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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而已。他那一双手，出色极了，真是内行极了。我真是太幸运了，很明显 ，那就好比是一种技艺，他的确有那种技艺，该怎么做，怎么说，他不自知，但行之无误，十分准确。他把我当作妓女，下流货，他说我是他唯一的爱，他当然应该那么说，就让他那么说吧。他怎么说，就让他照他所说的去做，就让肉体按照他的意愿那样去做，去寻求，去找，去拿，去取，很好，都好，没有多余的渣滓，一切渣滓都经过重新包装，一切都随着急水湍流裹挟而去，一切都在欲望的威力下被冲决。
城市的声音近在咫尺，是这样近，在百叶窗木条上的摩擦声都听得清。声音听起来就仿佛是他们从房间里穿行过去似的。我在这声音、声音流动之中爱抚着他的肉体。大海汇集成为无限，远远退去，又急急卷回，如此往复而已。
我要求他再来一次，再来再来。和我再来。他那样做了。他在血的润滑下那样做了。实际上那是置人于死命的。那是要死掉的。
他点燃一支烟，把烟拿给我吸。对着我的嘴，他放低声音对我讲了。
我也悄声对他说了。
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是怎样的，我站在他的地位上代他讲了，因为，他身上有一种基本的美雅他并不知道，我代他讲了。
现在已经是黄昏时分。他对我说：将来我一生都会记得这个下午，尽管那时我甚至会忘记他的面容，忘记他的姓名。我问自己以后是不是还能记起这座房子。他对我说：好好看一看。我把这房子看了又看。我说这和随便哪里的房间没有什么两样。他对我说，是，是啊，永远都是这样。
我再看看他的面孔，那个名字也要牢记不忘。我又看了那刷得粉白的四壁，开向热得像大火炉的户外的窗上挂着的帆布窗帘，通向另一个房间和花园的另一扇有拱顶的门，花园在光天化日之下，花木都被热浪烤焦了，花园有蓝色栅栏围住，寻栅栏就和湄公河岸上沙沥列有平台的大别墅一模一样。
这里是悲痛的所在地，灾祸的现场。他要我告诉他我在想什么。我说我在想我的母亲，她要是知道这里的真情，她一定会把我钉杀掉。我见他挣扎了一下，动了一动。接着他说，说他知道我母亲将会怎么说，他说：廉耻丧尽。他说，如果已经结婚，再有那种意念决不以容忍。我注意看着他。他也在看我，他对这种自尊心表示歉意。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们笑了。我问他，像我们，总是这样悲戚忧伤，是不是常有的事。他说这是因为我们在白天最热的时候=屏蔽广告=。他说，事后总是要感到心慌害怕的。他笑着。他说：不管是真爱还是不爱，心里总要感到慌乱，总是害怕的。他说，到夜晚，就消失了，黑夜马上就要来临。我对他说那不仅仅因为是白天，他错了。我说这种悲戚忧伤本来是我所期待的，我原本就在悲苦之中，它原本就由我而出。我说我永远是悲哀的。我说我小的时候拍过一张照片，从照片上我就已经看到这种悲哀。我说今天这份悲哀，我认为它是与生俱来，我几乎可以把我的名字转给它，因为它和我那么相像，那么难解难分。今天，我对他说，这种悲哀无异也是一种安舒自在，一种沦落在灾祸中的安乐，这种灾祸我母亲一直警告我，那时她正在她那荒凉空虚的一生中啼号哭叫，孤苦无告。我告诉他：母亲对我讲的一切，我还不太理解，但是我知道，这个房间是我一直期待着的。我这样诉说着，并不需要回答。