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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曾经对寄宿学校的女校长说：没有关系，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你不是看到了吗？这么一件小小的旧衣衫，这样一顶浅红色的帽子，这样一双带镶金条带的鞋子，她穿起来不是很合适、很得体吗？这位母亲讲到她的孩子总是如醉如痴，很是高兴，相对地说，她在那样的时刻，总是很动人的。寄宿学校的年轻女学监也热烈地倾听母亲讲话。母亲说，所有的人，地区所有的男人，不论已婚还是未婚，都围着她转，总是在她身前转来转去，他们喜欢这个小姑娘，喜欢那个嘛，还没有怎么定型，你看，还是一个小孩嘛。丢人现眼，没有廉耻，那些人这么说？我么，我说，不顾廉耻，清白又怎样？
母亲讲着，说着，讲到那种大出风头的卖淫，她笑出声来，她又讲到丑闻，讲这种微不足道的可笑的事，戴了一顶不合时宜的帽子，小孩子在渡河的时候显得漂亮，美得很，她对这里法国殖民地这种难以抵制的风气笑了又笑，她说，我讲到这个白净净的白人女孩子，这个年轻姑娘一直关闭在偏僻地区，一旦来到大庭广众之下，全城眼见目睹，和一个中国人的败类有了牵连，戴上钻石戒指像是一个年轻的银行老板娘，说着说着她又哭起来了。
在她看到那个钻石指环的时候，她曾经轻声说：这让我想起我和我第一个丈夫订婚时曾经遇到的一个独身小青年。我说就是那位奥布斯居尔先生。大家都笑了。她说：那就是他的姓，真的，真是那样。
我们互相看着，这样看了很久，后来，她又笑了，笑得非常甜美，还带有嘲弄的意味，那样的笑包含着对自己的孩子、对他们以后的遭际有深切了解和关注。她对他们的了解如此之深，我几乎没有把堤岸的事讲出来。
我终于没有说出口。我根本没有讲。
在开口再和我说话之前，她等了很长时间，后来她说，满怀爱意地说：你以为事情过去了？在殖民地你根本不能结婚，知道不知道？我耸耸肩，笑了。我说：我愿意的时候，管它什么地方，我都可以结婚。母亲表示不同意。不行。她说：在这里搞得满城风雨，在这里，就办不到。她望着我，她还讲了一些令人难忘的事情：他们喜欢你？我回答说：是这样，反正他们喜欢我。她说：正是这样，他们喜欢你，就因为你是你。
她还问我：仅仅是为了钱你才去见他？我犹豫着，后来我说：是为了钱。她又把我看了很久，她不相信。她说：我和你不一样，在读书这件事上，我比你更苦，不过我是严肃的，我规规矩矩念书，这段时间拖得太长，也太迟了，所以对于欢乐我已经不感兴趣了。
有一天，那是在假期，在沙沥，她脚搁在椅子上，坐在摇椅上休息，她把客厅和餐室的门对面打开让穿堂风吹过来。她心气平静，情绪也不坏。见她小女儿来了，她突然很想和她谈谈。
那时，与放弃修海堤的土地，到事情最后结束相去不远，与后来动身回法国的时间也很接近。
我看着她坐在摇椅上睡着了。
我母亲每隔一段时间总要宣布说：明天到照相师那里去拍照。她抱怨照相定价很贵，但还是要拿出钱去拍家庭照。拍出的照片大家都看，但彼此之间谁也不看谁，只是看照片，各自分别去看，大家都不说话 ，不加评论，大家都看照片，大家在照片上互相看来看去。全家在一起合拍的照片要看，一个一个分别拍的也看。在很久之前拍的照片上，大家都还年幼，互相看来看去，在新近照的照片上，大家也是你看我我看你互相看。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之间就已经不大相同，有了很大的差别。这些照片每一次看过，就要整理好存放在衣橱里和衣物放在一起。我母亲让人给我们拍照，目的是为了看看我们，看看是不是成长正常。她同所有母亲一样，我们也像别的孩子那样，总是长时间去看那些照片。她还拿几张照片互相比较，还讲讲每个孩子如何在成长、长大。但谁也不去答放大话。我母亲专是请人给她的孩子照相。此外一律不照。在永隆拍的照片，我没有，一张也没有，花园、大河、法国征服殖民地后修建的两旁种有罗望子树的笔直大马路，这样的照片一张也没有拍过，房屋，我们的栖身之地，刷着白石灰，摆着涂有金饰黑色大铁床的住屋，装着像大街上发红光的灯泡、绿铁皮灯罩，像教室那样照得通亮的房间，这样的照片一张也没有拍过，我们这些住所真叫人无法相信，永远是临时性的，连陋室都说不上，丑陋难看就不说了，你见了就想远远避开，我的母亲不过是暂时寄居在这一类地方，她常常说，以后再说，设法找到真正适宜长居久住的地方，不过那是在法国，她这一生一直在讲一定要找到那样的地方，同她的脾性、她的年龄、她的悲苦心境相适合的地方，要到下加来与两海之间去找。所以那样的照片一张也没有拍，任何形象也没有留下。后来她在卢瓦尔省定居，终于永远留在这里没有再迁徙，她的居屋仍然像沙沥那样一个房间，真是可怕。以后她就什么也记不起，都有忘记了。
某些地方、某些风景的照片，她是从来不拍的，除开给我们、她的孩子拍照以外，其他的照片她都不拍，她让人拍照片多半是让我们合拍，花钱可以省一些。我们有些照片不是照相师拍下来的，而是摄影爱好者拍的，是我母亲的朋友，初到殖民地的同事，他们喜欢拍热带风景，拍可可树和苦力的照片，为了寄回家去让家人看的。
