马而中止在苏联全国范围之内的大规模清洗，而且，在叶若夫“明智地吸取了”他的前任最终身败名裂的教训之后，更加变本加厉地运用斯大林赋予他本人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几乎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庞大、高效的组织体系，继续推动着这场波及整个苏联所有角落的运动。叶若夫比他的前任更加“具有创造性地”执行着对苏联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的整肃，主要表现于他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揭发党和革命的敌人”的告密运动，并以此结合秘密监视、侦察和刑讯逼供等手段，使整个苏联从国家党政的核心机构，到边远的集体农庄，不论是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还是文学、艺术界的著名作家、演员，几乎人人自危，对谁都不敢相信，包括自己的家人和最知心的朋友。他在对国外加强情报侦察的同时，将许多当时著名的苏联驻西方国家的外交官也列入了他的清洗名单。为了加强对国外渗透派遣工作的管理和指导，1936年9月，叶若夫特别建立了“特殊任务局”。
1938年12月8日，按当时苏联官方报纸的说法，“经叶若夫本人的要求”，他被免职。此后，叶若夫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并神秘地消失了。
贝利亚时代——再一次权力膨胀
叶若夫被撤职后，1938年，他先前的助手又接替了他内务人民委员会领导人的职务，这个人就是曾在卫国战争前后的苏联政坛上炙手可热、显赫一时的重要角色——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
贝利亚上台后首先将叶若夫时期重用的助手和亲信清理出内务人民委员会。对于他来说，这一步骤至关重要，不仅在中央机关，就连地方内务系统中曾热衷于听命叶若夫的效忠者也难逃厄运。1939年2月，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议题包括检讨前一时期在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国家机关中进行大规模清洗的过激行为，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了“批评内务人民委员会滥施职权致使以肃清十月革命以来混入苏联共产党内异己分子为目的的清洗运动无限制地扩大化错误”的决议案。而且，责成新任的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贝利亚对前一时期内务人民委员会所做的工作进行调查。经过这次苏（布）共中央全会之后，贝利亚在苏共中央的地位基本确立，他在内务人民委员会清除异己的行动也就更加名正言顺了。1939年3月，在苏联共产党（布）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贝利亚当选为政局候补委员。
客观地说，到了30年代末期，尤其是1939年以后，苏联秘密政治警察机关对国内和党内的清洗、迫害行动已有所收敛（尽管逮捕苏共党内高级干部和普通党员的事件仍然时有发生），许多在叶若夫时期已经被立案收审的苏联共产党和国家政府机关的高级干部获得了平反，中下级普通党员干部中有数万人被宣布无罪释放。特别时在苏联红军中，一大批高级将领被恢复了职务和工作。
1939年9月，法西斯德国军队进入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尽管《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刚刚于同年的8月23日在莫斯科签字生效，但是德国、意大利以及日本的结盟和西方阵营竭力将法西斯势力向社会主义苏联诱导的“祸水东引”行动，已经对苏联的国际安全环境构成了严重的现实威胁。为此，有效地防范来自法西斯阵营和西方国家的间谍和情报渗透，成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首要任务之一。同时，为了在随时可能发生巨变的国际阵营对垒中占据最主要的地位，掌握更多的王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和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一直联手，积极向苏联境外派遣和发展情报人员，努力编织跨国间谍网。
1941年2月，在欧洲战事对苏联的威胁日益加剧的形势下，苏联秘密情报机构在组织结构上又一次发生了变化。国家安全总局再一次从内务人民委员会中分离出来，改名称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与内务人民委员会平行分成两个部，独立开展工作。但是到了这一年的7月，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又合并在一起。无论是分，还是合，把持这两个特别部门最高领导权的核心人物始终是受到斯大林高度信任的贝利亚。然而，促使这次苏联政治秘密警察系统再次改组的主要原因，除了迫在眉睫的战争以外，以前国家安全总局所管辖的工作过多、过杂也是原因之一。