我告诉他说，我母亲呼唤的东西，她相信那就是上帝派来的使者。她呼号叫唤，她说不要等待什么，不要期待于任何人，任何国家，任何上帝。他看着我，听着我这样说，眼光一刻也不曾离开我，我说话的时候，他看着我的嘴，我没有穿衣服，赤身在外，他抚摩着我，也许他没有听，有没有听我不知道。我说我并不想搞出祸事来，我觉得那是一个个人的问题。我向他解释，靠我母亲的工资吃饭穿衣，总之活下去，为什么偏偏这么难。我说着说着说不下去了。他问：那你怎么办？我告诉他：反正我在外面，不在家里，贫穷已经把一家四壁推倒摧毁，一家人已经被赶出门外，谁要怎么就怎么。胡作非为，放荡胡来，这就是这个家庭。所以我在这里和你搞在一起。他压在我身上，猛烈冲撞。我们就这样僵在那里不动了，在外面的城市喧嚣声中呻吟喘息。那闹声我们还听得见。后来，我们就什么也听不见了。
吻在身体上，催人泪下。也许有人说那是慰藉。在家里我是不哭的。那天，在那个房间里，流泪哭泣竟对过去、对未来都是一种安慰。我告诉他说，我终归是要和我的母亲分开的，甚至迟早我会不再爱我的母亲。我哭了。他的头靠在我的身上，因为我哭，他也哭了。我告诉他，在我的幼年，我的梦充满着我母亲的不幸。我说，我只梦见我的母亲，从来梦不到圣诞树，永远只有梦到她，我说，她是让贫穷给活剥了的母亲，或者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在一生各个时期，永远对着沙漠，对着沙漠说话，对着沙漠倾诉，她永远都在辛辛苦苦寻食糊口赕了活命，她就是那个不停地数说自己遭遇的玛丽·勒格朗·德鲁拜，不停地诉说着她的无辜，她的节俭，她的希望。
第六章
暗夜透百叶窗来到了。嘈杂声有增无减。闹声响亮剌耳，不是低沉的。路灯发红的灯泡亮起来了。
我们从公寓走出来。我依旧戴着那顶有黑饰带的男帽，穿着那双镶金条带的鞋，嘴唇上搽着暗红唇膏，穿着那件绸衫。我变老了。我突然发现我老了。他也看到这一点，他说：你累了。
人行道上，人群杂沓，十分拥挤，人流或急或缓向面八方涌去有几股人流推挤出几条通道，就像无家可归的野狗那样肮脏可厌，像乞丐那样盲目又无理性，这里是一群中国人，在当今那繁华兴旺的景象中我又看到了他们，他们走路的方式从容不迫，在人声嘈杂中，孤身自立，可以说，既不幸福，也不悲戚，更无好奇之心，向前走去又像是没有往前走，没有向前去的意念，不过是不往那边走而从这里过就是了，他们既是单一孤立的，处在人群之中对他们说又从来不是孤立的，他们身在众人之间又永远是孑然自处。
我们走进一家有九层楼的中国饭店，这些中国饭店占有几幢大楼的全部楼面，大得像百货公司，又像军营，面向市面的一面筑有阳台、平台。从这些大楼发出的声音在欧洲简直不可想象，这就是堂倌报菜和厨房呼应的吆喝声。任何人在这种饭店吃饭都无法谈话。在平台上，有中国乐队在奏乐。我们来到最清静的一层楼上，也就是给西方人保留的地方，菜单是一样的，但闹声较轻。这里有风扇，还有厚厚的隔音的帷幔。