我母亲回国度假总是把她的孩子的照片带回去拿给她的家人看，这真是不可思议的怪事。我们都不愿意到她家去。我的两个哥哥根本不认识我母亲的娘家。我年纪最小，起初她带我去过。后来我没有再去，因为，我的姨母因为我行为不检不愿意让她们的女孩子见到我。无法，我母亲只好把我们的照片拿给她们去看，所以我母亲把这些照片拿出来，把她的孩子的照片拿给她的姐妹去看，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她本来就应该这样，她也是这样做的，她的姐妹，是她家仅有还活在人世的人，所以她才把一族人的照片拿给她们去看看。是不是从这个女人的处世态度上可以看到一点什么？从她处事决不半途而废、决不撒手不管，如对待自己的姐妹，对待艰难困苦，是不是也可以看到一些什么呢？我相信是可以看到某种东西的。恰恰在这种属于种族的荒诞的大智大勇之中，我发现有一种深邃的动人的美。
在她白发苍苍年老的时候，她依然还是要找摄影师照相，她是独自一人去的，穿着她那件很好看的暗红色裙衫，戴着她那两件首饰，她的长项链和镶玉金别针，就是那块四周镶金的玉石。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她的头发梳得美好，不带一点波折，很好的形象。本地有钱的人死期临近，也去照相，一生只照片这一次。那种照片放得很大，大小是同一个格式，镶在好看的金镜框内，挂在先祖祭台之旁。照这种照片的人我见过不少，拍出的照片几乎一样，惊人地酷似。不仅因为年衰人老而彼此相像，而且因为人像都被修饰描绘过，永远都是这样，颜面上的特征，如果拍出来的话，经过这样修饰，也就抹去看不见了。人的面目经过这样一番修饰，才能正面迎对永恒，人的面貌经过橡皮涂改，一律变得年轻了。人们所祈求的原也是这样。这种相像——这样的谨慎——对他们在家族中走过来的经历的回忆想必相互适应，既证实了他所具有的特质，也成他确实存在的明证。他们愈是彼此相像，他们归属于家族各不同辈份这一点也愈加不容置疑。何况所有男人头上都有相同的头巾，所有女人都梳着一样的发髻，同样直直长长的发式，男人女人一律都穿同样的竖领长衫。他们都是一样的神态，我在他们所有的人中间看到的就是这种神态。在我母亲穿着红衫裙的照片上显现出来的就是这种神情，也就是他们那种神态，那样一种风姿，有人也许说是高贵，有人大概认为是个性全无。
关于那件事他们是讳莫如深不再提起了。既然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娶她的事也就不再试图在他父亲面前旧事重提。这位父亲怎么一点也不可怜他的儿子。他对什么人都不存什么怜悯之心。在所有本地区操纵商界的中国移民当中，这个住在镶有蓝色琉璃砖平台的中国商人，是最为可怕、最为富有的一个，他的财产不限于沙沥一地，并且扩展到堤岸，堤岸本是法属印度支那的中国都城。堤岸那个男人，他心里明白：他父亲作出的决定和他作为儿子作出的决定是二而一，他们的决心是不可挽回的。最低限度他已经开始懂得他和她分手任她走掉是他们这段故事的佳兆。他知道女方不属具备婚嫁必要条件那一类人，从任何婚姻她都可以得到补偿，他知道必须抛开她，忘掉她，把她还给白人，还给她的兄弟。
自从他为她那副身躯发疯入迷以来，这个少女对于占有他、对于他的瘦弱，已不再感到难以忍受，奇怪的是她的母亲也不像她在此之前感到有那种不安，似乎她也觉得他那身躯差强人意，勉强可取，换一个也差不了多少。至于他，作为堤岸的一个情人，他认为这个小小的白种女人在成长中受到极为强烈的炎热气候的损害。他自己，他也是在这种炎热气候中出生、长大的。在这一点上，他觉得他们同病相怜好像是血亲一族。他说在这里——在这个难以忍受的纬度上度过的岁月已经使她变成印度支那地方的少女了。他说她有同印度支那少女一样柔美纤巧的双腕、同她们一样浓密的长发，也许可以说这长发为她们汲取到全部力量，也使她的头发长长的同她们的长发一样，尤其是皮肤，全身肌肤因有雨水滋润而细美，在这里蓄下的天落水是用来给女人和小孩沐浴的。他说法国女人和她们相比，皮肤是生在僵硬的身体上的，是粗糙的。他还说热带地区食物贫乏，无非鱼与鲜果，不过对于肌肤细美也有一些作用。还有，棉布和丝绸用来做成衣服，衣服一向是宽舒的，不贴在身上，身躯自由轻适，就像赤身不曾穿衣一样。
堤岸的情人，对这个正当青春期的小小白种女人一厢情愿甚至为之入迷。他每天夜晚从她那里得到的欢乐要他拿出他的时间、他的生命相抵。他几乎没有什么话可以对她说了。也许他认为他讲给她听的有关她的事、有关他不理解、不能也不知怎么说的爱，她根本就不可能理解。也许他发觉他们从来就不曾有过真正的交谈，除非夜晚在那个房间里哭泣呼叫之中曾经相呼相应。是的，我相信他并不知道，他发现他是不知道。
他注目看着她。他闭上眼依然还在看着她。他呼吸着她的面容。他呼吸着眼前的一个孩子，他两眼闭着呼吸着她的呼吸，吸取她身上发出的热气。这身体的界限渐渐越来越分辨不清了，这身体和别的人体不同，它不是限定的，它没有止境，它还在这个房间里不断扩大，它没有固定的形态，时时都在形成之中，也不仅仅在他所见的地点存在，同时也存在于别的地方，它展现在目力所及之外，向着运动，向着死延伸而去，它是柔韧多变的，它在欢乐中启动，整体随之而去，就像是一个大人，到