40年代初，内务人民委员会通过国家安全局对苏联国内的许多重要工业部门实现了相当程度的控制。因为，在这一时期的苏联经济发展政策中，优先进行重点建设的许多大型军事工业、能源工业和矿藏开发大都分布在乌拉尔以东的广大西伯利亚地区，由于这里是俄罗斯历史上传统的流放地，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每次肃反和清洗运动之后，都有大批犯人被遣送到这里来，从事各种艰苦条件下的工作。对这一大批犯人的看押和管理，从契卡时期起就一直由苏维埃的特设机构负责。然而，到了这个时期，这一部分与秘密情报工作几乎毫不相干的任务，越来越繁重地压在国家安全总局的工作人员和机构的身上，这不仅大大分散了苏联国家主要秘密情报机构从事主要工作的精力，而且对内与对外、秘密与公开几种重要职能的相互混杂，也触犯了秘密情报工作的大忌。
尽管如此，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秘密情报机关在贝利亚的主持之下依然享有极大的权力，其工作所涉及的领域，早已超过了一般国家同等部门的范围。自1923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以来，各加盟共和国与中央、与俄罗斯，及至相互之间的关系并非十分巩固。1941年，德国法西斯入侵以后，各个以非俄罗斯民族为主体的加盟共和国及其各地的非俄罗斯少数民族与苏联中央政府以及俄罗斯之间的裂痕被扩大了，一些苏联版图上的小民族出于从沙皇时期起就对俄罗斯人产生的积怨，对德国人的到来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反感，而且个别地方的少数民族还与德国人建立的傀儡政权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愉快合作”。这种行为自然大大地触怒了斯大林。结果，在卫国战争结束以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被授权对分别生活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的卡尔梅克人、生活在西伯利亚地区的朝鲜人和生活在南高加索地区的车臣——印古什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强制性迁徙。尽管到后来的苏联“政治解冻”的时期，这些少数民族都陆续迁回了原来的聚居地，但是，这种民族敌视和民族消灭政策推行的结果，使苏联各民族之间，尤其是各少数民族与俄罗斯人之间的心理隔阂，却再也难以消除，而且愈演愈烈。
为克格勃铺上最后一块砖
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之后，苏联秘密警察机关和间谍情报组织的工作重点全部转向了为战争的胜利服务。一开始，这一系列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都交由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国家安全总局和总参谋部的情报总局负责。在战争时期，针对敌人在苏联境内的各种秘密情报和颠覆活动，在贝利亚的支持下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部门——“消灭间谍局”，具体负责对内侦察和对外防止外国间谍组织的渗透与颠覆，对外则一方面负责对敌后进行侦察和破坏，另一方面还负责向敌对国家派出间谍搜集情报。由于“消灭间谍局”成立的内部背景和战争时期特殊的要求，这个组织的所有工作自然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并且享有着很大的权力。在卫国战争中，“消灭间谍局”在苏联军队各战线和方面军中都设立了派出机构和特派人员，在后方和敌后也活跃着无数为它工作的组织和小分队。
1942年，“消灭间谍局”的职权经过了进一步分离之后，正式交由最高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总局领导。这样，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总体指导之下，国家安全总局责成“消灭间谍局”承担以下几个方面的职责：
1、深入敌后，组织当地分散的苏联军队和游击队对德军的指挥、通信、后勤补给等要害设施进行破坏、干扰行动；调查当地在德伪政权中为敌人效力的苏联人，对其中罪恶极大和已经对苏联人民构成危害的适时予以处决；消除当前或战后的隐患，侦察并破坏德军在当地建立的谍报网。
2、在后方严查敌方派遣的间谍和为敌方服务的通敌分子；及时发现敌人空投的伞兵和进行秘密渗透破坏的小股部队；严厉查处逃往后方的变节逃兵。在侦察和处置从事上述敌对活动的目标时均有权执行死刑。
3、在苏联军队收复的地区对有与德国军队合作嫌疑的所有苏联公民进行调查；调查敌军撤退时可能布置的谍报网与破坏活动组织；秘密调查苏联军队解放的非苏维埃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对苏联的态度。
4、借敌军撤退和战争难民迁徙机会，向德国以及西方国家进行渗透；了解战争中被法西斯军队掠走的贵重文物和财产的去向；跟踪调查罪大恶极的德国战争罪犯和逃亡国外的俄奸分子；争取获得德国最新的军事科学及其他学科的尖端成果和机密，监视、跟踪并将掌握这些机密的专家和官员伺机裹胁入境。
这一系列的工作需要“消灭间谍局”与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其他部门以及军方的密切协调、合作，因而要求它的领导人不仅具有全面地组织指导以上工作的能力，还必须是一个能够协调几个重要职能部门之间关系的核心性人物。因此，在苏联当时的特殊政治背景下，这就要求他必须是个能够取得最高领导层绝对信任的人物。出于以上考虑，斯大林任命维克多·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中将担任“消灭间谍局”局长职务。
1943年4月，国家安全总局最终由内务人民委员会再次分离出来，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