我要他告诉我他他的父亲是怎么发迹的，怎样阔起来的。他说他讨厌谈钱的事，不过我一定要听，他也愿意把他父亲的财产就他所知讲给我听。事情起于堤岸，给本地人盖房子。他建起住房三百处。有几条街属他所有。他讲法语带有巴黎音稍嫌生硬，讲到钱态度随随便便，态度是真诚的。他父亲卖出原有的房产，在堤岸南部买进土地盖房子。他认为，在沙沥有一些水田已经卖掉了。我问他关于瘟疫的问题。我说我看到许多街道房屋整个从入夜到第二天禁止通行，门窗钉死，因为发现了黑死病。他告诉我这种疾病这里比较少见，这里消灭的老鼠比偏僻地区要多得多。他忽然给我讲起这种住房的故事来了。这种里弄房屋比大楼或独门独户住宅成本要低得多，与独家住户相比，更能满足一般市民居住区居民的需要。这里的居民，特别是穷人家，喜欢聚居，他们来自农村，仍然喜欢生活在户外，到街上去活动。不应当破坏穷苦人的习惯。所以，他的父亲叫人建筑成套的沿街带有骑楼的住房。这样，街道上显得非常敞亮可喜。人们白天在骑楼下生活，天太热，就睡在骑楼下面。我对他说，我也喜欢住在外面走廊里，我说我小的时候，觉得露天睡觉理想极了。突然间，我感到很不好受。只是有点难受，不很厉害。心跳得不对头，就像是移到他给我弄出的新的创口上直跳，就是他，和我说话的这个人，下午求欢取乐的这个人。他说的话我听不进，听不下去了。他看到了，他不说话了。我要他说。他只好说下去。我再次听着。他说他怀念巴黎，想得很多。他认为我和巴黎的女人很不相同，远不是那么乖觉讨喜。我对他说修建房子这笔生意也未必就那么赚钱。他没有再回答我。
在我们交往期间，前后有一年半时间，我们谈话的情形就像这样，我们是从来不谈自己的。自始我们就知道我们两个人共同的未来未可预料，当时我们根本不谈将来，我们的话题就像报纸上的新闻一样，内容相同，推理相逆。
我对他说，他去法国住下来，对他来说是致命的。他同意我的看法。他说他在巴黎什么都可以买到，女人，知识，观念。他比我大十二岁，这让我感到可怕。他说着，我在听，又说什么他是受骗了，还说什么他反正是爱我的，说得很有戏剧味儿，说得既得体又真挚。
我对他说我准备把他介绍给我家里的人，他竟想逃之夭夭，我就笑。
他不擅于表达他的感情，只好采取模仿的办法。我发现，要他违抗父命而爱我娶我、把我带走，他没有这个力量。他找不到战胜恐惧去取得爱的力量，因此他总是哭。他的英雄气慨，那就是我，他的奴性，那就是他的父亲的金钱。
先时我讲到我两个哥哥的情况，他已经是很害怕了，他那副假面仿佛给摘掉了。他认为我周围所有的人无不在等待他前去求婚。他知道在我家人的眼里他是没有希望的，他知道对于我一家他只能是更加没有希望，结果只能是连我也失去。
他说他在巴黎是念商科学校，最后他说了真话，他说他什么书也不念，他父亲断了他的生活费，给他寄去一张回程船票，所以他不得不离开法国。召他回家，是他的悲剧。商科学校他没有读完。他说他打算在这里以函授方式学完那里的课程。
和我家人会见是在堤岸请客吃饭开始的。我母亲和哥哥都到西贡来了，我和他说，应该在他们不曾见到过、见识过的中国大饭店请他们吃饭。
几次晚饭请客的经过情况都是一样的。我的两个哥哥大吃大嚼，从不和他说话。他们根本看也不看他。他们不可能看他。他们也不会那样做。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尽力看一看他，那他们在其他方面就可以用功读书了，对于社会生活基本准则他们也就可以俯首就范了。在吃饭的时候，只有我母亲说话，她讲得也很少，起初尤其是这样，她对送上来的菜肴讲上那么几句，对价格昂贵讲一讲，接下去，就缄口不说了。他么，起初两次吃饭，自告奋勇，试图讲讲他在巴黎做的傻事这一类故事，没有成功。似乎他什么也没有说，似乎也没有听人说他。沉默之间，几次试图谈话，不幸都没有效果。我的两个哥哥继续大吃大喝，他们那种吃法真是见所未见。
他付账。他算算是多少钱。把钱放在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